欧 波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2009年，随州市文峰塔工地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随州市博物馆进行了发掘。《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刊登了其M1、M2两座墓葬的发掘简报，并有钟铭的拓片和摹本。M1为曾侯与墓，其出土的铭文编钟10件，皆有铸铭。其中一号编钟上有铭文169字，合文1字，重文1字，主要纪录了春秋末期吴楚之战的史事。二号编钟残破，残钟铭文与一号编钟铭文基本相同。

“隹王五月”，“五”字旧多释为“正”，此从董珊说释为“五”。，学者多隶定为，此处隶定为，字从从爪从止从。《说文·口部》：“舌，塞口也。从口氒省声。，古文从甘。”可读为“适”。字，有学者隶定为，读为庸。此字中间所从为帝，当从帝声。，学者多隶定为，读为汭。此从沃从土，当读为沃，陈剑先生已指出[1]，有学者隶定为謞，此从李天虹先生释为，读为就，意为归依、依附[2]。

关于此钟的时代，发掘报告指出：铭文所记即与“吴师入郢之役，楚王避险于随”的历史事件相应合。《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吴伐楚入郢之役”时间在公元前506年，因此可以肯定编钟的铸造是在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之后。依据铭文首句的“正月甲午”，依周历，此编钟当是公元前497年的器物。同墓3号编钟钟铭有“隹王十月，吉日庚午”，发掘报告依夏历，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504年。这里有一个问题，同墓出土的两个编钟，发掘报告确定其年代时分别用周历和夏历两种不同的历法。这是因为如果都用周历，3号编钟“十月庚午”就应当在公元前473年，与1号钟相差了24年，发掘报告注意到年代跨度过大，因此采用了不同的历法。

我们认为两钟铭开头皆用“隹王”，记月称“王”，明确是周历，两钟所用历法皆为周历。而1号钟铭开头是“隹王五月”，不是“正月”。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依周历，公元前506年后五月有甲午日为前461年。十月有庚午日为前473年和443年，这里取公元前473年。据此，曾侯与可能是曾侯乙之父，钟铭为追记公元前506年曾国帮助楚复国之事。以公元前475年为战国之始，此钟的铸造时代在战国初年。

二、南公非南宫括

对于铭文中的“南公”，黄凤春等依据唐兰先生的意见，指出本铭的“南公”是南季载[3]。但学者多认为南公为南公括，李学勤先生指出，此处“伯”即《尚书·君奭》的“南宫括”，《论语·微子》作“伯适”[4]。此字是否读为“括”难以确定。青铜器铭文中南公和南宫并见。

西周早期的安州六器有人名“南宫”，如中觯（《殷周金文集成》①6514）[5]：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侯四马夷，南宫贶。中方鼎（《集成》2751，2752）：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眚南国贯，行执王位，在夒真山，中乎归生凤于王，执于宝彝。西周晚期的南宫乎钟（《集成》181）：司土南宫乎作大林协钟。柞伯簋：王命南宫率王多士[6]。南宫柳鼎（《集成》2805）：武公右南宫柳。而“南公”除了见于本钟铭外，还见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集成》2837）：型乃嗣祖南公。西周晚期的南公有司鼎（《集成》2631）：南公有司作尊鼎。

安州六器的“南宫”，学者多认为其为西周早期的重臣南宫括。南宫乎钟，南宫柳鼎的“南宫”，学者认为其为氏。大盂鼎、南公有司鼎的“南公”，则为对长辈的尊称。从现有铭文材料看，南公和南宫为两个不同的姓氏，南公还可以是一种尊称，没有明确证据能说明南宫和南公为一人或同族。

我们认为，南宫括和伯适并非一人。《论语·微子》：“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八士，《诗·思齐》孔《疏》引郑玄说以为是周公相成王时人。《国语·晋语四》文王即位，“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韦昭注：“贾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汉书·古今人表》列“周八士”在中上，在成叔武、霍叔处之前，亦以为是文王时人。清华简三《良臣》简 2、3“文王又（有）闳夭，又泰颠，又柬（散）宜生，又南宫适，又南宫夭，又芮白（伯），又白（伯）适，又师上（尚）父，又虢弔。”[7]徐元诰《国语集解》：“考《逸周书·克殷解》：‘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忽即仲忽，百达即伯达，当依古记。”[8]《晋语四》和清华简《良臣》中南宫括和伯适并见，可见南宫括与本铭的伯适并非一人。南宫括为周初大臣，而且周初以南宫为氏的大臣不止一人。本铭文中的伯适和南公当是一人，为曾国始封之君，本名伯，伯为行第，为其名，文王“八士”之一，为掌管山泽的虞官，南公则是后人对其的尊称。西周早期伯方鼎（《集成》2190）：伯作尊宝彝。作器者为伯。从走声，从止从声，止与走在古文字偏旁中可以互换，、爪为饰笔。伯与本铭的伯当为同一人。被尊称为南公的伯适也不是周文王的幼子南季载。

三、曾国之地与“君卑淮夷”

铭文开头云“伯适上帝，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沃土，君卑淮夷，临有江”，可知曾国受到分封之初，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君卑淮夷”。文峰塔墓地和叶家山墓地皆为曾国墓地，其中文峰塔墓地时间较晚，可能在春秋末战国初，而叶家山墓地时代较早，学者多认为其时代早至西周早期[9]，可见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晚期的曾侯乙时代，曾国皆在随州地区。文峰塔墓地和叶家山墓地皆在今随州市区，可见曾国的核心地带也在随州市附近。随州市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其东北为桐柏山，为淮水之源，桐柏山以东为淮水流域，西周早期在淮河上游分封有江、息、黄、蒋、弦等国，其中下游才是淮夷活动的核心区域。随州市东南与淮水南部支流隔着大别、小别山脉，大别、小别山脉之东为群舒活动区域，再往东才是淮夷活动的区域。因此，铭文所说的为了防范淮夷而受分封在随州地区，从地理方位上难以理解。

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早已质疑。董珊先生认为曾国的始封不在随州，而在今河南光山县。他指出：今在随州叶家山虽然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以及青铜器，但其年代恐怕早不到西周最早期，这也就是说，南公之始封或可能并不在随州。传世及出土的楚王酓章为曾侯乙作三件钟镈，皆称：“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则西阳似曾都之名……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县西。若从铭文“君此淮夷”的角度讲，可能位于随县东边的西阳位置更合适。铭文说“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当时曾国或从楚国手中要回了西周早期的故都西阳[10]。于薇先生本着顾颉刚先生提出西周早期淮夷活动在山东潍水地区的观点，认为：我们不知道铭文是春秋时人撰写的，还是春秋时人利用了西周时的文本作为底本。若真的在撰写编钟铭文时已经有底本，也就是西周时就这样说，那南公“君此淮夷”这件事的时间就不会太早。……曾的始封如果在西周初年，就谈不到淮夷的问题。[10]

叶家山墓地M1：11号墓为曾侯犺的墓地，其中一座方簋铭文为“犺乍剌考南公宝尊彝”[11]，可见南公为犺之父。M1：11号墓的发掘报告还未完全公布，但大多数学者皆认为犺为第二代曾侯，其时间可能早至西周早期的成王、康王时代。如此，南公接受分封在西周初期的成王、康王时代应该没有疑问。

我们认为，周初分封曾在随州，其主要目的当是防范当时的楚国、虎方等南方邦国。文献记载中周昭王时曾南征楚荆而丧命，春秋时代这仍旧是楚国的大罪之一。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周王南征的记载，如安州六器、静方鼎、過伯簋、驭簋等，其中也多次提到了曾。如中甗（《集成》949）：王令中先眚南国贯，行执王位，在曾。中方鼎（《集成》2751，2752）：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眚南国贯，行执王位，在夒真山，中乎归生凤于王，执于宝彝。静方鼎：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或（国）相，执位。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汝□司，在曾、鄂师[12]。過伯簋（《集成》3907）：過白从王伐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彝。驭簋（《集成》3976）：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得，用作父戊宝尊彝。

综上，一号钟的时代当是在战国初期，没有早到春秋。钟铭中的“南公”与“伯适”为一人，其为曾國的始封之君，但并不是辅助武王灭商的南宫括，而是周初“八士”之一的“伯适”，为掌管山泽的虞官。铭文“”字从匕得声，读为“卑”，“卑淮夷”，是对淮夷的一种蔑称。所谓的“君卑淮夷”，并不是曾国受封的主要目的，曾国最初受封是为了防范南方的楚国，春秋时曾国沦为楚国的附庸，加之当时淮夷为祸剧烈，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曾国在追述受封原因时避开了分封为防范楚国这一史实，而将矛头指向了淮夷。

注 释：

① 以下简称《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