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威

（黄冈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撬动20世纪国际政治“板块”重组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美国既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参战者，同时也是因战争而获利甚丰、向世界霸主地位更进一步的“侧翼强国”。在高强度的战争状态下，经战争动员的美国社会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以供“资本主义的工业齿轮”和国家机器在激烈的综合国力角逐和战场上的残酷搏杀中获得胜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与火的考验激发美国国家能力的强力释放，促使美国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战争除了对人类造成灾难，也影响了实际产出的总量，同时改变了各类资源的用途。为了建立和装备一支庞大的军队，政府在战时需要的各种产出完全不同于和平时期。”[1]480为了实现“必使民主安存于世界”的目标，威尔逊政府通过实行全面战争动员、战时经济统制以及爱国主义的广泛宣讲三大举措将美国国内的资源和发展潜力发挥到极致，为赢得战争贡献持续动力。

一、“资本化的爱国主义”与战时军费的筹集

“可靠的国家安全，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危机时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的能力，即集中和组织人力物力资源，并运用于共同防御的能力。”[2]5其中，最重要的能力便是筹措庞大军费以支撑国家战争机器的持续、有效运转。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中（1917年4月—1918年11月），战时军费的筹集主要是通过税收、发行战争债劵和增加货币发行量三种方式，而如何有效地在社会动员和资源有效汇集的基础上筹募军费是对威尔逊政府战争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参战之后，美国财政体系既要承担自身庞大的战时开支，又要向协约国提供贷款。“1917年4月通过的‘第一自由贷款法令’授权财政部长经过总统的批准，可以在100亿美元的范围内给各盟国政府提供贷款。”[3]309美国官方数据显示，1917和1918年，“美国所支出的全部直接战费（包括贷给盟国的95亿美元）大约为355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联邦政府成立100年以来总开支的3倍，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平均每小时要开支200多万美元。战前国债只有10亿美元，到1919年8月底猛增到空前的266亿美元”[3]309-310。参战之前，1916年美国的陆海军军费开支为3.37亿美元，参战之后的1917年和1918年，军费开支分别飙升至6.02亿美元和71.10亿美元，到1919年，更是达到135.48亿美元的最高值[4]95。为筹集如此大规模的战时军费，威尔逊政府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以解决——通过征税与发行战争债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战争筹资。

（一）以“敲富人竹杠”的方式增加战时税收

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的通过和联邦所得税制度的形成是美国现代财政体系建立的基础。“由于所得税被证明是一种具有高弹性的收入来源，它最初的采用是与社会公正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运用联邦政府的征税权力重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5]741。这一体现“收入再分配政治学”理念的税收体系在一战空前庞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下得到进一步发展。1916年9月，在威尔逊和财政部长麦卡杜的推动下，国会通过《增税法案》（Tax Bill）。该法案意在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提高到15%，公司所得税税率从1%调至2%的同时，对军火制造商的净利润征收12.5%的特种税，并对价值在5万到500万美元之间的地产征收从1%到10%不等的累进地产税[6]620。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17年3月，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税收法案提高了地产税，并对所有商业行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即对超过‘正常’收益率的所有商业利润征收累进税”[5]744。此举使得美国成为所有参战国当中唯一把征收超额利润税作为战费筹措核心手段的国家。

1917年10月，国会颁布《战争税收法》（The War Revenue Act），再次提高了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并新增消费税、奢侈品税。该法案规定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此前的15%提高到63%，超额累进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由2万美元降至5 000美元，单身者和已婚者的免税金额分别降至1 000美元和2 000美元。此外，公司所得税、地产税、超额利润税以及酒税、烟税等税种的税率均有大幅提高[6]621。新税法的实施使美国的税收总额由1916年的不足8亿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41.8亿美元，其中，28.5亿美元是来自所得税和战时利润税。由于“所得税多是累进税。免税标准都高于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在1918年，只有420万美国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同年，美国的男女劳动力是4 200万；家庭数量是2 400万。此外，中产阶级的税率都非常低：2万美元这一应税收入标准使有效税率仅仅达到10%，2万美元是雇员平均年收入的20倍”[5]252，因此，打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总体战的经济压力与“打破公司特权的强烈要求”相结合促动战时“敲富人竹杠”（Soak-the-Rich）的所得税体系的形成。“敲富人竹杠”既是战争状态下保持强力国家形象和经济繁荣的需要，亦是进步主义时代“民主—中央集权制”以强化国家能力促进民主和社会公正理想在战争状态下的延展和深化。虽然威尔逊和麦卡杜希望将富人和公司的税收作为消耗巨大的战争开支的主要源泉，但工商业利益集团，尤其是托拉斯巨头却认为“敲富人竹杠”的所得税制对他们的财富积累、资本持续运作以及金融自主性构成威胁和挑战。事实上，“战时筹资问题是激化公司对威尔逊政府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税收计划导致了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敲富人竹杠’的税收体系的支持者与公司领导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一直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5]744。

（二）以“资本化的爱国主义”感召推行战争债券的广泛发行

单纯依靠税收获得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撑美国庞大战争机器的持续开动和运转。麦卡杜起初希望通过税收筹集到战争所需的一半费用，但来自银行和金融界的反对使他将目标缩减到1/3。而实际上来自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仅仅满足了美国全部战争开销的1/4。因此，除税收之外，面向美国民众广泛发行战争债券亦是战时筹资的重要手段。

发行战争债券并非威尔逊民主党政府的首创。战争债券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美英战争，而战争债券作用的显现则是在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时任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的萨蒙·蔡斯（Salmon Chase）向林肯总统建议面向北部23个州的民众发行战争债券以满足战时军事与经济需求。由于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蔡斯只得依靠费城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通过向富人兜售债券来进行战时筹资[7]。蔡斯面向民众发行战争债券的本意对一战时美国战时经济体制的主要推手——麦卡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麦卡杜深刻认识到战争债券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如若不能充分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并将这一意识贯彻到购买债券的行为中，战争债券只是废纸一张。因此，麦卡杜将购买战争债券与爱国主义关联起来，以“资本化的爱国主义”（The Capitalization of Patriotism）感召推行战争债券的广泛发行。

1917年4月24日，财政部发行名为“自由债券”（Liberty Bond）的第一期战争债券，债券面值总额为50亿美元，利率为3.5%。与此同时，麦卡杜还与美国邮政部合作，发行单张面值为5美元的“战争储蓄邮票”（War Savings Stamp），通过民众自愿购买的方式体现爱国热情。但第一期债券发售并不尽如人意，筹措的资金只达到22亿美元，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为此，麦卡杜采取包括上调债券利率、加快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现代平面造型艺术和广告技术等方式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动员他们支持战争。许多名人比如电影明星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支持战争债券的发行。麦克杜还雇佣了大量儿童兜售债券，他们的口号是“一个孩子拯救一名士兵”。他甚至宣称：“那些不能以4%的利息率每周向政府提供1.25美元借款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8]728麦卡杜的努力并未白费，自第二期“自由债券”发售开始，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不断加大，战时筹资金额不断攀升。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间和战后的1919年3月，美国总共推出4期“自由债券”以及战后单独推出1期“胜利债券”（Victory Bond）。通过发行债券，威尔逊政府总共筹集到215.2亿美元，而出售“战争储蓄邮票”也为美国带来9.3亿美元的战争筹资。由战争债券筹集款项中的30%（大约70亿美元）是由收入在2 000或2 000美元以下的民众认购，大约有100亿美元是由收入在2 000美元以上的人认购，其余部分则是由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家公司认购[3]310。

（三）以增加货币发行方式缓解战时经济压力

为缓解出售巨额战争债券对战时经济的巨大压力，增加货币发行量是战前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重要任务。通过采取降低贷款利率和确定其他条件下鼓励商业银行从美联储借入准备金的方式，从商业银行系统流出的新增信贷和货币满足了各经济主体的需要。在美国正式卷入一战之前的1916年，美联储发行的货币总量为204亿美元，但自1917年之后，货币发行总量一路走高，1917、1918、1919年的货币发行量分别升至239亿、258亿和303亿美元，1920年更是达到美国参战以来的最高值——347亿美元[9]。“1917年6月修改后的联邦储备法案降低了对成员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对联邦政府存款不再要求准备金，并将联邦储备货币的黄金储备从100%降低到40%。这种货币创造直接增加了成员银行可利用的准备金。此外，当黄金在这一年夏天开始流出美国时，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允许总统从9月份开始禁止黄金输出，这一措施维持了金本位制度，确保了国家信用扩张的货币基础。”[5]253

战时征税、发行冠之以“自由”“胜利”的战争债券以及货币创造是战争筹资的三大“法宝”，而这三大“法宝”作用的充分展现则凸显出战争状态下的美国创造性地采用体现新自由主义——“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憎恨垄断、反感商业的早期共和主义国家传统的重新结合”[5]741理念的“民主-中央集权制”，充分汲取、合理使用经济资源的强大战时筹资能力。“在赢得支持和大规模地动员资源中，尤其重要的是累进的所得税以及通过销售债券而向美国人兜售‘为民主而战’的信念。这两者在提高联邦政府的政治权威方面都是关键性的步骤——通过民主政治提高政府的能力，获得国防资源和战争费用。”[5]747

二、“补偿性国家建设”与战时统制经济的发展

一战期间，威尔逊政府因参战制订的筹资政策，“一方面带来或导致了货币创造、通货膨胀和递增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也为收入再分配这一有利于工薪阶层的举措提供了支持”。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高超的财政政策，并且在二战中被联邦政府再次采用，成功实现低利率债券的大规模发行。这项政策如此奏效，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战中所形成的统制经济——复杂精密的非市场化控制体系”[1]486-487。这一非市场化控制体系因战争而缘起，“需要为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进行巨大资源调动”以迅速动员社会资源，在加速经济生产的同时，实现由民用生产向军工生产的快速转产，满足大消耗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却难以适应这种需要”[10]。面对来自战争的巨大压力，在短时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有序重组和资源调配是对威尔逊政府的重大挑战和考验。对这一重大挑战和考验，威尔逊的解决之道是通过“补偿性国家建设”（Compensatory State-Building）的方式实现非市场化的统制经济。所谓“补偿性国家建设”是指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组建庞大的经济管理和动员机构，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强制性的全面统制和管理，同时将工业转产、军事订货、重要战略物资需求、民用物资分配统制、金融信贷统制乃至对国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等重要经济事务委托给私人企业或由私人企业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通过政府与企业的有效合作，获得互利双赢，以此推动美国庞大战争机器的持续运转。究其实质，“补偿性国家建设”是政商合作主义在战时的极致表现，将强国求胜信念与繁荣趋利诉求巧妙融合于“合作国家”（Associate State）的发展之中，使得国家与主要经济参与者——工商业利益集团之间以“复杂的协同效应”实现共同成长[11]。

（一）战时经济管理和动员机构的设置

参战之后，美国在国家动员方面采取的首个重大举措是于1916年8月成立国防委员会（Council on National Defense）。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由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劳工部长组成；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制订国防动员计划，并“协调工业企业与国家安全福利资源的关系”[2]21。在国防委员会之下还附设由7人组成的国防咨询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其成员包括：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Daniel Willard）、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经理霍华德·科芬（Howard Coffin）、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经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rd）、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Hollis Godfrey）、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以及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院长富兰克林·马丁（Franklin Martin）。该委员会的讨论议题包括征兵、物价管制、政府接管私人企业以及组建宣战后产生的指挥机构。

宣战之后，包括食品管理局、燃料管理局、外侨资产管理处、出口委员会、铁路军事委员会在内的大量经济动员机构以特别立法的形式出现。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缺乏战争动员的总体计划，各机构相互重叠、各行其是。这一混乱局面直到1918年5月20日，国会通过《增员法案》，授予总统全面组织、调控各动员机构的权力之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经济动员由混乱向有序发展的变化在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这里得到充分体现。1917年7月，威尔逊下令在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战时工业委员会。“只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负责战时整个经济动员与军事努力的一体化，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299起初，战时工业委员会依赖私人企业的自愿合作，但政府发现仅仅依靠企业各行其是的自愿合作并不能满足美国战争机器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保证对盟国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为此，促使该委员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改革势在必行。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对战时工业委员会实施改组，赋予该委员会独立行政机构的地位，直接向总统负责；任命巴鲁克为委员会主席，并拥有除议定物价之外的控制职权。在巴鲁克上任之后，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效能得以充分发挥。“统制资源——设备、原料、燃料、运输、劳工——使用一套优先次序的分配方法，把资源分配到那些专门建立的部门，并由它们决定物资的买卖和对实际购买力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该委员会成立一大批高级职能部局，如优先次序分配部、资源保护部及设备管理部等。但真正的工作机构是由将近60个商品处负责，每个处由一名从有关工业部门征召的人员任处长，这些处掌握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个处负责处理与其相关的那个工业部门的问题。”[2]22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总体规划之下，美国全境被划分为21个军事工业区，以加速军需品生产。共计生产350万支各类枪支，4 000门各型火炮，2万架作战飞机，875艘作战舰只。1918年的战时经济生产计划规定将在中西部筹建16个大型兵工厂，预计到1919年将生产坦克1.9万辆，飞机3 000架。当然，在肯定美国战争动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洋洋大观战争规划的背后，其执行则是很不得力的：“向美国工厂订购了2.3万辆坦克，到战争结束前只完成26辆；美军作战使用的2,251门火炮中，仅有130门是美国制造的；美军在法国消耗的885万发炮弹中，208,327发是美国制造的。”[12]战时动员的这个教训，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将大有裨益。

“战时的实践，特别是战时工业委员会的经验，使很多实业界的领导人相信‘政府控制’未必意味着可能是敌意的或有损于私人利益的控制。”[3]308尽管该委员会的核心理念被称之为“基于爱国主义目的的工业自制”[13]95，但在被美国媒体称为“国家利益的最优秀评判者”的巴鲁克的调处之下，工商业利益集团不仅在委员会的政策制定中起到很大作用，而且能够从军事订货中获得可观利润。因此，战时工业委员会可被视作“补偿性国家建设”与政商合作主义在战时成功运作的典范。

（二）《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的实施

1917年8月，国会通过《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Lever Food and Fuel Control Act）。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通过颁发许可证来管制必需品的进口、制造、储存、采矿或销售”[14]，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管制。依据《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威尔逊设置了两个重要机构——国家粮食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对全国经济进行战时管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领衔的粮食管理局通过对粮食产品的制造、储藏和分配印发许可证的方法，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等实行有效管制。同时，胡佛号召消费者开展“无麦日”“素食日”以及“无猪肉日”活动，要求杂货商限制每人每月购糖不得超过2磅。“胡佛规定，餐馆要在第一道菜用完之后才能上面包，坚决要求给用餐者供应小方糖而非糖钵。”要求用餐者参观随处可见印有诸如“有了小麦就能赢得战争”“不要扔掉剩饭菜”等字样的广告标志牌。这些措施使参战后的美国向欧洲的粮食出口增加了2倍[13]96。

煤和石油是维持国家战争机器持续运转的重要战略资源。哈里·A.加菲尔德（Harry A.Garfield）领导的燃料管理局在生产、配给和定量供应三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战时燃料紧缺问题。在通过采矿机械化程度提高促进煤和石油产量提高的同时，加菲尔德“采用分区供应办法，一方面可以使消费者就近用煤，同时也减少了往返运输。为了使煤能够尽量供应远地，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照明和取暖，并且在1918年4月，建立了一般家庭用煤的定量供应制度。同年1月还实行了对燃料油分配的控制办法，以后又把控制范围扩大到对天然气和煤油的分配方面”[3]302。

为加速重要战略资源的生产供给以及工业经济的运转速度，劳动力之于战备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战争期间，威尔逊政府试图保护和扩大有组织的劳工的权益（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加强生产安全监管），并将这一意图贯彻于战时统制领域。于1918年2月成立的战时劳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坚持给予工人足够的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并且阻止与政府有合同关系的工厂主剥削妇女和儿童。一旦军需品生产厂商拒绝接受战时劳工局的决定，政府就会接管这一企业。但是，当工人威胁着通过罢工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要求更自由地控制生产时，战时劳工局就会作出决定：他们要么工作，要么去当兵”[8]729。

战时统制经济不仅体现在粮食和燃料的生产、配给领域，而且还体现在电报、铁路、航运、航空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联邦政府正是利用这种战时统制才有可能把全国很大一部分自然资源及劳动力分配给各经济部门去生产军火和其他军需品。在体现“非市场化控制”的战时统制经济中，私人企业的善意与合作对联邦政府来说不可或缺，而这种善意合作是以体现“补偿性国家建设”理念的众多战时经济统制机构的作用发挥作为前提的。可以说，众多机构在“保证为政府提供产品的厂家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同时，“又通过终止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来鼓励先前相互竞争的厂家进行合作”[15]933。因此，战时统制经济下形成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以赢得战争的国家目的、推动经济扩张的理性化等方式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密统合。

三、“自由的伟大事业”与社会动员

一战是20世纪第一场现代战争，战争角逐的结果并非仅仅体现在战场厮杀，更体现在参战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之上。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与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齿轮”产出的钢铁洪流融汇在一起共同铸就美国的伟大和荣耀，是威尔逊政府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1917年1月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④和齐默尔曼（Zimmermann）电报⑤促使美国由中立向参战转变。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参战咨文。他指出：“将这个伟大、爱好和平的民族带入战争——一场有史以来最恐怖和最残酷的战争——是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我们将为我们内心中始终珍视的事业而战，为民主而战。”[16]尽管威尔逊的参战咨文遭遇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等人的强烈反对，但 4月4日和6日，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压倒多数通过参战决议。在国会的支持下总统权威得以充分展现⑥。在威尔逊看来，由“德意志的军事专家们”燃起的“全面战争”烈火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存亡延续的威胁，亦是对美国国家认同、国民凝聚力的重大考验。战争面前，“我们必须举国动员”，必须激发和凝聚民众的爱国情怀造就和捍卫“一个感情一致，目标一致，责任感、机会感和献身精神一致的美国”[17]。

为积极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导社会舆论，1917年4月13日，威尔逊颁布第2594号总统行政令，组建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任命来自丹佛的进步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为委员会主席。如克里尔自己所言，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15]934是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通过招募7.5万名志愿者，克里尔将志愿者分成四人一组的“四分钟人”（Four Minute Men）演讲小组分赴各地的电影院、剧院、教堂、学校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发表简短爱国演讲，宣扬“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正在抵抗战争狂的独裁统治”，并敦促民众认购“自由债券”支持国家。与此同时，委员会“雇佣大批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业主，采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发行了7 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向全国发送了大量的支持参战的宣传品”[15]934-935。随着美国卷入战争的深度不断加强，公共信息委员会的职能拓展至海外的战时宣传——“（海外宣传）首要的目的是向海外民众宣传美国作战的决心、军事实力以及对胜利的肯定，但是与此同时，将美国参战的动机、目的以及理想告诉他们也同样重要，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朋友、敌人以及中立的国家看到我们是无私和热爱正义的人民。”[18]

用当时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的话来说，从未有任何联邦政府机构会如此“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用心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15]935。在积极宣讲“为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战”的同时，用善恶两分、非黑即白的道德二元论调将德国蔑称为“撒旦的信徒”“罪恶战争的化身”是威尔逊政府以主动塑造普遍信仰、控制公众舆论的方式强化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以1918年初《韦伯-波莫雷内出口法》（Webb–Pomerene Export Act）颁布实施为契机，通过与好莱坞电影大亨的联手，克里尔将电影作为向“德国蛮夷”进行“文化战争”的阵地。《普鲁士狂犬》《匈奴人的魔爪》《下地狱吧，德皇》等一大批宣扬“协约国的英雄们与同盟国的野蛮人之间”善恶之争的电影占领美国电影院线[19]972。以爱国主义之名，反德运动席卷美国社会。学校禁止开设德语课程，德国泡菜被更名为“自由卷心菜”，即便是德国风疹亦被改名为“自由风疹”。这种矫枉过正的爱国主义直接导致1918年4月一群暴徒暴力伤害并私刑处决德裔美国人罗伯特·普拉格（Robert Prager）的事件。

尽管有研究认为狂热的爱国主义导致非理性的仇恨和恐惧，而联邦政府则为这种仇恨和恐惧推波助澜。1917年6月之后陆续通过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通敌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以及《反煽动法》（Sedition Act）在强调国民忠诚的同时，也使得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左翼力量受到迫害[19]973-974。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战争条件下，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凝聚民心、通过全方位的强大的战时宣传攻势左右大众舆论、调动民众爱国主义热情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结 语

“倘若从全球格局和全球历史的双重角度更为宏观地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后果或许是美国权势的兴盛。这一事态直接来自美国参战及其给战争进程和结果造成的决定性影响。”[20]言及美国兴盛，至关重要的方面体现在美国因一战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军事、经济强国。在军事方面，美国的战争机器持续膨胀。1917年美军总兵力为64.383 3万；1918年美军总兵力更是上升到289.716万，其中，陆军达到239.574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分别达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历史新高：44.86万和5.28万[4]355，358。大西洋反潜战与潘兴远征军在欧洲的拼死搏杀充分展现了美国在以消耗为关键词的工业化战争中强大的海外军事投送能力和作战能力。在经济领域，一战首当其冲的作用是推动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无论是参战之前，抑或参战之后，外部经济需求拉动“资本主义工业齿轮”高速运转。“以制造业为例，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制造业生产下降了23%，美国制造业生产却增长了22%。”“国民收入由1914年的312.13亿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569.56亿美元。”[21]与和平时代不同，战争状态下国家发展的核心法则是如何通过全面战争动员、战时经济与社会统制以及爱国主义的广泛宣讲将国内的资源和发展潜力发挥到极致，为赢得战争贡献持续动力。一方面，在为赢得战争所进行的广泛社会动员中，“敲富人竹杠”的所得税体系的形成和战争债券的广泛发行使得联邦政府以民主政治的方式提升政治权威，提高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以获得国防资源和战争费用。另一方面，战时统制经济之下“补偿性国家建设”的充分发展将强国求胜信念与繁荣趋利诉求巧妙融合于“合作国家”的发展之中。此外，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与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齿轮”产出的钢铁洪流融汇在一起，共同铸就了一战之后美国的强国宏愿。

注 释：

①1917年4月27日，威尔逊总统下令组建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各种大众传媒，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激发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其中，就包括极力向民众兜售购买战争债券的所谓“爱国主义行动”。

②有关“补偿性国家建设”的理论阐述可参见美国著名学者马克·艾伦·艾斯纳（Marc Allen Eisner）的著作《从战时国家到福利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补偿性国家建设与现代国家的限制》。

③以战时美国钢铁工业为例，1917年9月，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与各大钢铁业大公司代表协商的会议，就政府采购钢铁的价格达成协议。其中，铁矿石每吨5.05美元，焦炭每吨6美元，生铁每吨33美元，钢筋每百磅2.9美元，钢板每百磅3.25美元。虽然这个协议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但却远高于战前美国钢铁市场的价格。因此钢铁业仍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参见GrosvenorB.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The Strategy behind the Line,1917—1918.Massachusetts：Houghton Mifflin.1923：321.

④1917年1月31日，德国向美国提交的外交照会中宣称，德国潜艇将于2月1日起，不经任何警告击沉所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海域航行的交战国和中立国船只。作为一个例外，德国海军准许每周有一艘美国商船悬挂特定标志旗，往返于纽约与英国的法尔默思港之间，但前提是不能携带德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违禁物品以及按照德国设定的时间表进出港。作为报复性措施，2月3日，华盛顿宣布与德国断交。

⑤1917年1月19日，英国情报侦听员截获了一份由德国外长阿瑟·齐默尔曼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的加密电报。这封电报经破译之后，于2月25日由驻英大使佩奇以急件的方式呈递到威尔逊手中。在这封引发美国国内反德情绪不断高涨的电报中，齐默尔曼指出德国在“默认墨西哥收复1848年失去的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同时，将与墨西哥结成反美军事同盟，“缔结和约”，并向墨西哥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为强化德墨同盟，齐默尔曼还要求墨西哥总统出面“邀请日本对美宣战”，并协调德日关系。3月1日，齐默尔曼电报全文由美联社发表，成为世界的焦点新闻。华盛顿认为无限制潜艇战与齐默尔曼的阴谋充分证明德国已对美国展开直接的战争行动，德国的战争威胁正在步步逼近。

⑥威尔逊开风气之先，加强与国会的政治沟通和联系，时常亲临国会两院以打破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1913年4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关于税制改革的演讲开风气之先，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欢迎。在国会就某项重要议案进行立法讨论时，威尔逊会亲自前往国会与国会议员见面协商。与此同时，积极地与本党的国会议员合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以党纪形式来帮助通过关键法案。威尔逊甚至“说服众议院民主党核心会议采纳了一条规定，以约束其成员保证支持政府的政策。传统上更强调个人主义的参议院也制定了类似的纪律，其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宣布，像关税法案这样重大的立法都是党的策略，对它们的支持是所有民主党人的责任”。在威尔逊的努力，不仅白宫与国会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国会还制定了包括联邦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职工工伤补偿法》在内的，众多体现进步主义理念的重大法案，总统的政治威信和领导责任以宪政的方式得到确认。相关内容可参见西德尼·M.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著，朱全红译《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1776—2007）》第248页，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版。威尔逊总统与国会之间所建立的“融洽的伙伴关系”为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支持威尔逊的参战决定，并赋予其广泛的战时授权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