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坤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纵观4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国文化建设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发展轨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党的“十九大”向世人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更凸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形势和新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宏观战略视角，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脉络和战略重点，这不仅有助于把握文化建设中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还有益于推进新时代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1978—1992年：文化建设的逐步恢复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上拨乱反正工作的大力推进，新时期对文化工作的恢复与调整也同步进行。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纠正“文革”以来的错误思想，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确立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逐步推进文化制度改革，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一）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方针。首先，明确文艺的功能。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有其独特的形象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自身发展规律，文艺不单单具有阶级斗争工具这一政治功能，它还有教育、娱乐、陶冶情操、提升大众审美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209。

其次，尊重文艺发展规律。文艺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文艺工作者拥有创新能力、发挥创造精神，因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13他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摒弃衙门作风，废止行政命令，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优越条件，使其创作出无愧于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为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作出贡献。

最后，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战争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地位，以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工具的价值；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能再简单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具体而直接的政治任务。“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255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工作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发挥更大作用。“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1]210因此，理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和原则，又紧密结合了新时期文艺工作实践，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精髓，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

（二）重视文化制度建设

文化艺术领域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后，原有文化体制机制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这既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更无法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此，1983年6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文化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同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2]45由此，围绕文化制度建设这一重点，中央出台了文化经济政策、文化人才队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

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发布的第一个有关艺术表演团体制度改革的文件，针对艺术表演团体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途径和措施办法。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管理局下发了《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这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在文化部门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改革措施，不仅为解决文化单位出现的经济困境、减轻财政负担提供资金渠道，也为解决文化单位体制僵化、激发内在活力提供方法途径。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和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倡导逐步实施“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这一时期文化制度建设的一大亮点。

此外，为解决我国文化事业长期存在的底子薄、设施差、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1991年7月21日《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文化事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以使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总之，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财政支持，这一阶段国家文化建设主要立足于探索和研究新时期文化制度建设和文艺工作的方式方法。

（三）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消极现象和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的思想开始侵蚀人们的头脑。因此，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143-144因此，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战略高度。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战略地位、具体措施作了总体部署，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议的方式研究部署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体现了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精神文明与经济富强和政治民主并列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战略高度，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56，这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二、1992—2002年：文化建设的深入探索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各国政党兴衰起伏，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着眼于文化发展新形势，将执政党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伟大文化使命，并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系统阐述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一）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3]世纪之交，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以及世界文化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时刻自我警醒，将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提到重要战略高度，自觉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主导性原则，以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并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作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的历史责任。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此后，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文化使命的全新表述。这一文化使命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科学总结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所作的精准定位。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先进文化的伟大旗帜，与腐朽没落的文化和思想作斗争，弘扬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发展与党的性质、宗旨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和重要使命，这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

（二）提出“中国先进文化”的概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提出的，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其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在思想认识上把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提到前所未有战略高度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根本途径，更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

“中国先进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又一战略重点。首先，中国先进文化着眼于文化的未来发展，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上把握文化建设问题，更加宏观、系统、深入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不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准确把握文化建设规律提供了战略指导。其次，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人民根本利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更加准确的理论定位。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真正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文化形态才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对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先进文化与综合国力联系起来，指出：“文化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4]“中国先进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自觉运用文化发展来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提高执政党建设水平和领导能力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了初步阐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总体轮廓。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根本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正式形成是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基本要求、基本原则和战略措施，全面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从而构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体系。

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二者在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基本目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在时间上具有承接性和连续性，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

三、2002—2012年：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将文化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阐述和决策部署，包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观、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一）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6]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正是在深刻洞悉当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面对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进行文化建设理论创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又一大创新。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的基础。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7]。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进一步解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乃至国家整个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出发，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又作出了新的具体部署，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予以高度重视，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全面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思想舆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二）建设和谐文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此后，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大部署，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是紧密联系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保障，也需要和谐文化作为精神支撑；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8]21-22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使全社会树立起共同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既需要和谐的文化氛围，也需要和谐的文化精神来维系。培育和建设和谐文化不仅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而且其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动员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设和谐文化，一方面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8]21-22另一方面，要维护和谐的文明风尚，充分发挥文化的调节和整合功能。特别在当下思想观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利益矛盾冲突普遍化的情况下，更须发挥文化的调节和整合功能，引导人们运用和谐和合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处理问题、化解矛盾、达成共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是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之后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建设问题作出的重要决定，因此，其具体内容、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也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继续重申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9]，并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坚持的道路、方向、方针、原则等进行了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宏观战略性和建设指导性，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我国文化发展的未来。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基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针对解决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及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与增强中华文化竞争力的需要而提出的战略目标，它不仅是新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在文化建设上自觉意识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时刻保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同时，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使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食粮，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进而开创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四、2012年至今：文化建设的创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主题，不仅提出坚定“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新提法，而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强调提升文化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新时代文化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开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一）坚定文化自信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0]这次讲话重点突出了文化自信这一重要概念。同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自信是关涉民族和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关键因素，“四个自信”的提法首次呈现。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2]此后，经过深入的理论思考，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3]至此，实现了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理论升华，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自信思想。

坚持文化自信有其深厚的根基，不仅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四个自信”论断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诉求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化发展迫切要求的真实反映。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4]41。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者有机统一，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不仅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治国理政最新理论成果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演进，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架，更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历经了道路的探索、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完善，现在的主要任务对内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外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共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都需要以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来助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构架之一，不仅是理论逻辑结构的升华与完善，也是实践中对文化发展乃至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内在诉求的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道路、理论和制度内在包含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外在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影响力。道路是方向，它需要依靠文化加以调适以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理论是指南，它需要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才能彰显其生命力；制度是保障，制度的生成和完善需要文化的指引，以明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归宿。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构架的升华和完善，充分彰显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内在逻辑的科学把握与深刻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认识。

（三）提升文化影响力，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15]210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国家独立、经济发展使得“挨打”“挨饿”这两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密切关注的同时，质疑声并没有消失，“挨骂”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亟须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增强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5]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支撑，构建文化命运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担当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表态，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58。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为推动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还意味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因此，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方面，努力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国际社会理性、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提供文化支撑。另一方面，运用现代化的形式和手段展示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作出国际社会乐于且易于接纳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同时，积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提升文化传播亲和力，这样才能做到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阐发好中国精神，展现新时代中国风貌，展示好当代中国的形象。

改革开放40年，革故鼎新谱新篇！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再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文化强国”战略部署，再到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的文化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文化发展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是日益提升的，而且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高度自觉与远见卓识，更彰显了文化建设与时代同频共振，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