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庆慧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就是古人为政思想体现出的进取精神的核心要义。它一方面与天命、天道的思想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宗周以来强调的忧患意识密切相关。正是在两者的影响下，形成了我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政治文化精神。古人为政思想的进取精神丝毫不满足于为政者自身德行和外在事功的故步自封，逡巡不前；与此相反，它要求为政者能够不失机宜，并以一种极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投身于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国家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以期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纯粹境界，并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和乐状态。

1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提出与内涵

“自强不息”与“与时偕行”最早都出自被后世儒家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之中。尽管《周易》最初不免带有卜筮的意味，但随着春秋以来人们卜筮信仰的衰落，“占卜在实际事务的决策中重要性逐步下降，理性和道德的因素在事务中占据上风”[1]。所以，在历史的推演中，《周易》逐渐被赋予了浓郁的人文精神，更多地彰显着理性主义的色彩，用来指导人们如何正确而又合理地处理人间性的事务，趋吉避凶，并因此被视为“大道之源”。历代以来无不在现实和思想层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儒家亦将其视为是自身精神品质和内涵的主要起源之一。

“自强不息”一词源出自《周易·乾卦》。《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句作为象传，其目的在于解释卦象所蕴含的道理，历来传为孔子所作。“自强不息”即是对“乾卦”内涵做出的象征性的阐释，其本意指的是人们在进德修业方面应该效法上天的刚健有为，遵循天道自然，力求自我能奋斗不懈，追求进步，永不停息。“与时偕行”则多次出现于《周易》之中，具体有以下几处：《周易·损卦》：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益卦·彖辞》：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三处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表达了人们应该趋时变通，顺随历史发展潮流，把握时机做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和抉择之意。

《汉书·礼乐志》曾记载道，“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虽然指此处指的是礼乐，但用来解释何为“与时偕行”同样十分贴切。“与时”即“顺时施宜”，意味着必然要顺应时代合乎时宜；“偕行”则指的是“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寓意着人们应该借鉴既往的历史经验，明白其中蕴藏的损益之道，在具体处理人间性的事务时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综合二者可以看出，它们里面都内含着一种不满足于当下，进取不已的精神。

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表述实际上是“后世儒家以‘人道’上配‘天道’后的说法，这就为‘君子’的‘刚毅进取’增添了一重‘天道’的保证”[2]。也即有了形而上的权威性的保证。“与时偕行”则无疑带有“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循环圈具有即静即动，即思即行的性格”。这种性格随着历史和人生的不断推进而展现出其有进无已的进取精神。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思想流派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一种理性的色彩，而且 “更多的是政治的、道德的、价值的理性”。

胡适先生在《说儒》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种看法，他认为作为殷人后代的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殷遗民那种“柔顺取容”的“儒道”改造为“弘毅进取”的“新儒行”。这种弘毅进取的精神无疑就是从德行方面的最佳表述。孔子及其弟子、后世儒者亦莫不谨守此一精神而各有不同的发挥。

从大的方面而言，“自强不息”和“与时偕行”对于人们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间事务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千百年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进德修业的重要原则，并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小而言之，它同样对为政者有着不容忽视的警示意义。历史地看，包括儒家在内的古代思想流派都十分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对国家政务的治理，但具体到实践层面，如何有效地实现对政务的治理，就彰显了不同思想流派的本质特色。实际上，要从儒家学说的层面准确理解自强不息和与时偕行的内涵，必须从天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角度进行剖析。

1.1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与天道思想

天道思想在古代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对我国古代不同的思想流派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儒家思想里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天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理论上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可以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儒家思想。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所彰显的进取精神同样是古人天道思想的重要展露。尽管从西周以来，人们已经对天或天道有了新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天道思想已经失去其精神价值和意义。以至于春秋之际被孔子称颂不已的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看法也并非就是对天道思想的否定。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劝诫人们应该努力于人事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对天道的无穷已的冥想和追求之中。子产认为天道不可及，人们应该在世间追求人道的内蕴，这对此后尤其是孔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一方面看，天道或天命正如同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说明有些东西是不可求的，并不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转变而转变，因而不必枉费心思追求，表明了孔子只就其能为人所真实把握的东西予以阐释，而对那些不易为人所理解的置之一边，不加妄议。另一方面，从西周发展而来的政治思想又特别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告诫人们对天命或者天道应该抱有一种敬畏和承当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本质上而言，主要致力于对人道的拓展，而不言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展现了人们对自我的心的道德性有了彻底的自觉。也即要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对人事的把握和处理。因此可说，儒家一贯强调的道义使命上与天命、天道相合，而下与人事相融，从而在根本上仍然是天人合一精神的外在表露。若推而广之，它寄寓着儒家最纯粹的政治理想主义，彰显着事实与价值的完美统一。

儒家关于为政的思想最早在孔子那里有不少对为政者的善意提醒和指引的论述，虽然很多时候是回答其弟子的提问，不免带有一些特殊性、针对性的意味，但不容否认的是，它里面仍然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可供后世龟鉴的为政原则。这个原则就其本质而言，是与孔子自身所追求的那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有进无已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夹杂着那种被他人视为是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无奈。但这种无奈却透露着孔子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和理想主义追求，它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彼此相通的。对天道的效仿又无疑与孔子所敬畏的天命紧密联系着，这种特色也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品格。

钱穆先生说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本质上是一种“知命之学”，其本意则在于，“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3]”。简言之，世道的混乱，不可纠正是天意使然，而孔子自身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努力奋进也是天意。天道不行于世上是命，孔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也是命。但是它里面注入了一种积极的有为思想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所以孔子曾不无感慨地说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天、天道自有其恒常不变之处，本非人力所能及，推之于“命”，也不过是昭示其存在的必然性而已，并不一定带有悲观乃至宿命论的意味。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孔子的所谓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简捷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是指道德的超经验的性格而言。因为是超经验的，所以才有其普遍性、永恒性。因为是超经验的，所以在当时只能用传统的天、天命、天道来加以征表，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说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实内容”[4]。

因此，孔子对命的慨叹并不意味着孔子对天命的屈服，而是象征着孔子在知晓天命的前提下仍能合乎道义地行动，尽己之所能及而不计较最终的成败得失。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解，它指的是 “人做自己所当作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要求之外的任何考虑”[5]。换言之，这是信守道义之人应该做的，并非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类似于西方康德所说的道义论。对于这一点，子路的话颇能回应那些批评孔子汲汲于仕途的人，并能真实地反映孔子的心境，即“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君子追求仕进是源于内心对道义的执着，也可以说是义所当为之事，并不真正关心道之行与不行。

简言之，不修道，不修德，是自身的可耻与不足，这与道的可行不可行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自身的欠缺，而不是一味地过分关注外在的东西。自己在道德方面的修养达到完满自足而不能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那是在位者的耻辱。关于这一点，荀子曾有过异曲同工的表达。他直言道，“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荀子·天论》）。“不慕其在天”即是不关乎外在天命的有无，“敬其在己”仍是强调要从自己内心出发，增进德业。只有返回到自己身心之上，而不是汲汲于外，才能实现“日进”。这也可以视为儒家“刚毅进取”的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

《诗经》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这正是天道不已，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所在。天道运行不息，人事亦不息。孔子在面对“不得中行而与之”的情况下，特别推崇“进取”的精神也是从这一方面着眼的。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可知在孔子心中，中道之外，进取的“狂者”是比有所不为的“狷者”更高的一种价值。孟子曾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切实的解释。他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呰也，是又其次也”（《孟子·尽心下》）。中庸毫无疑问是一种至德，但在其不可得的情况下，孔子仍然毫不迟疑地选择狂者，是因为狂者追求的是“进”而不是“止”，比“不屑不洁之士”更能彰显道义的普遍性和应然性，因而也在相对的意义上被孔子视为是可称赞的品行。

1.2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与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自古即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之中。这种忧患意识很早就弥漫在古人的心中，而以西周以来最为突出。从根本上而言，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最早形成，不是以神而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它强调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体现的是“人的自觉”。这从《尚书》中历代帝王的规箴、诰文便可以窥见一斑，更不用说原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了。何况殷人通过卜问的方式来测度其生活中面对的种种问题，可以理解为被决定于外在的神秘的意志——祖先神，以及自然神的意志，缺少那种孕育自忧患意识中的人的自觉性。反观西周的政治精神，自始即蕴含着那种进取不已的自我完善精神。

就《周易》而言，虽然对其作者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它里面蕴含的忧患意识则是十分明显的。《周易·系辞下》曾深刻地指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此推论出作为对《周易》卦象解释的“自强不息”与“与时偕行”应该同样包涵了一种忧患意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是有别于那种 “把自身寄托于神明，从而消解了自身的能动性”的宗教意识。它是人们在面对外在环境带来的困厄时所做出的积极应对，彰显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主动发挥这种能动性以应对并解决他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

按照徐复观先生的理解，“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联系，以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地表现”。这种自觉，肇始于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室政权对殷纣政权的鼎革。《尚书》中所见的诰文如《大诰》《康诰》《召诰》等莫不是作为政治教育的文献而存在的，其目的在于教导为政者把那种克勤克敬的自觉意识付诸实践之中，主动地担当起人间性事务的责任。因此，古人常说的忧患意识，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这种精神把对外在的神的信仰转移到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之上，使人对自己的信心有了内在的根据。《尚书》中多次出现的敬、敬德、明德就是其准确的表述，而且由周人开启的对“敬”的执守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敬”,指的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主动的和反省的，不同于殷商时期那种对神的被动的直接反应。只有这种心理状态长期牢固地占据内心，一个人才能真正依照“敬”的要求，时时刻刻做到 “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曷其奈何弗敬”，并以此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是将天视为价值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着追求价值源头的努力就必然是向外的。事实上，从孔子讲的“为仁由己”到孟子的“反身而诚”，都可以说明其路向是内在超越的。天命思想和忧患意识的结合，使得古人相信每一个人必须依靠个人不断的修养或修持，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德的境界。这种境界既能与世推移而不变，又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2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内在要求

自强不息既是天道流行的表象，也是人事进取的特征。天道流行不息，昭示着人们处理人间性事务时应该与时偕行，顺应天道。就外在而言，一个为政者要做到自强不息意味着必须要效法天道，刚健有为；就内在而言，与时偕行则意味着为政者处理政务必须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2.1 效法天道、刚健有为

天道观念最早形成于春秋时期，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长期观察自然世界变化并形成对其的根本看法。从最早的文献记载来看，天道所表达的最初之意是人们根据上天运行的自然法则来推测其对人事吉凶的影响。《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其意思在于表达人事的祸败有其必然的征兆，这种征兆可从天道的变化来推测和把握。“在道”的表述就意味着天道相较于人事而言，是“可知”的。从自然变化的法则中推演出天道的深刻意蕴，并将之运用到人事的具体实践中反映了古人的独特智慧。尽管这种源于自然变化的天道在后世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转向，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把天道视为人道的本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活动所必须遵守的范式和法则。即“把天道引向超越世俗万物，但又对世俗万物尤其是人间秩序起着支配作用的终极趋向”[6]。

天道运行有其自己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不随着人事规律的转变而转变的。按照老子的看法，天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四十二章》）。其核心法则在于“损有余而补不足”，若具体而言，“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第七十七章》）。从这个层面而言，天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蕴含着一种有为的精神，而且这种有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它对天地万物的裁成和护育是无条件的，也即“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老子第十章》）。天道作为人道应该效法的形而上的价值源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尘世间作为统治者的人君所应该遵循的法则。换言之，以人君为核心的世俗的为政者应该像天道那样无为而无不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绝佳阐释。天不言，隐喻着天道无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则隐喻着天道无不为。而这种“无不为”所彰显的有为的精神无疑是刚健进取的，也是昂扬向上的。《左传·文公五年》载，“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用刚德譬喻天道，足可以想见上天运行的刚健有为了。

天道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除了可以理解为自然秩序法则之外，还逐渐被后人赋予一种泛道德色彩，这尤其在儒家思想那里得到全面的阐释。《国语·周语中》说“天道赏善而罚淫”，《尚书》说“天道福善祸淫”，都无疑将道德意义加之于天道之上，进而成为人事所当遵循的法则，即人道。人道以礼为大，而礼之大者在于“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礼记·丧服小记》），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礼来源于天，正说明天道是人道的精神和价值源泉。礼法的制定和运行是先王在对天道体察的基础上实现的，天道福善祸淫，人道也应该如此。古人说“大礼与天地合节”，仍表达了一种以人道克配天道的价值诉求。礼作为人道之大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它为整个人间秩序的有效运行和稳定提供了一整套合理的规范和准则，塑造了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天道的完美演化和表露。

按照古人的看法，人是天地所生，秉性善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而能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人道对天道的效法也必然应该按照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要求去行事。对于为政者而言，效法天道的基本要求就是秉持天人合一的要求，以百姓心为心，发为行政，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2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一个为政者身居其位，除了应该具备必有的职业能力之外，还必须在其位而谋其政。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以一颗进取的心从事他所管理的政务。孔子在教导其弟子子张时，曾告诫他说，为政者必须做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其含义指的是，在其位要谋其政，不懈地努力，对于已定的政令要忠诚地履行。一般而言，谈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多以“为政以德”四字来解读，至于到具体的层面则多不言及。此处孔子教导子张为政要做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则从实际层面指出了“为政以德”的实现路径。

在古代士人看来，进德修身是一件必须也应当终身为之的严肃事情，无论他在位与否。虽然孔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但其根本意思在于告诫那些僭越、擅礼之人不可越尊厨而代庖，要有一定的操守，安分守礼。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意思也是如此，同样表达了要专守于自己的职能，而不擅自越位的道德诉求。反过来而言，就是强调君子应该在其位谋其政，要在自己的职位上谋求应尽的职守。毋庸讳言，古代能够从政的士人都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和行政能力。但这并不必然保证他们能够始终如一日地在其位上勤政敬业，尽忠职守。孔子教导其弟子说为政要“无倦”，是看到了长期从政背后潜伏的负面因素。这种负面因素就表现在对政务的敷衍塞责和不尽心。很可能一个新上任的为政者有满腔的热忱要为天下苍生做些事，并能够积极有效地付诸实践。但随着对政务的熟悉和内心热情的褪减，很多为政者未必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其位孜孜不倦。魏徵说“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为了克服这种潜在的负面影响，孔子告诫其弟子说为政必须要“居之无倦”。要做到无倦，首先必须要有“敏”的精神。敏有奋勉之意，是孔子极为强调的重要德行。如“敏于事而慎于言”“敏则有功”“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等。做到“敏”，就自然能够打破那种“倦”于政务的意识侵袭，进而“敏以求之”于德政的操持。除此之外，要做到居之无倦，还必须有“敬”的精神。其意义体现在对个人职守的敬重和敬畏。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此处的“敬其事”就是克忠职守的敬业之意。与此相同，孔子还说“执事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等，无不凸显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只有做到敏与敬，才能对自己的职责不干有丝毫的懈怠，也才能实现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关于这一点，孔子在面对子路的提问时，也给予同样的告示。“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 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可见无倦对于一个为政者有着重要的意义。能够以身作则，身先示范，并不难能可贵，可贵的是能够一以贯之，孜孜不倦地长久为之。

行之以忠的“忠”包含着孔子对臣道的独特理解。为官以忠是孔子为政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既包含了要“臣事君以忠”那种忠君思想，又包含了“以道事君”“勿欺之，而犯之”的直谏精神。为政者做到下级对上级的忠心耿耿是被极为称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忠心就是毫无原则、一味顺从的愚忠。事实上，这种愚忠是孔子极为反对和批判的。孔子曾说：“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很明白地道出了对君王的侍奉原则是依道不依人。 他还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都无疑表露了他对愚忠的不满和否定。因此，行之以忠的“忠”指的是对“道”的忠。联系到孔子说“士志于道”就可以明了此中真味。如果为政者不能恪守道义，而是一味顺从上级的个人意思，必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种人从历史经验可知，他们非谗即奸，对良好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有着极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居之无倦体现的是为政者应该有所作为而非止步不前，必须恪尽职守，始终如一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长久的努力和贡献；行之以忠则体现的是为政者应该忠于大道而不苟且于现实。一方面既要如实贯彻来自上级的指令，另一方面也要遵照道义的要求拒绝那些不合理的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