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奥康纳 著 任 明 译

一、文化与创意的离奇死亡

2015年年底，澳大利亚新上任的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和他所任命的部长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yne）在位于堪培拉的英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所（CSIRO）公布了一项新的“创新与科学”工作日程表。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份日程表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处提到“创意”。“创新”将会通过对所谓“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投资与商业化而获得驱动力。在特恩布尔的愿景中，“创意产业”没有任何地位。事情又一次这样发生了：在“创意产业将会是澳大利亚发展新经济的先锋”这一理念传播了20年之后，“创意”这艘船正在缓缓下沉。

两个月之前，在另一个半球，只有专家才能注意到，联合国就其新版“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达成了一致。“目标”包括17项雄心勃勃的愿景，其中没有任何一条提到“文化”。这17项愿景中有很多都与联合国公约中有关性别平等、普遍享有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及环境保护等条款相关。然而，尽管有多家文化机构发出请求——包括主导2005年联合国“保护与弘扬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唯一具有约束力的、涉及文化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国际性公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内——“文化”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仍未得到丝毫体现。

从堪培拉到联合国，这是两个随机的例子。“这又如何？”有人可能说。在本文中，我认为这两件事症候性地显示了“文化”在当下公共政策制定中不受重视的程度，而创意产业的命运与此是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