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 著 肖 爽 译

在这个讲话里我要引用两个话题：受到高度关注的，有关电视语言本质的话题和关注文化政策与节目的十分普遍且分散的话题。在第一个视角中，这些关注似乎指向一个对立的方向：前者针对正式的问题，后者针对社会和政策问题。然而，我试图将两者放在一个单一的结构框架中。我的目的在于给出这样一种观点：在文化分析中，社会的结构及进程与正式或象征性的结构之间的内部联系是很关键的。我想将我的思考围绕传播过程中的编码/解码问题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类似于我们这个社会中，广播电视的生产工作者和他们的受众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必要的系统地歪曲传播的形式。这个论点与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尤其是与那些可能明确指向“帮助受众更好、更有效地接受电视传播”的教育政策有直接关系。因此，我希望在此保持用符号学/语言学的方法对待电视语言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视角一方面与社会和经济的结构相交叉，另一方面与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最近提出的文化逻辑相交叉。①Umberto Eco, Does The Public Harm Television? Cylostyled Paper for Italia Prize Seminer, Venice, 1973.这意味着尽管我将采用符号学的视角，但我不将其看作是仅仅指向一种对电视话语内在组织的封闭而正式的关切。这当然也包含着一种对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的关切，尤其是对那种语言中所使用的（在生产和接收的最后）各种各样的能力的关切。①Of：Dell Hymes’ Critique of Transformation Approaches to Language，via concepts of“performance”and“competence”in“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ociolinguistics，ed. by Pride & Holmes，Penguin Education，1972。本段修改时被删掉，换用接合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传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