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华北平原比往年冷得更早一些。十月才过半，泉城济南已能感到些许寒意。而在10月17日在济南正式开幕的2017年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暨第三十八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社年会上，与会的34家教育出版机构也面临着一个不一样的秋天。

全国各地的教育出版工作者刚刚度过了分外忙碌的苦夏——2017年6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规定，从今年秋季起，全国小学、初中新生将使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统编三科教材，这意味着此前许多地方版国标三科教材将逐步退出使用。

与往年相比，统编三科教材使得今年“课前到书”的任务更为紧迫。为了让超过3000万的新生用上新版三科教材，整个夏天相关的出版、印制、发行三方一直处于超负荷运作的状态。9月1日早8时，上课铃在神州大地敲响之际，全国的小学、初中新生都拿到了崭新的课本。

秋天的到来让各教育社松了一口气，但环境的剧烈变化却牵动着每一个教育出版人的心。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召开的本届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也因此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时代变了，教育出版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是抱团取暖还是各寻出路？是拥抱技术还是再辟它途？围绕主办方抛出的中心议题——“融合出版、相关多元化发展”，与会的教育社社长、总编辑们分享了自己的想法。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这场思想交锋的盛会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左右中国教育出版的航线。

教育出版：暖春还是凛冬？

在全国教育出版工作者劾力同心，成功完成统编三科教材“人手一册”的艰巨使命之际，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新政对于整个教育出版界而言不啻一次地质巨变。三科教材统编意味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可能从一纲多本的审定制回归一纲一本的国定制，对于目前参与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的众多出版社而言，新政带来的影响非比寻常，部分失去原有国标教材却没有分配到统编教材经营权的出版社直接经济损失甚至可以数亿元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件大事自然成为此番来到泉城的社长、总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去年6月执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黄强亲历了三科教材统编从编写到使用的全过程，深知这其中的艰辛。在会议上，黄强首先代表人民教育出版社感谢了各出版集团、各教育出版社在这一过程中的支持与付出的努力。同时他也坦言，在三科教材統编之后，人教社并未如外人所认为的那样，在经济收益上实现大丰收。“大家都在说，教材集中带来的利润就要被纸价上涨冲销掉了。”

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一路上扬的纸价无疑波及了整个出版行业，图书定价也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水涨船高。对于定价机制不同的教材而言，纸张成本夸张的涨幅正在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对此黄强表示，人教社已经向总局规划发展司反映相关问题，希望有关方面能采取措施，帮助各教育出版社一起解决纸张的问题。

三科教材统编、纸价上涨等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改变了2017教育出版的天候，适应与应对也由此成为各教育出版社所面对的共同主题。除此之外，教育大环境的变化无疑也引起了一些从业者的警觉。如今大教育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一抹亮色，但教育产业的“热”，却让教育出版界脊背发凉——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带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充实的人才扑向这块蛋糕，届时教育出版业能否扎紧自己的篱笆尚不可知，转型发展的道路也将面对更多来自外界的挑战。

然而正如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李东所言，有困难才有思考的动力，才有发展的决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各大教育出版社或多或少调整了发展的思路：人民教育出版社划定了“十三五”期间全新的四大战略，而地方教育出版的首席强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也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方针。多重压力之下，本届全国教育社社长总编年会所探讨的话题——融合出版、多元化发展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毕竟谁都不确定，接下来教育出版面临的会是暖春还是凛冬。

产品线拓展：路不只有一条

对于出席本届年会的社长、总编辑而言，出版主业仍是他们关注的重中之重。新政之下，许多出版社的教育出版板块都受到波及，而如何通过产品线的拓展来弥补损失，成为年会的一大焦点议题。

“主题出版就是核心出版”。年会上，中国编辑协会会长郝振省抛出的这一论调令许多出版人深以为然。正如黄强指出的：教育社做主题出版决不应局限于短期的效应、政治的应景，“如果我们能在这一领域深度耕耘，这些书就会成为长销书、畅销书，对中华文化的积累起到很积极作用的书。”

站在地方教育出版的角度，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经理方平对此则有进一步的思考。他指出，围绕国家重大时间节点推出的“硬主题出版”并不是地方教育社的优势，而更广泛意义上的“泛主题出版”才应该是地方教育出版社下大力气抓的领域。

在教育出版之外，教育社的另一“标配”产品线是学术出版，然而正如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所言，随着出版业态的发展，教育社的资金优势已不像过去那样凸显，在多方日渐加大力度的扶持下，很多出版社都加入到学术出版的竞争中来。对此他表示，如今对教育社能力的要求正在变得愈发全面，“我们要成为千手观音，不仅教材、教辅要做好，在主题出版、学术图书、一般图书方面都需有所建树，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那么对于一家教育出版社而言，还有哪些产品线可以拓宽呢？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选择是立足根本、提升学术出版的品牌影响力。“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国科教院目前在建设国家教育智库。抓住这样一个契机，结合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动态，教育科学社推出了系列体现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力作，多套图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认可。”社长李东表示。

此外，教育科学出版社还加大了对教师教育与学前教育两大特色板块的投入，并开始策划出版凸显教育性和艺术性的原创图画书。

与之相近的，河北教育出版社也在幼教、艺术和绘本领域有所突破。该社社长陈晓丽表示，冀教社旗下目前有主营幼教教材的控股子公司芮卡文化传媒，参股了以艺术图书为主的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绘本出版商启发童书馆。

融合出版：迎难而上

对于出版人而言，融合发展算不得一个新话题。而在教育出版领域，新技术所催生的新形态已为融合发展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在年会上，幾乎所有的出版人都认同，从单一的教育图书出版商向综合的教育专业服务商转变，将是教育出版社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个过程注定并非坦途，在纸电融合、纸网融合的过程中，与会的34家出版社几乎无一不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多数机构未能实现盈利。对于未来的方向，社长、总编们也有着不尽相同的思考。

面对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高投入，在容错试错机制尚不完善的环境下，并非所有的教育社都信心十足。许多社长、总编表示在这一领域将“紧密关注、谨慎投入”，“步子还没有迈开”。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周俊看来，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出版领域有共同的优势，也有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架构关联程度不强、团队文化差异巨大、目标市场联系不紧密、份额占比不均衡等。“同时驾驭两驾马车，我们的经验也不是很多。”周俊表示。

郑可也认为“如何与技术公司之间形成差异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他所在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有着网络出版的丰富经验，也深切感受到了诸如科大讯飞这样的技术公司在入局之后，在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对出版机构构成的强有力的挑战。“各个兄弟教育社难以有如此大的投入，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在出版融合领域靠什么取胜？”他向大会发问。

作为年会的东道主，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对此的回答颇见直率，他表示，数字化是教育的必然，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他进一步指出，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在观念上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对立起来，而在具体的操作上，还是要紧扣教材教辅，首先关心使用教材教辅的师生。

虽然高度重视数字化，但山教社做的事情并不“花哨”，用刘东杰的话说，山东出版在做的工作主要是“把电子书做成真正的电子书”。此外出版社建立了视频服务网站“鲁教视通网”，以此为平台实现精品微课与教材的互补。他透露，山东教育出版社围绕数字化产品的推广成立了融媒体营销团队，并把数字化产品的生产与编辑真正融合起来。“编辑在策划选题时都遵循纸电、纸网融合一体化运作的思路，不管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要按照出版规律去运作。”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瑞书也认同数字出版的工作应当立足需求。“诸如电子教材这样的事物，短期内还很难推广，但数字化手段、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在他看来，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刚需，哪怕再小，也能成为教育社转型的抓手。

苏教社在调研中找到的落脚点是题库。该社花了五六年时间，投入2000多万元的资金打造了涵盖上百万道题的基础教育题库，在王瑞书看来，苏教社并不需要直接用这个数据库来赚回成本，他瞄准的是以此为基础的纸质出版与其他增值服务，如智慧教辅和学业监测系统等。

多元化：馅饼还是陷阱？

相较融合出版，多元化发展的话题也在近期重回书业视野，受到各家教育社的关注。但在今年的年会上，对多元化多数出版人表示持保守态度，大家谈多元化“陷阱”多于“馅饼”。不过，也有部分出版社抛出了自身在出版主业外的许多新颖尝试。

近年来，大象出版社做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承担了河南省220余所高中的模拟考试管理服务。服务不仅包括纸质考试的电子化管理，还包括试题点评、成绩分析、知识点掌握情况分析、教学诊断等，极大方便了教师指导教学，得到了教研部门和学校的肯定。在社长董中山看来，这对编辑而言是一项极为特殊的锻炼：“编辑不光要会编书，还要有研究课程、钻研课程的能力。”

线下的阅读空间也得到了一些出版社的青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与黑龙江省图书音像发行集团联合打造的亚欧文化书店品牌——果戈里书店如今在全国范围内饱受好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赵力表示，借助这个平台出版社成立了青少年阅读基地、中外文化交流基地，组织中小学生游学活动，并根据读者的需求提供按需印刷等个性化服务。“通过这一系列多业态的尝试，书店实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走出一条产业链延伸的发展道路。”

2016年底，浙江教育出版社也组建了漫书咖教育书社作为图书和文化创意产品的实物出口。据总编辑周俊透露，经过一年运营，目前书店收支基本打平。

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领表示，辽教社新近成立了两个公司，主打研学旅行业务，希望可以结合辽宁省德育课程和综合实践两大课程，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研学服务。

江西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文恒益表示，出版社和江西电视台开展了小记者基地等合作，并开办了“少年演说家”等节目，“虽然经济效益不太明显，但是社会效益非常好”。

北京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董丽燕则透露，北教社最近的多元化探索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准备整合社会相关资源成立一个专门的编程开发公司，并产出相关的家庭教育系列产品。

对于占据中国出版半壁江山的教育出版而言，2017注定成为被载入史册的年份。宝剑锋从磨砺出，面对变化多端的局势，教育出版从业者积极探索的决心和尝试，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行业已经做好了迈入发展新阶段的准备。在教育全民化、产业化的浪潮中，这股出版力量能否顺利破局，闯出一条新路？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