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定，张晓亮

(中共定西市委党校，甘肃定西 743000)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在近 70年的执政实践中，党始终秉承从严治党、从严治权和从严治吏的方针，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立足实践新发展，对党建理论、实践和制度进行了不断创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证，将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

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 900多万党员的现代政党。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化和思想信仰的多元化，无疑会消解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挑战。具体而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仍然不断，多元文化的冲突碰撞加剧，各种错误思潮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蔓延，世界发展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1]。就党员干部来看，崇尚西方价值理念、“看齐”意识不强、漠视群众利益、违背社会公德等等行为还很有市场。在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中，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威胁最大。“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可见，腐败对执政党的危害性是巨大的。

当前，腐败对党的执政构成了严峻挑战。早在 1989年邓小平谈到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时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从发生学来看，腐败首先是从腐败思想开始的。腐败思想日积月累就会形成思想腐败，进而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目前，腐败思想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存在领域广，除了党政系统的公职人员之外，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都存在腐败思想的可能性；二是存在时间长，腐败行为可能是一次性的，易于消除，但腐败思想尤其是腐败思想支配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清除[4]。反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十八大第一次鲜明提出“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5]。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6]，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腐败。这种反腐决心，西方人士认为“习近平反腐力度超过了历届前任”[7]。中央的这种反腐决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必会产生震慑心理和倒逼效应，有利于规约领导干部的行为和预防腐败，进而赢得民心。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权力是组织给的，是个人奋斗得到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从“八项规定”出台到2015年底的整整3年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超过10万件，处理人数超过13万人。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理了33.6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23 951人，涉嫌犯罪1.4万人，其中包括4名省部级干部、42名中管干部和283名地厅级干部[8]。2016年5月至10月20日，“猎狐行动”共从67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犯罪分子634名，205名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其中59名超过1亿元[9]。这种腐败现象的存在，无形抬高了交易成本，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破坏了社会公正。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始终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面对党内出现的风险挑战，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使权力造福于社会和人民，从而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将思想纯洁性作为党建的中心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党内风气恶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日趋严峻的腐败等问题，从制度设计上加大治党力度。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两个维度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一）几代领导人从严治党的理论阐述

中国共产党 90余年的历史演进，证成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合理性。建党初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党高度关注的命题。1922年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群众党，使党与普罗大众紧密相连。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要求“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0]，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11]，坚决要求党的思想纯洁性。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通过整风运动，坚定了党的信仰、肃清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之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2]。同时，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七大通过的党章，群众路线的思想体系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为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后，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开展了“三反”运动，纯洁了干部队伍。1956年，八大党章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传统”[13]，重提群众路线问题。同时明确了党员的七项权利和十项义务。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脚步从未停歇，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党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1962年，刘少奇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14]。邓小平也认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15]。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党的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新的历史进程，党的建设步入制度化的阶段。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必须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1982年的十二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全国进行了整党。1984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临汾地区的整党工作，“在这次查处中，临汾地委本着从严治党，治病救人，挽救和教育干部大多数的原则，把认真调查研究同及时处理结合起来”[16]。从严治党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官方报道中。1985年，中央要求：“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17]。从严治党的部署首次出现在中央文献中。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18]。1992年，十四大党章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19]，从严治党思想成为党建的基本原则。

十四大之后，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20]，将从严治党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紧密相连。2000年，江泽民“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1]的论断，将治党与治国结合起来。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江泽民系统完整地阐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换。2002年十六大报告强调：“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2]，逐渐形成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思想。2007年十七大形成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党建格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建党和邓小平制度建党的精髓，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

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党员干部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客观现实，十八大从制度建设、改革创新精神和党建科学化三个层次八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3]，首次完整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同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他又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4]，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的有机组成部分。2015年2月，习近平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25]，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写入中央全会文件，正式成为全党意志。

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党成立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党内法规建设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全会在党内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共识，将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重点，狠抓党内政治生活，书写了新时期党建理论的经纬与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治党体系化的新思想。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思想，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作为新时代党建的总布局。

在探索党建理论创新的同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战略部署走向具体实践，并取得了明显实效。不论是“八项规定”的出台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还是“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以问题为导向，运用自律与他律双重手段，从实践层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三、习近平制度治党的经验总结

制度安排能够建立一套稳定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26]，从而降低风险。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脉络，细致考察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进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果，最根本的原因是刚性的制度他律塑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中央巡视制度、党建信息化和党内法规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

（一）完善中央巡视制度

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党的优良传统，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的力度前所未有，制度创新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央巡视组如若发现重大问题可以直接汇报总书记；二是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只是领导省级的巡视，而不干涉省级的具体工作；三是建立巡视组长库，巡视组长、巡视组、巡视对象之间不固定，巡视组长是任务，非职务。2013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有价值的线索比2012年增加了5倍[27]。2014年至今，中央巡视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了建立中央巡视的制度化，2015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巡视范围扩大，实现了省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政法系统领导班子及成员的全覆盖。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一届任期内实现中央巡视全覆盖。

从巡视取得的成效来看，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先后对149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8轮巡视，实现了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28]。中纪委共处理38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 200余人、谈话函询4 500余人次、组织处理2 100余人[29]。其中2014年被查的9名中管干部、2015年被查的19名中管干部[30]，都是在巡视中发现其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因此，巡视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部署，是促进标本兼治的战略举措，中央巡视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为推动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加强党建信息化

党建信息化，就是结合信息技术的集聚、共享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规则安排来增强党建工作的过程。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交沟通方式，网络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生活，衍生出了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同时使党的执政活动呈现出新特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会底层民众话语权的回归，打破了传统媒体一支独大的格局[31]。当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打破腐败集团封闭的暗箱操作、披露一些官员的腐败内幕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也有助于监察部门获得一些办案线索，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监督部门信息不对称困局。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借助互联网技术，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2013年 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开通，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充分调动社会民众，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其后，省级纪委、监察部门也纷纷建立官网或对原有网站进行了升级，使纪检监察网站成为政务网站中最火的网站。2015年6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反“四风”APP客户端，普通群众只要下载客户端，无需实名就可随时随地对自己身边的“四风”问题进行举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反腐的参与度。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于举报线索，无论是否属实都会给出一个明确说法。这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参与反腐的信心。

网络反腐参与便捷，有利于吸纳社会力量和智慧，有助于形成群策群力的全方位反腐格局[32]。而社会处于急遽转型之中，网络介入政治体系，弱化了政党权力，政党对信息的控制呈下降态势，使得现行政治体系的缺陷会被无形放大，极易引发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尤其是无序参与与非理性的存在，政治沟通无序和低效，导致了网络暴力增加。所以，建构出一套科学规范的网络反腐体制机制，实现网络群体沟通渠道的正规化和常态化尤为必要。

（三）推进党内法规建设

党内法规体系是维系党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从一大颁布的党纲开始，党内法规建设就一直是党建的重要内容。建国前，党内法规就达131件，涉及党章、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党的纪律等各个方面[3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制度建党的推进，党内法规建设成效显著。从1978年至2000年间，比较重要的党内法规达到了260件[33]。新世纪以来，党内法规建设密度加大。

十八大以来，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同时，结合当前我国现实状况和党建实践，出台或修订的一系列党内法规至少55部，超过现行中央党内法规150多部的1/3[34]。如《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等，强化了制度建党。

为了因应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制度要求，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化了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从制度层面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法规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提供了法制保障。

回顾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进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总结管党治党历史经验，从系统论视角将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治国理政战略格局之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抓落实重实效的务实观与谋大略重规划的统筹观[35]。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的理论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树荫，石亚玲.“三严三实”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5（3）：11-16.

[2]新华社.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20（1）.

[3]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M]//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

[4]邓如辛，董一潼.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三大创新[J].理论探讨，2015（1）：116-119.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5).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49.

[7]沈鹏.外媒：中国“打虎拍蝇”力度空前[N].参考消息，2014-07-03(14).

[8]乌梦达，毛一竹，甘泉.2015中国反腐八大亮点[EB/OL].[2017-05-08].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5/1215/c64371-27932747.html.2015-12-15.

[9]邹伟，朱国亮.今年“猎狐行动”已抓捕634名逃犯59人涉案过亿[EB/OL].[2017-05-08].http：//news.qq.com/a/20161024/043737.htm，2016-10-24.

[10]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68.

[11]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26.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1094.

[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2.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65.

[15]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M]//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

[16]佚名.冲破“关系网”撕开“保护层”临汾地区“查房”工作取得成效[N].人民日报，1984-07-18（4）.

[17]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N].人民日报，1985-11-25（1）.

[18]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

[19]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6.

[2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

[21]江泽民.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4.

[2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

[2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2）.

[24]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5（1）.

[25]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1）.

[26]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

[27]万孝行，汪清.当代中央巡视制度与西汉刺史制度比较研究[J].理论视野，2016（1）：78-80.

[28]新华社.2016首轮中央巡视工作开始[EB/OL].[2017-05-0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8/c_1118181723.htm.

[29]新华社.王岐山在江苏调研时强调 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EB/OL].[2017-05-08].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12/06/c_1120067779.htm.

[30]田思思.从被查中管干部看反腐无禁区[EB/OL].[2017-05-08].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6-01/03/content_12026234.htm.

[31]杜创国，刘静静.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机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160-162.

[32]齐杏发.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3（1）：41-51.

[33]周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思考[J].法学论坛，2011（4）：41-47.

[34]刘帅，陈松友.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思想的发展理路与现实观照[J].理论与改革，2016（3）：77-81.

[35]吕品.以党内法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EB/OL].[2017-05-08].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1107/c40531-288397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