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娇 刘晓明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春 130024)

1 引言

1.1 一般结果期待及其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作为人格特质的一种，一般结果期待(又称气质性乐观)被定义为个体对不同生活领域中未来事件的普遍性期待(Carver & Scheier，2014)，对积极事件的期待为乐观期待，对消极事件的期待为悲观期待。与人们口中常说的“乐观”与“悲观”有所不同的是，根植于动机的期望价值理论的一般结果期待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与动机相关的一种认知结构，涉及到一个人如何把目标转化成行动。行为的自我调节理论(Self-Regulation Theory)认为，人类目标指向性行为会受到反馈系统的指引，结果期待影响了随后的行为：如果期待是有益的，会导致重新付出努力；如果期待是无益的，就会导致减少努力，甚至放弃进一步尝试(Carver，Scheier，& Segerstrom，2010)。

人类的决策过程，涉及到从收集信息到评价风险概率，根据对决策结果的期望确定目标选项，最终将目标转化为决策行动的过程(庄锦英，2006)，这也恰恰是一般结果期待影响人类行为的过程。综观以往文献，探索一般结果期待与决策偏好的研究大多认为一般结果期待越偏向乐观，个体越会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倾向。例如，有研究证实了一般结果期待与赌博的关系，乐观倾向的个体对赌博结果的积极期待会导致其坚持不懈的赌博行为，尤其是在消极赌博结果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乐观倾向的个体依旧会对赌博结果持积极的期待(Gibson & Sanbonmatsu，2004)。另外一项研究也指出个体的乐观期待水平对风险决策中的冒险程度有预测作用，且这种预测作用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谢晓非，2001)。

然而，大多数探讨一般结果期待影响决策行为的研究依旧停留在单维观点(Taber et al.，2015；Zhao，Huang，Li，Zhao，& Peng，2015)，而鲜少见到将一般结果期待分乐观期待、悲观期待两个维度去细致探讨究竟哪个维度在决策行为上起作用(或二者都有作用)的。事实上，一般结果期待并非简单的单维结构，乐观期待与悲观期待不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两极，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Glaesmer et al.，2012；Rauch，Schweizer，& Moosbrugger，2008)。Pulford(2009)研究发现，个体一般结果期待中的乐观期待对模糊决策中的模糊偏好有影响，而悲观期待没有影响(Pulford，2009)，这提示乐观期待与悲观期待在决策中也许存在不同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二维结构的观点出发，细致研究一般结果期待与决策偏好的关系，进而建立研究假设：乐观期待与悲观期待都会对决策偏好产生影响，乐观期待越高、悲观期待越低的个体越会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1.2 决策情境因素对决策偏好的影响

行为决策领域中的决策偏好，是指人类在决策时表现出的对保守或冒险备择项的主观倾向，其中，对保守选项的偏好为风险规避的偏好，对冒险选项的偏好则为风险寻求的偏好(Cesarini，Dawes，Johannesson，Lichtenstein，& Wallace，2009)。研究表明，决策情境作为限定条件会限制个体生成对决策结果的期待，进而影响决策偏好(Radcliffe & Klein，2002)。而要想探究一般结果期待如何影响决策偏好，就要对各种特定的决策情境因素加以研究。

风险决策中的情境因素，包括决策背景、风险概率和描述框架等。决策背景是指呈现在结果选项之前，介绍决策问题的先前背景信息，一般表现为前期风险决策的损益结果，分为获益背景和损失背景。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获益背景，决策者在损失背景下更易冒险，而且这种影响还存在着特质性的个体差异(黄仁辉，李洁，李文虎，2014)。风险概率是风险决策领域重要的研究变量之一，也是决策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中等概率的损益风险(如33%、50%和67%的风险概率)中人类决策行为表现的研究上，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极大或极小概率条件下，人类行为模式会出现较大变化(孙彦，许洁虹，陈向阳，2009；张军伟，徐富明，刘腾飞，陈雪玲，蒋多，2010)。 对决策结果的描述框架主要是指对决策信息的描述方式。由这种对描述方式的不同，带来的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变化被称作框架效应。研究表明，不同一般结果期待大学生在风险决策中表现出的框架效应特点不同(王青春，阴国恩，李帅，2012)。因此，以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投资创业情境为背景，探讨决策情境条件下的决策偏好有何不同，并提出研究假设：在损失背景、低概率及消极框架下，大学生更加倾向于风险寻求。

综上，鉴于一般结果期待能预测个体的决策偏好，而乐观期待与悲观期待也许对决策偏好有不同的影响，研究通过操纵三类决策情境因素，设置了2种决策背景(获益/损失)、2种描述框架(积极/消极)和3种风险概率(高/中/低)，共12种具体的决策情境，分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两个维度探讨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建立研究假设：不同决策背景、风险概率和描述框架下，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对决策偏好有不同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184人(男33人，女151人)，年龄在17岁到23岁之间，平均年龄18.23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无明显精神或身心疾病，中文阅读水平正常(高考语文成绩均在及格以上)，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2.2 研究材料

2.2.1 决策情境问卷

研究采用情境案例配合问卷调查的方法(段婧，刘永芳，何琪，2012)，在大学生创业的风险投资背景下，考察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参考前人研究设置风险概率(被试内因素：高、中、低三种概率)、决策背景(被试间因素：获益与损失两种背景)与描述框架(被试间因素：积极与消极两种框架)三种决策任务结构特征，4种决策材料，共12个决策任务(黄仁辉等，2014)。被试决策偏好的数据收集按照Likert 6点记分的方式，1=非常喜欢方案A，2=比较喜欢方案A，3=有点喜欢方案A，4=有点喜欢方案B，5=比较喜欢方案B，6=非常喜欢方案B。被试得分越低越偏好于风险规避，得分越高越偏好于风险寻求。

2.2.2 大学生一般结果期待问卷

大学生一般结果期待的测量采用扩展版生活定向测验(the Extended Life Orientation Test，ELOT)(Chang，Maydeu-Olivares，& D’Zurilla，1997)。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计分，共15个项目，其中6项代表乐观期待，另外9项代表悲观期待。利用305人大学生样本对问卷的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双荷载且差值小于0.2的项目(第8项)得到清晰的双维结构(所有项目的因子荷载均在0.4以上)。利用184人同质大学生样本对包含14个题目的正式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模型拟合良好(CFI=0.91，IFI=0.91，TLI=0.89，RMSEA=0.05)。在184人样本中，乐观期待分量表Cronbach’sα=0.57，悲观期待分量表Cronbach’sα=0.75，总分的Cronbach’sα=0.77。

2.3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4×2×2×3的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一般结果期待(四种类型：明显乐观倾向，明显悲观倾向，双重倾向和倾向不明显)，决策背景(两种背景：获益背景和损失背景)，描述框架(两种框架：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和风险概率(三种概率：低、中和高概率)。其中，一般结果期待、决策背景和描述框架为被试间因素，风险概率为被试内因素。

2.4 研究程序

整个研究由固定的一名主试完成，采用集体施测法，在大学生课堂上正式课程开始之前统一施测。首先集体发放实验材料，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后统一开始，要求被试独立作答，正式测量结束后请被试填写年龄、性别等人口学信息。对部分提前完成的被试要求坐在原处保持安静，待全部被试完成实验后，统一回收实验材料，并对全体被试表示感谢。每名被试随机做四种实验材料中的一种。为消除实验材料呈现顺序带来的时序误差，对一半被试先测量决策偏好，另一半被试先测量一般结果期待水平。

3 研究结果

3.1 一般结果期待的分类处理方式

利用平均数填充法对一般结果期待测量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研究结果证实，该方法对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的统计结果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前人研究中对一般结果期待的分类处理方式(陶沙，2006)，将一般结果期待得分按照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分别计算总分，并经过标准化转换为z分数。将乐观倾向z分数大于0，且悲观倾向z分数小于0的被试定义为明显乐观者；将乐观倾向z分数小于0，且悲观倾向z分数大于0的被试定义为明显悲观者；将乐观倾向与悲观倾向z分数均大于0的被试定义为双重倾向者；将乐观倾向与悲观倾向z分数均小于0的被试定义为倾向不明显者。每个类别被试人数、性别分布，各自完成的实验材料数目及乐观倾向、悲观倾向平均分见表1。其中，材料Ⅰ为损失背景/积极框架，材料Ⅱ为损失背景/消极框架，材料Ⅲ为获益背景/积极框架，材料Ⅳ为获益背景/消极框架。

表1 四种一般结果期待分组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乐观期待与悲观期待的相关系数为r=-0.43(p<0.001)，表明二者为中等程度的相关。为了检验分组的有效性，对四种类型一般结果期待大学生在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分量表上的得分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一般结果期待的四个分组在乐观期待得分及悲观期待得分的差异均非常显著(F乐观(3，180)=107.559，p<0.001，η2=0.64；F悲观(3，180)=119.43，p<0.001，η2=0.67)。事后检验显示，在乐观期待得分上，明显乐观组、双重倾向组>明显悲观组、倾向不明组(p<0.001)；在悲观期待得分上，明显悲观组、双重倾向组>明显乐观组、倾向不明组(p<0.001)，证明了分组的有效性。

3.2 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决策任务结构中，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将一般结果期待、决策背景、描述框架和风险概率作为自变量，风险决策偏好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一般结果期待、决策背景和描述框架为被试间变量，风险概率为被试内变量。四种一般结果期待类型大学生在不同决策任务结构下的风险选择得分见表2。

表2 四种类型一般结果期待在各种决策任务特征条件下的平均数与标准差(s)

续表2

风险概率获益背景描述框架一般结果期待x(s)风险概率损失背景描述框架一般结果期待x(s)双重倾向组2.20(0.45)双重倾向组1.89(1.36)倾向不明显组1.75(0.71)倾向不明显组2.60(1.34)消极框架明显乐观组3.54(1.05)消极框架明显乐观组3.60(1.06)明显悲观组3.36(1.22)明显悲观组4.00(1.27)双重倾向组2.56(0.88)双重倾向组3.30(1.49)倾向不明显组3.20(1.23)倾向不明显组2.25(1.89)高概率积极框架明显乐观组2.79(1.81)高概率积极框架明显乐观组1.67(1.33)明显悲观组1.79(1.63)明显悲观组3.08(1.89)双重倾向组1.60(1.34)双重倾向组1.78(1.64)倾向不明显组1.50(0.76)倾向不明显组1.80(1.79)消极框架明显乐观组3.23(1.64)消极框架明显乐观组2.33(1.76)明显悲观组2.79(1.42)明显悲观组3.44(1.90)双重倾向组2.56(1.74)双重倾向组2.20(1.81)倾向不明显组2.80(1.55)倾向不明显组2.00(2.00)

图1 一般结果期待在不同决策任务结构下对决策偏好的影响

4 讨论

4.1 一般结果期待的二维结构验证

利用对一般结果期待在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分量表上的得分，将185人大学生样本分成四种类型，明显乐观组大学生占总人数的35.14%；明显悲观组大学生占总人数的31.35%，此外的33.51%均为双重倾向型(18.92%)和倾向不明型(14.59%)大学生。这验证了人群中不仅存在乐观期待水平高的乐观者和悲观期待水平高的悲观者，还存在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水平均较高的双重倾向者以及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水平均较低的倾向不明者(陶沙，2006)。与以往研究单纯通过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不同，研究从新的角度验证了作为一般结果期待的两种评价倾向，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是互相独立存在且又中等程度相关的两个维度的观点(Glaesmer et al.，2012；Herzberg，Glaesmer，& Hoyer，2006)。二维结构的确立不仅关系到一般结果期待的理论建构和测量方式，更加关系到一般结果期待影响人类行为反应等诸多方面研究假设的建立与验证。

4.2 不同决策情境下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影响

通过设置决策背景、风险概率和描述框架三种任务结构特征，考察不同决策情境下，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决策背景下，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没有差异；而在不同风险概率和不同描述框架的风险决策中，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影响不同。

已有研究表明决策背景是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孙彦等，2009)，而且这种影响受到个体差异因素的调节(黄仁辉等，2014)。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决策背景对决策偏好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且二者的关系不受一般结果期待的调节。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除决策背景外，同时还涉及描述框架和风险概率。而描述框架和风险概率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受到一般结果期待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以致分解了决策背景所受到的一般结果期待的调节作用。另外，以往研究多是将决策背景作为分类因素，在获益背景和损失背景下分别探讨描述框架、风险概率及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对决策偏好的影响(黄仁辉等，2014；孙彦等，2009)，这类分析方法淡化了决策背景作为自变量的作用。因而，决策背景对决策偏好的影响是否受到一般结果期待的调节，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

尽管一般认为乐观者在风险决策中更加冒险(Gibson & Sanbonmatsu，2004；谢晓非，2001)，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到了与此相悖的结论(Taber et al.，2015)，提示着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影响可能存在结构上的分离。研究通过更细化的实验设计，证明双重倾向型大学生在低风险、积极描述框架下的风险决策中表现得更加冒险。双重倾向型大学生不仅对未来事件的积极结果持很高期待，对消极结果也持很高的期待。这就解释了为何以往研究中不一致的结论。根据行为的自我调节理论，低概率、积极框架下的决策事件激发了双重期待型大学生对实现获益结果的动机，进而影响了他们对风险因素和获益概率的判断，即对风险概率的判断产生低于实际概率的主观期望偏差，而对获益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抱有非常积极的期待，进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决策判断中表现出了风险寻求的偏好。

另外，以往研究中不一致的结论也提示着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偏好的作用具有情境依赖性。当决策任务风险概率非常低(小于10%)时，框架效应不再按照原本的积极框架下更保守、消极框架下更冒险的趋势影响决策行为，而是出现了积极框架下更冒险、消极框架下更保守的“反转”(何贵兵，1996)。这是由于与完全无风险状态相比，极低的风险概率所带来的损失往往被个体评价为是可以接受的，人们愿意冒这一点风险去得到相对条件下的获益。尤其是对于双重倾向型一般结果期待者，极低的风险概率更是容易激发他们对获益结果的乐观期待，进而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倾向。可见，人类决策偏好对情境的依赖性之重，使得研究者在探讨人类决策时必定不能脱离对决策情境因素的限定。

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有影响已被一些研究所证实(Gibson & Sanbonmatsu，2004；谢晓非，2001)，但至今仍少有研究真正以二维结构观点为基础探讨乐观期待、悲观期待与风险决策偏好的关系。研究以二维结构观点为基础探讨一般结果期待对决策偏好的作用，对深入理解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发生条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看，考察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一方面要将一般结果期待的二维结构贯彻始终，另一方面风险概率和描述框架等任务结构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实践意义来看，通过研究的结果可以认识到，一般结果期待是大学生风险决策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对大学生的创业投资、职业生涯规划等领域的教育和实践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何根据一般结果期待的水平来有针对性的帮助大学生设置合适的职业目标是未来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段婧，刘永芳，何琪.(2012).决策者角色及相关变量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心理学报，44(3)，369-376.

何贵兵.(1996).决策任务特征对风险态度的影响.人类工效学，(2)，12-16.

黄仁辉，李洁，李文虎.(2014).不确定性容忍度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心理科学，37(6)，1302-1307.

孙彦，许洁虹，陈向阳.(2009).封面故事、选项框架和损益概率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心理学报，41(3)，189-195.

陶沙.(2006).乐观、悲观倾向与抑郁的关系及压力、性别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38(06)，886-901.

王青春，阴国恩，李帅.(2012).不同乐观水平大学生的框架效应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03)，190-195.

谢晓非.(2001).乐观与冒险.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7(6)，859-868.

张军伟，徐富明，刘腾飞，陈雪玲，蒋多.(2010).概率大小、损益结果和认知闭合需要对模糊规避的影响.应用心理学，(03)，218-224.

庄锦英.(2006).决策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Carver，C.S.，& Scheier，M.F.(2014).Dispositional optimism.TrendsinCognitiveSciences，18(6)，293-299.

Carver，C.S.，Scheier，M.F.，& Segerstrom，S.C.(2010).Optimism.ClinicalPsychologyReview，30(7)，879-889.

Cesarini，D.，Dawes，C.T.，Johannesson，M.，Lichtenstein，P.，& Wallace，B.(2009).Genetic Variation in Preferences for Giving and Risk Taking.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4(2)，809-842.

Chang，E.C.，Maydeu-Olivares，A.，& D’Zurilla，T.J.(1997).Optimism and pessimism as partially independent constructs：Relationship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23(3)，433-440.

Gibson，B.，& Sanbonmatsu，D.M.(2004).Optimism，Pessimism，and Gambling：The Downside of Optimism.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30(2)，149-160.

Glaesmer，H.，Rief，W.，Martin，A.，Mewes，R.，Brähler，E.，Zenger，M.，& Hinz，A.(2012).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population-based norms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Revised(LOT-R).BritishJournalofHealthPsychology，17(2)，432.

Herzberg，P.Y.，Glaesmer，H.，& Hoyer，J.(2006).Separating optimism and pessimism：A robust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R).PsychologicalAssessment，18(4)，433-438.

Pulford，B.D.(2009).Is luck on my side?Optimism，pessimism，and ambiguity aversion.Quarterly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62(6)，1079-1087.

Radcliffe，N.M.，& Klein，W.M.P.(2002).Dispositional，unrealistic，and comparative optimism：Differential relation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processing of risk information and beliefs about personal risk.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28(6)，836-846.

Rauch，W.A.，Schweizer，K.，& Moosbrugger，H.(2008).An IRT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Optimism Scale.EuropeanJournalofPsychologicalAssessment，24(1)，49-56.

Taber，J.M.，Klein，W.M.P.，Ferrer，R.A.，Lewis，K.L.，Biesecker，L.G.，& Biesecker，B.B.(2015).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erceived risk interact to predict intentions to learn genome sequencing results.HealthPsychology，34(7)，718-728.

Zhao，X.，Huang，C.，Li，X.，Zhao，X.，& Peng，J.(2015).Dispositional optimism，self-framing and medical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50(2)，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