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拥有自己的风琴

梁漱溟先生在我眼中是一个伟岸的存在。八十年代初，我来到北京工作，竟然没有想到前去拜望，一直为之遗憾。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梁漱溟，其精神活力与人格力量，可谓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存在，令人敬仰。

叔本华曾说过，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因之，他们的识见虽是愈来规模愈大，但已作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关于思考》）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拥有一架自己的风琴，用这架风琴弹奏自己思想的声音。他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曾沉溺于佛学；他研究过印度哲学，也研究过西方哲学。然而一旦他在儒学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并创立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就如同叔本华所说，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它们不再可能改变他的思想，相反，他和古往今来的所有思想家一样，把它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成分，从而形成他思想的完整性。当他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完成了一个有别于所有人的理论体系，一个赫然存在的生命，就在他身上凸显出来。对于他，这一生命构成从此不会消失，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许显得孤傲，也许显得寂寞，但都不会因之而改变。

梁漱溟显然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最初创立新儒学时他内心是否已经充满圣徒一般的使命感，我们不太清楚，但他在年近五旬时却敢于这样表示：当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儒学的继承者和复兴者。他说：“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他还这样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梁漱溟传》138页）他是这样自信，自傲。正是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他才会对新儒学如此迷恋，在这一点上，他真正具备了大儒的素质。在大半个世纪的思想旅程中，“天降大任于斯人”，历代大儒心中充满的这种豪情，同样充溢在梁漱溟身上。

思想家必须这样。他心里始终应该拥有激情，因激情而坚韧。他不能丝毫怀疑自己的思想，不能因外界的压力或者变化而改变初衷。他可以吸收新的养料，但前提和出发点，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理论，而非其他。具有这样特点的思想家，其独立人格才会形成。

五四时代的最大特征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个思想家以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给思想以自由翱翔的翅膀，给思想家以广阔的天地，且不管他们各自的信仰如何，体系如何，思想深度如何。一个社会应该给所有思想者以相同的机会，让思想在碰撞中闪光，让思想家在充分满足自我之中达到整个社会精神的平衡与发展。一个既造就革命家政治家也造就思想家的时代，其精神状态才是健全的。五四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并将以这样的特征而在不断地为人们描述。

梁漱溟有幸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因此，他的使命感，他的宗教般的热情，他的人格，才有可能得以充分体现。

在信札中重温记忆

未曾拜见梁漱溟，另外一个契机，却让我与梁先生的公子梁培宽先生有了深入接触，从他那里我感受到谦和、严谨、认真。

走进新千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这套书，怎么能没有梁漱溟？我请汪凌女士负责撰写。她走进位于北大承泽园梁培宽家中，请他提供相关图片。没有想到，不仅提供图片，他还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汪凌告诉我，我喜出望外。此时，我正开始做“大象名人珍藏”系列，第一本是黄裳先生的《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能为梁漱溟先生做一本暮年批注手札，多么好！当即约定，前去看望梁培宽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

梁漱溟走进1976年，高寿八十三岁。在他看来，这个年龄该是重睹旧物、归纳一生的时候了。于是，他以翻阅旧札的工作开始暮年的怀旧之旅，也借此重温历史，打捞记忆。于是，他也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

三十年过去，就在2007年的一个夏日，在梁培宽家中，这些信札原件摆到我的面前，让我一一翻阅。我的眼睛不由得为之一亮。对于一个有着浓厚历史兴趣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陶醉的场合吗？遥想当年，人到暮年，历尽沧桑的梁漱溟，日趋浓厚的怀旧情绪无法排遣，他从箱底找出多年间的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致一来便挥笔批注，此时此刻，必有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充溢心中。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1916年前后，最近者在1976年，历史跨度长达六十年。

梁氏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但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批注或署名，或不署名而改为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一批与1926年前后北伐战争有关的来信，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来信者主要为他的朋友陈铭枢——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学生徐名鸿、黄艮庸——时在陈铭枢麾下从军。

陈铭枢，字真如，系北伐名将，自1924年起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在攻打吴佩孚军的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立下战功。然而，陈铭枢不只是一员就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将，他对佛学颇有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也是他与梁漱溟在北伐战争前得以结识并成为朋友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当他就任第十师师长一职后，特邀梁漱溟与熊十力南下共事，二人虽未前去，但派遣三位得意弟子王平叔、徐名鸿、黄艮庸由北京前往广东，投笔从戎，辅助陈铭枢。关于这一背景，梁漱溟在陳铭枢一组来信前，特单附一页予以说明：

据我所闻真如游学日本陆军时，曾从桂伯华先生听讲佛法，甚勤恳。桂先生临终嘱其归国后宜从南京欧阳先生问学，以故当其一度脱离军队时即投入内院欧阳先生门下。值其时熊子真（十力）亦在内院求学，彼此甚相得。子真既经我介绍入北大讲唯识。一九二三年与平叔、艮庸同住缨子胡同我家。真如即于是年北来访我结交，其后遂有一九二五年从广东以革命之义相督责，而平叔等三人南下从戎之事，自是而后彼此关系日密，以迄于一九六五年真如身故，后计有四十余年。至今箧中所存真如手札独多，虽不必皆有保存价值，亦姑存之备考。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漱溟识

梁漱溟说“所存真如手札独多”，可惜此次辑录只发现五封。其中三封为陈铭枢致熊十力信，梁氏在一封信前批注道：“此为一九二三年真如从南京来访我于缨子胡同时偶然留存之一笺。”陈铭枢此三信虽是致熊十力，但均谈及梁漱溟，且论及佛学和印度哲学，在一信后他还特地写道：“诸函皆可转呈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艮庸、平叔两先生。”这大概就是三封信得以保存于梁氏之手的原因。

另外两封均写于北伐战争期间，也是写给梁漱溟、熊十力两人。一员北伐名将的两封私人通信，留下了诸多难得的历史细节。

其一，梁氏批注为：“此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鸿初到广州时，真如兄来信。信写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名章）”。其二，梁氏批注为：“此为真如统军北伐之时，行军途中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名章）”。前信日期注明“十五日”，无月份年份；后信注明“七月三日”，无年份。两封信均涉及陈铭枢由粤赴湘，负责游说湖南军阀唐生智（字孟湘）与北伐军合作事宜，由此分析，应写于一九二六年。

前信两页，毛笔行书，字大，较简略，应写于前，只提及“此次到广州匆匆适奉使湘省”一句。后信三页，钢笔行书，字极小，约两千字，详告徐名鸿等三弟子近况，以及对他们三人的各自评价等。据史料，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衡阳率军正式参加北伐军，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显而易见，陈铭枢的奉使之行圆满成功。

在七月三日写给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长信中，陈铭枢以大量篇幅阐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态度，并介绍了自己奉使湖南的情况。他写到与唐生智的接触与印象：

平叔等次永兴留候司令部，弟独往衡州会唐孟湘，谋军事。孟信佛极深，持念极切，志宏愿大，胆略才识矫然不群。然好用权术，是其大病。（惟弟能窥见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亲爱。（但其部曲训练之良，团结之固，一时无两。）弟自维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为于孟差为得之，故爱护之惟恐不至。然深虑其技痒不除（指权术），致患根本；又以其崇佛，未易以胡益阳曾湘乡之说进；耿耿我思，忧何以辍，环顾宇内，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两兄谁与嘱之！

由引文可见，行军途中的这位北伐名将，胸中块垒，不便与军中人士泄露，只能驰笔向两位京中友人倾诉。“孤舟夜泊，人静水流，思怀不寐，缅书寄意。明日赴战，奉讯又未知何日也？弟陈铭枢顿首，七月三日午夜笔于潇舟中。”今日再读信中最后几句，当年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万分。正是这样一封感人的长信，为北伐复杂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博弈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唐生智后来与蒋介石时分時合，其间种种举动，或许也可佐证陈铭枢当年对其性格所做的透彻分析。

梁漱溟这批书札，最终结集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于2009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只能勉力为之。出版过程，梁培宽的来信对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了两遍，随后致信于我：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为此书，梁培宽写了一篇后记，略述缘由：

先父梁漱溟的若干师友故旧来信，在他手头已存放很久很久。这些数十年前的旧信他十分珍视。先父故去后，笔者曾加以清理，并妥为收存，可收存至今已近二十年，仍不知当如何处理，为它们寻得一个合适的“归宿”，才与先父的心意较为相副。

今年五月的一天，李辉先生在汪凌同志的陪同下，首次来访，目的是看看那些旧信。在翻阅了那些纸张多已泛黄的书札之后，他似乎毫无犹豫，就表示值得出版，并且要原色影印。这有些出乎笔者的所料，而事情竟这样说定。随后在李辉先生的关心与安排下，开始了本书的选编，扫描等工作，李辉先生且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了序言，于是本书终得印行问世。

李辉先生来访时，曾以他的文集《人生扫描》一册相赠。待我读过之后，才恍惚有悟，原来他是位对“往事的追寻”有偏爱之人，而且这种“追寻”是必至于“人物的内心”而后止的。那么，那些早年手札得以在此书中与读者相见，就不能不归之于这种“追寻”精神，而再往下追去，就要“追寻”到李辉先生处了。此书得以问世，应当感谢李辉先生，自是当然。

选编工作由笔者负责，其结果是：书信分为三部分，即第一辑为先父梁漱溟致故旧师友及其他人士的书信；第二辑为故旧师友等致梁漱溟的书信；第三辑为家书。还须在此说明，致师友故旧书信（第一辑）或他们的来函（第二辑），其各自编排次序大体依照彼此结交早迟与各人的年齿而分先后。

有梁培宽鼎力支持，这本名家珍藏系列才得以顺利出版，深深为之感谢。

这本书出版后，朋友萧然读后，写下书评《逝去的时代，逝去的生活》，他为之感叹不已：

读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前辈们美妙、飘逸的书法。在我看来，今天的绝大多数所谓书法大家，无论功力还是境界，已经无法与梁漱溟那一代人企及。这一方面是今天的启蒙教育已经无法复制过去，毛笔、砚台早被电脑、鼠标取代。而另一方面，在基本功以外，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气”，今人之“气”，俗字占了上风，因此即便字也可以漂亮，但终究飘逸不起来。

萧然兄说得不错。飘逸是一种境界，与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相媲美。时隔多年，再翻这本《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感受依旧真切。

“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讀《〈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梁漱溟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一九二四年他到曹州主持高中部仅仅半年，回到北京，却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而来，足见他天然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之后，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如此令人神往的境界！

梁培宽写到，自有朋友团体之后，梁簌溟先生曾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说得多好。

梁培宽在后记中写道，“先父昔日青年朋友逐步步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莫须有的“逃亡地主”罪名，被红卫兵押回广东，途中于车厢相连处不时遭到“提审”，“不是文斗，直到不能支持”。在番禺老家五年，捡粪挣工分糊口。一九七二年得免除“监督劳动”，抱病回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病故。据先生家人称，他曾表示愿留京侍奉老师，返故里终老，须待老师百年之后；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梁漱溟致信田慕周，写道：“艮庸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

云颂天先生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七○年九月与一九七六年六月，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来京看望老师。一九八三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中风复发后，先生已举步维艰，但仍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梁簌溟先生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已，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自一九二四年远从广东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

梁培宽感叹，父亲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由此可见，梁漱溟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

梁漱溟暮年读信，是与历史对话，是与友人另外一种形式的倾谈。岁月苍老，梁漱溟深知，他和学生已不大可能重新相聚，如早年那样闲谈切磋了。我想象着，在暮色茫茫的秋日余晖下，他以复杂心情细读这封新札。往事不再，来日不多，弟子的真诚与感伤想必同样让他激动不已

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父亲梁漱溟，常在儿子心中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想到，何不请梁家公子编选一本他们笔下所写的父亲？书名为《父亲梁漱溟》，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编选过程，同样是读儿子们眼中的父亲。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非常配合。梁培恕曾经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过，可惜，我无缘得见。在编选这本书时，他写来一信如下：

李辉先生：

万分抱歉，上午寄快递时竟将家兄致你的信函等三纸遗漏。想来你已察觉并带来不便。

我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此后调动几次，最后在社科院退休。今秋曾去宿舍区与老同伴聚会。半世纪过去，尚及见面者不足半数，可叹。

祝

工作顺利！

梁培恕上

2009.10.7

借编选《父亲梁漱溟》，我读到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梁漱溟两篇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的晚年》。

李辉先生：

今寄上《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复印件一份。

从此文内容看，与谈毛主席一文不同，似多可公开发表，只是不知有何处愿刊出。

……

祝

编安！

梁培宽上

九月廿九日

随后，又寄来梁漱溟长达十页的《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文章写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纵论他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撰写此文时，也是他开始整理友人与学生书札之际，思想家的他叙述他与毛泽东交往的过程，以及对毛泽东晚年的看法。最后一段文字，以饮酒抽烟细嗜好结束全文：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他一向任性，不能警惕克己，即此可为例证。一旦他去世，中国历史其将掀翻一页而入于新局乎！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龄，均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八十三岁的他，最后一句颇有预见性：“一旦他去世，中國历史其将掀翻一页而入于新局乎！”不到四个月，毛泽东于九月九日逝世，历史新的一页，从此拉开序幕。

很快，梁培宽编好《父亲梁漱溟》一书，并寄来一信：

李辉先生：

据您的意见，汇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书，现已完成，寄上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因须在审阅之后才能定，因此说完成是指我们的完成，最后的完成还有待审阅之后。

内容是否合用，标题与文字上有何需作修改的，均待回示。

《周恩来总理——如我所见》，我又与原件对照，改了几个错字。但我反复又看了两三遍，觉得内容虽有可取之处，可同时又存在一些瑕疵（至少是如此）。如说周“似乎未能洞臆于事先”的三件事，这是极难免的，因为两个人（毛与周）的所想是往往不同的，是极其自然之事。又如说彭真被批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是党内高层政见分歧的表现，并非彭真个人“专横跋扈”之故。这样看来，有可取之处与不可取之处，二者并存，于是相互抵销后，发表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这种看法是否不妥？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再定是否发表。

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一月廿九日

信中所说的周恩来、毛泽东两文，关涉甚大，故没有收录《父亲梁漱溟》之中。全书文章分别为梁培宽、梁培恕二人所写，包括梁培宽文章《先父梁漱溟与北京大学》、《“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梁培恕《谨记先父梁漱溟》、《十年浩劫中与人良性互动》等十余篇。虽然只有十万字左右，却呈现父亲的可敬可亲，写出父亲处在时代漩涡之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性情与人格力量。有这样的父亲，他们骄傲！

2009年十二月，长子梁培宽为《父亲梁漱溟》前面写了一段卷首语，说得真好：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1988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时间过得太快。生于1925年的梁培宽先生，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生于1928年的梁培恕，也年届九十。前段时间我与梁培宽通话，声音洪亮，身体依然健康，令人高兴。

父亲梁漱溟，常在他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