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徐勇++徐刚

主持人语：

中国中产的崛起，是这三十年中国发展带来的最直接和最明确的结果之一。但我们的文学写作在面对这一群体时却表现出无力和滞后性的一面来。这一群体在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占据相应的位置。与之相反，大众文化在这一方面却得天独厚：不仅在题材上，更在趣味上被中产者所形塑。文学与文化的不同情况表明了受众群体的日趋分化。这也给文学写作提出新的要求或课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向来忽视中产阶级这一群体，致使我们的文学在面对中产者时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文学写作的政治色彩下中产者的身份暧昧不清。显而易见，文学要想对中产者有效发声，就必须寻找一套新的话语和新的言说方式，必须挣脱以往过于狭隘的文学分类原则和评价体系。本着这一理解，我们组织了这一期有关中产阶级文学的笔谈。文章的作者从各个角度针对这一话题展开论述，既有历史的宏观视野，也有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对于理解中国中产阶级文学/文化的演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主持人：张颐武

中产与文化想象的再造

张颐武

最近一些年，人们对于“中产”的社会影响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更为充分的认识。“中产”这些年来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存在，而是一种想象、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社会的新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表征。中产的成熟和发展正是中国近些年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

中国中产的崛起，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其实是这三十年中国发展带来的最直接和最明确的结果之一。中产阶层的快速兴起正是中国在内部崛起的标志，而他们大规模的消费，也已经在改变世界的格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他们的独特文化性格和心态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因为是中国的最普通的劳动者，其“中国梦”的核心也是成为一个中产者。这可以说是“傻根”之梦。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傻根，艱苦劳作，努力挣钱的目的其实格外单纯，就是过一个中产的生活而已。这其实是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人含辛茹苦地劳作，不仅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命运。新的中产阶层正是这样在努力奋斗之中成长起来的。

今天看来中产阶层当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其实多数人心里都有一本账，知道自己是否处于这样的状态。这些年来中产的社会主流意味已经非常明确，他们的人数众多，价值观占据了社会的主流，电视剧或者电影都以他们作为描述对象，今天的“80后”当年曾是这一阶层的后备军，现在已经成为这一阶层的主力；“90后”开始成为中产的新的后备军，在日常生活和社会选择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们是社会的“中间”力量，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一方面比上不足，另一方面比下有余，他们的特点也多两面性。一面中国中产都说穷，一面消费能力并不低，成为世界各大奢侈品牌的主要客户；一面诸多困扰和抱怨，一面收入和机会都在上升中；他们在大都市里觉得艰难，又有二三四五线城市的中产正在快速追赶。了解中产性格这种两面性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已经让他们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代表，这种主流意识虽然是民间的，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更加普泛化。了解他们也就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这种主流化的中产意识，实际上已经构筑起了当下大众文化和文化想象的基石。

首先，中产群体的最大特点是基本生活有了现实保障，但面临着继续上升的焦虑和困扰，“自我实现不足”的焦虑感甚强。全世界的中产阶层都有这种苦闷。看到网络精英或者演艺界的明星一夕暴富，感到羡慕，但自身的生活却不得不常常是在职场中“熬住”。描述他们的生活，可以以“不容易”来形容。中产阶层一般完成成家立业需要大学毕业以后十五年左右，这其实不是中国的特例，是全世界的通则。但今天的媒体和网络让人看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让人产生的期望其实极高，往往觉得耐不住二十年。同时前些年中国生活改变的速度极快，大家的期望值也很高。看自己的工资和房价的比例，往往内心焦虑，挫折感甚强。中年人往往还平和，因为他们经历过当年的匮乏时代，但年轻人就往往急得不得了，恨不得明天就有房有车，和西方的中产中最高端的群体一样生活。同时也有诸多现实的困扰和矛盾在心中。今天流行的《欢乐颂》其实正是这种心态的最戏剧化的表现。这当然不是基本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今天比过去好得多的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异。中产们已经通过美剧或者旅游梦想着像《性爱都市》之类的生活，达不到就有“自我实现不足”的强烈意识。这其实需要社会高度关切。

其次，中产阶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社会和职场中的温和内敛状态，因为中产需要上升，在具体的生活中往往上下左右都不敢得罪，他们都是职场里打工的，不能痛快一时，只能熬住，许多问题需要自我消化。同时他们面临的竞争激烈，机会转瞬即逝，压力很大。生活的具体困扰在都市中纷繁复杂。这让中产者不得不以温和内敛的形态出现。必须会做人才会有发展。因此像职场生存类的书大行其道。而这种现实中的相对温和内敛和他们的某些相对激烈的表达其实构成了相当有趣的反差。

第三，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权利意识开始出现。他们现在对于自身幸福的要求和渴望随着中国的大发展，有了新的内涵，他们对于社会的期望也并不是一天就好，不是立即就有终极的解决。因为他们都开始置产置业，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所以绝不期望社会动荡，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此谓。这和“愤青”的浪漫还有所不同。但他们确实对于自己的切身议题有强烈的要求，对于自己的现实际遇有切实的解决的需要，所以会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极度关切。对于自己的社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的生活得不到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焦虑。因此中产的社会关切往往具有高度的切己性，是由己及人的。他们对于公平高度敏感，希望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对于和生活品质相关的，关系到自身生活的提升的价值也非常认同，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要求和高度的兴趣。当然他们也会妥协，追求的不是零和的结果，他们知道这不可能，也会让社会失序，那是大家共同的噩梦，因此也接受双赢，理解社会。同时，他们也会关切如慈善和环保这样的议题，因为这些议题一方面是回馈社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自身有修养和格调的表征。中产阶层是具有灵活性的人，不是一根筋，但他们的声音需要有人听到，他们的要求往往在网络和媒体上很高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对温和。endprint

这些当下的特性对中产文化趣味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和作用。中产的趣味体现出某种内在的矛盾性，它既是整个群体的内在精神气质的矛盾性，也是群体内人群分化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的存在正是中产群体的文化作用的最好表征。这种矛盾性其实是中产的特性决定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实际上就是所谓“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之间的矛盾的投射。所谓“布尔乔亚”指的是中产由于其所具有的温和而保守、世俗而平和的心态，导致了一种对于大众文化和主流价值的认可，对于自身生活方式和精神状况的认可。这些都让他们对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学有其兴趣，认可这些文化中所表现的那些文化想象。因此，这些以世俗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观念其实也是中产的主流观念，直到今天也在中产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中产群体也有另一面，就是所谓“波西米亚”的一面，有其对文艺和诗意的向往，对于当下生活的不满、不适应，对于某种超越性的人生的渴慕的趣味。这一方面是中产中的分群分众的状况表征，另一方面是中产的趣味本身就具有的两面性的投射。中产的“小众”高雅或“文艺”的倾向始终存在，并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生活的进一步丰裕，某种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单调平庸的“反庸俗”的愿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产价值观的重要方面。这种“反庸俗”已经内化为中产的文化和精神意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种反庸俗往往有两个走向，一是高雅的取向，对经典和高雅文艺的持续追慕成为中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是前卫的取向，前卫艺术的惊世骇俗或激进，也往往成为中产热衷的趣味。综合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的趣味也内化为中产文化不可缺少的元素和重要的精神追求，也成為现在所谓“文艺范”“文艺青年”的引导潮流路径。对于中产来说，他（她）可能喜欢综艺娱乐节目，也迷恋大众文化，但他（她）对趣味和文化的表达往往是倾向于某种高雅或前卫的。而那种“小众“和“大众”的分野其实强化了这种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正是中产的生活形态和内在的矛盾所决定的。

“中产化”的阅读实际上是成人阅读生活的深刻改变。中国新兴的城市中等收入者的高速崛起带来了新的中产化的文化潮流。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的价值，虽然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复杂化了，但中产阶级的文化却已经成为各个阶层相对具有共同性的主流趣味选择。这种趣味一方面温和保守，注意实用性和操作性，强调各种具体的策略运用，切合中等收入者文化中强调的个人奋斗，顺应社会潮流，不断争取成功的价值。这体现在他们以大众文化一般性的价值为中心的畅销书或主流网络文学等作品作为阅读对象。另一方面，由于中产的波西米亚的存在，原有的“小众”高雅或前卫趣味成为了相对稳定的需求，也持续呈现出上升的状态。而介乎“大众”与“小众”之间的相对软性的“轻高雅”和“轻前卫”更是引发了他们相当的兴趣。因此，今天的文化形态其实是深刻地被中产的文化想象所限定的。这种文化想象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的关键性的选择。

作者简介：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永远在路上”的中产阶级文学

徐 勇

一

在当代中国，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文学时，通常是用它来指代一种趣味、品位或情调，而不是题材取向或主题倾向。因为显然，就题材、主题而论，并不是描写中产者（中产阶级）群体，或以中产者为主人公的作品就是中产阶级文学。很多小说以中产者为表现对象，但其指向的却是历史，或是未来。中产者的生活本身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北村的《望着你》，它通过讲述五环和维林如何成为中产者的故事，所想表达的其实是对人的潜抑的原罪的救赎。另外，我们也知道，中产阶级在中国当代是一个流动性和易变性都极强的范畴。中产阶级是市场培育出来的群体或阶层，19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不稳定性，使得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也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和权宜性。这也使得现实中界定或认定中产阶级成为一个难题。但这并不表明中产阶级认同的缺失，相反，中国中产阶级认定的难度并不影响有关中产阶级的认同的建构。就当前的话语实践来看，中产阶级认同更多是一种他者建构和自我想象的产物，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指出：“中产阶级通过对他者的描述，不断勾勒出自身的认同；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的自我定义过程”（《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它更多表现为一种时尚、品位和消费认同，也就是说，在中国，中产阶级认同，更多是在一种对时尚的追求和消费行为中得到自我确认的（参见张闳：《“中产阶级”的梦想及其消亡》，《言辞喧嚣的时刻》，新星出版社，2014年）。正如孟繁华所说，“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孟繁华：《众神狂欢》，第2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就文学叙事而言，在当代中国，题材倾向并不是中产阶级文学的规定性特征，只有当中产阶级题材同中产阶级趣味或时尚相结合在一起时，这样的题材写作才是中产阶级文学。换言之，中产阶级文学在中国当代，往往更多表现为一种趣味或时尚，而不能从题材上指认。从这个角度看，“80后”青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产阶级叙事。马小淘、笛安、张悦然、杨则纬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培育出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学类型，那就是职场小说，诸如《杜拉拉升职记》和《欢乐颂》（小说）之类。诚如张颐武所言：“从小说（即《杜拉拉升职记》——引注）作者的构成及描述的生活便可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和趣味”（张颐武：《“杜拉拉”的时代和“中国梦”的缩影》，《艺术评论》，2010年第1期）。就类型文学而言，毫无疑问，职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要高于其文学意义，但这一类型已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文学的独特内涵，即在塑造趣味、时尚和文雅的同时，也表现出中产阶级的进步性特征：他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上升空间。也就是说，职场小说显示出的其实是中国中产阶级文学的规定性内涵：虽然说追求享乐、时尚和消费是中产阶级的群体特征，但却很少表现出保守或安逸状态。他们必须以不断地进取来实现并保持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身份认同。这是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意义上的“新中产阶级”（参见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他们的出现，显然是中国情境下的全球化进程的产物。比如说《小中产》（钟二毛）中的主人公，不论其如何努力，他们始终处在进退维谷的夹缝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进退维谷，显然来自于全球化的推动。同样，《蜗居》（小说）也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学。全球化把不可计数的人群（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赶到全球化大都市，让他们在一种焦虑、痛苦和紧张的节奏中，徘徊、犹豫和进退失据。文珍的《第八日》《衣柜里来的人》，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等，都是如此。特别是《第八日》，其对全球化大都市中高级白领的紧张、焦灼而又执着、无奈的生活状态的书写与描摹，读来让人震撼且唏嘘不已。endprint

二

虽然说中产阶级趣味更多是市场和消费所培育，但其真正走向文学叙事并扎根下来，却并不总很顺利且成功。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说中产阶级趣味时，更多是指文化，比如说“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张闳：《“中产阶级”的梦想及其消亡》），或时尚、影视等。在中国当代，真正具有中产阶级文学趣味的作家作品并不是很多。這些作家主要包括叶弥、黄咏梅、付秀莹、朱个，甚至王小波。从这个角度看，中产阶级文学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仍值得肯定。就文学同现实的关系来看，中产阶级文学批判锋芒不强，它们讲求一种格调、情调、趣味或姿态。锋芒凌厉的那种，不是中产阶级文学。中产阶级文学追求一种“文雅”，一种同现实的张力关系：同现实的若即若离，或者游戏讽刺关系（如王小波）。比如说，叶弥的《恨琵琶》等小说，表面上像是底层文学，写的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但其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却是中产阶级所独有的，小说总体叙述的“腔调”也是明显“去底层化”的。长期以来，峻急的现实，使得文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批判的武器或现实的隐喻。底层文学的流行和反腐题材作品的被追捧（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自不必说，而像余华的《第七天》、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以及阎连科的《炸裂志》等等，也都是批判锋芒极盛的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一种带有中产阶级趣味或品位的文学作品，是颇为难得且值得肯定的。

应该看到，中产阶级文学趣味的稀少，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学与文化的分裂，更是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的异同。文学上的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的分化，显现出来的其实是面对现实的不同态度：一个是迎合（大众文学），一个是批判（小众文学）。批判中的文学写作虽然也在表现现实，但其指向的是历史或者未来，而不是当下。他们是在批判当下的意义上指向历史或未来，比如说刘心武的《飘窗》中对历史遗迹的寻找。在这些作品中，当代以一种被否定的形式或状态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大众文学或大众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下性叙事。它们在对当下现实的无条件的拥抱中，以一种想象中的中产者的趣味作为塑造或表现的对象，以此塑造中产者的生活方式。

而这也造成另一个问题，即文学作品中中产者的个性的缺失。换言之，中产者在这里，更多是一种趣味或品位的代称，而不具备个性特征。这并不是说中产者没有自己的性格特征，而只是表明，他们性格特征的独特性内涵更多指向中产阶级这一中间阶层。文珍、马小淘、朱个，以及付秀莹的部分小说如《世事》《传奇》《虚构一种》等，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比如说朱个，她的小说主人公之所以常常要“无事生非”，其实是想表达对枯燥无味的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小镇日常生活）的反抗。比如说文珍《衣柜里来的人》中女主人公的自闭症（宁愿躲在衣柜里），呈现的是现代化大城市中高速运转和快节奏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紧张感。朱个和文珍的小说，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大城市和小城镇里中产阶级性格特征的两极。

不难看出，中产者个性的缺失，是其性格类型化的表征。在这些小说中，它的主人公的性格从一开始就是定型的，至始至终变化不大。但恰恰是这种类型化，使得中产阶级文学与当今时代构成一种同构关系（而不是同时代性）：定型化的主人公群体与当今时代的同质化之间彼此呼应转化。时代的潮流一方面塑造人的性格特征，同时又在推动人物命运的起伏波动，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变与不变，构成一种张力关系。性格一旦塑造出来，便被固定，此时变动的只是其个人命运。显然，这是时代在推动个人的命运变迁，而不是相反，其所显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后成长写作”或者说“成长后写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产阶级文学的进步意义。它通过构筑日常生活与主人公的紧张关系，以显示其贫乏、苍白和封闭性。从这个角度看，中产阶级文学是一种在日益贫乏的现实生活中对抗日常的文学想象。它使我们在深陷日常生活之时有能力逃避或挣脱出来。

三

就文学同日常生活的对应关系及其主人公的构成来看，中产阶级文学从总体上属于文学类型中的喜剧一类。弗莱的文学类型循环演变模式让我们明白，与中产阶级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反映市民生活的各种喜剧——家庭喜剧、讽刺喜剧和世态喜剧——的兴盛（参见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第62—7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当前中国的现实印证了这点。比如说《爱情公寓》《我爱我家》《家有儿女》等情景喜剧，以及《欢乐颂》《裸婚时代》等等电视剧的流行就是最好的例证。不难看出，中产阶级文学是一种最具有时代性的文学写作，但另一方面又最不具备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它最能表现“时代”的侧面，但却不能保持对“时代”的警醒和距离。“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阿甘本《裸体》，第20—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文学如何才能成为“同时代人”的文学？

对于中产阶级文学而言，它需要找到一个与时代构成“同时代性”的契合点。宁肯的小说《天·葬》《环形山》和《三个三重奏》中的虐恋与施虐的二元对立，宁肯的《蒙面之城》、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石一枫的《红旗下的果儿》、吴玄的《陌生人》以及格非的《隐身衣》等小说中的“永远在路上”的姿态，都是其体现。他们的小说表现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可能成为优雅的中产阶级，但却始终保持一种距离。他们以他们的“在路上”的姿态来表达他们的拒绝和警醒，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主人公虽某些时候具有了历史上“多余人”的角色内涵，但无疑又是最具有全球化时代的内涵的。这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在成为中产者的同时，如何成为中产者的批判者？如果说当前还处在中产阶级趣味所主导的时代，对这样一个时代，如何保持对它的“凝视”和“审视”，就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的命题。因此，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我们所呼唤的不仅仅是表现中产阶级生活及其趣味的中产阶级文学，更是要与其保持距离并能形成批判关系的文学，这后一种，也应是中产阶级文学的其中之一部分。endprint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漫谈青年写作的“小资趣味”

徐 刚

在当下的青年写作中，情感的自我体认总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叙事偏移。这往往表现在，写作行进的方向极易受到流行的“小资趣味”的裹挟，从而不自觉地显现出叙事的偏好来，具体来说包括赋予“逃离”以神圣的维度，以及将“性话语”置于突出的位置。以下通过几篇小说的稍作展开。

青年作家马小淘喜欢写“守着异地恋不愿劈腿，住着毛坯房绝不出轨”的绝世美好的故事，前者的代表是长篇小说《琥珀爱》，而后者则体现在中篇小说《毛坯夫妻》中。看得出来，这位伶牙俐齿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爱情的乌托邦。像琥珀一样被珍藏起来的爱，是这个时代的爱情应该具有的样子。小说也特别单纯，特别美好，相信人性的良善，这与喜欢僭越，追求一种震惊的美感，以及残酷的青春物语的流行文学大异其趣。而这或许也是历经沧桑之后却依然相信生活的那种单纯和美好，也特别具有教育意义。

在谈论马小淘的作品时，“青年失败者”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而《毛坯夫妻》则是这一话题的典型文本。在此，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一种艰辛，小说里的人物住在北京五环以外的毛坯房里，没钱装修，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极为拮据，出门时甚至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而另一方面，站在世俗的角度，这种艰辛的原因也是其自身造成的。客观地说，消极、懒散与不切实际，确实是温小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让小说中的雷烈比较烦恼的地方。但是这种艰辛的原因，更多还是社会造成的。小说中，温小暖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来成就自己的尊严，这里当然涉及到时下讨论较多的阶层固化的问题。个人奋斗的不可能性，已经从一种极端的文学想像，蜕变成为不假思索的常识，其间社会现实的变化不言而喻。

这些“青年失败者”的命运，也许真会像《章某某》那样，上下求索却不得其道，最后不得不面对“勤学苦练，天道酬勤”的神话的破灭，“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而让自己陷入疯狂的境地。在这一点上，《章某某》与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是如此相似，都明确而坚决地指向了当下的现实。因此问题在于，是要千方百计逃离这种失败者的命运，而把自己逼疯；还是安安稳稳地做一名与世无争的失败者，并从中找到生存的乐趣和意义，马小淘在《章某某》和《毛坯夫妻》中作出了的不同选择。就像小说里展现的，章某某要徒勞地反抗她的命运，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但最后不出所料地失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像温小暖那样甘心做一个失败者，并从中找到一种自处的方式。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温小暖其实一方面是被这种世俗生活无情地甩了出来，她早早失去了社会竞争的能力，被这个优胜劣汰的社会甩了出去；但另一方面她却又奇迹般地超越了世俗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神性。

某种程度上，温小暖其实是自己选择的“逃离”，她逃离了这世俗的秩序。她宅在家里，干脆不上班，拒绝社会参与，拒绝一切形式的竞争和一切职场的尔虞我诈。这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得过且过，也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俗生活的反抗。而作者则礼赞了这种神性。小说最后，马小淘非常温情地给了她一对“隐形的翅膀”，让她成为人间的天使，让她的灵魂能够轻盈而自由地飞扬。因此对于青年失败者而言，这既是一种无奈，一种自嘲，更是一种神性的反抗，代表了某种形式的希望。这是马小淘的小说竭力突出的。

赋予“逃离”以某种形式的神性，将慵懒、颓丧与无所事事，视为社会重压下青年反抗的一种行动方式，在青年写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比如在蔡东的小说中，我们亦可发现一种将“出走”作为“小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的写作意涵。她在小说里多次谈到了主人公的出走，那些生活中并不落魄的男人女人们，总是幻想着找个地方躲起来，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我想要的一天》里“我想要的一天”不就是这样吗？什么事也不想，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要逃避“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以及“我”的工作，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因此，实际上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本身：现代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牢笼一般无法忍受的存在，而对它的“逃离”便显得合情合理。正是因为这种“逃离”，蔡东的小说会不自觉地流露一种小资趣味，即对于那种类似于古典抑或传统的，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的迷恋。

然而，“出走”作为一种反抗现代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效，这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蔡东的小说里，每个人都竭力寻找意义，所谓“我想要的一天”，指的就是短暂地到某个地方去挥霍时光，但那天结束以后还得回来，还要继续生活。我们过去常说的个人奋斗，无非是要得到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但是在蔡东的小说里，主人公一出场就获得了这样的状态。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在这种生活中感受到的不是满足与幸福，而是一种无聊和颓丧，因此反而要竭力逃脱这种现代生活的牢笼，去寻找所谓生活的真谛。这不禁让人想起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故事的主人公拉米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的原形被认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这个无所事事、自由自在的人，拒绝别人给他安排的工作和婚姻，拒绝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就是要周游世界，去寻找活着的意义，并赋予这种意义以个人拯救的功能。与此相似，蔡东也谈到《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以及他对于功名的态度。这些都在强化一种将“逃离”当作小资产阶级自我拯救的方式。但问题在于，这种逃离并非十分有效，反而见出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与可怜来。他们幻想逃脱，却又不敢作一个“大拒绝”式的反抗，不敢用一种酷烈的方式进行斗争，而只能在自我灵魂内部作一种徒劳的自我搏斗。

某种形式的情感的自我体认，总会造成一种叙事的偏移，再抑或是“小资趣味”对于写作的裹挟，亦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写作的偏好来。这里，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性话语”的泛滥。当然，具体原因比较复杂，比如媒介时代的“眼球经济”，以及不自觉的对于阅读快感的追求等，但个人情绪的投射也至关重要。endprint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致力于乡村世界现实层面的描绘，小说开篇的“楔子”便在高远的意境中展现了“芳村”的四时景致与地方节气，诗情画意的笔调寄予着作者浓郁的乡愁。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里的情感张力在于，小说所展现的并不是一派和谐安宁的乡村世界，而更多是现实的冷峻与苍凉。它以乌托邦的方式开头，却以“反乌托邦”的样貌切入乡村，那些高远的乌托邦想像，似乎一遇到现实就会宣告破解。

有人戏言《陌上》“以《红楼梦》的方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细节与腔调，确实能看到年轻作者向经典致敬的决心，然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在此，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一个《金瓶梅》里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而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基于现实的描情状物所达致的“总体性”虽然暗合了那个大而化之的寓言化的结论，叙事的绵密肌理也给故事带来足够的魅力，且这种动人之中亦蕴含着对于乡村现实的鲜活描述，但其总体的情调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具体来说，乡村的凋敝与道德败坏——这是《陌上》所展现的现实——并不能让人看到些许希望，而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乡土文明崩溃的绝望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观照之下，小说浓郁的“小资趣味”的介入，将乡村描绘为一个性泛滥的场所。这里的人物俨然具有“胸中有丘壑”的纤细与敏感，将私情与密爱都演绎得活色生香，这显然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之粗犷大异其趣。不得不说，这样的乡村或许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像而已。

鬼金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位身为吊车司机的小说家，其叙事指向往往在于工厂等“底层社会”。他笔下的人物为生活而奔波，卑微而单纯，却也不乏惊人之举，甚至也不忘大肆宣泄那无以排遣的欲望。比如，《彩虹》和《孽春》等小说中毫无理性的纵欲者，就似乎有着与他们的身份并不相符的行动特征。这也难怪，小说世界的立法者总是具有虚构的特权，但这种野蛮生长的活力和质朴的烟火气息，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通过性的方式呈现，其中的问题便显得突出起来。

在“性话语”的泛滥这个问题上，鲁敏的小说集《荷尔蒙夜谈》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出格”之作，或者说是她“向这个衣冠楚楚的世界做了一个冒犯的鬼脸”。小说精巧的构思中，包含着反讽和荒诞，以及最重要的，指向这个时代的普遍文化特征。读鲁敏的小说，尤其是那篇《荷尔蒙夜谈》，会让人想起评论家刘大先在《十月》上发表的那篇随笔《猥琐》。刘大先的文章描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即猥琐。它不仅指淫秽和下流，还包括卑鄙与可怜。而这两个方面正好可以概括《荷尔蒙夜谈》这篇小说。从小说来看，一方面当然是极其淫秽的，小说主人公的出格之举，那种变态的性快感，当然是一个极其淫秽的事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万米高空之上的强暴行为，竟然激发了他的灵感。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卑鄙的。小說中，“夜谈”的安排本是为了安慰男主人公受伤的心灵，但貌似关心的探听，却是通过交换自己的丑闻，来窥探他人的隐私。“性话语”的不断强化在《三人二足》中也有鲜明体现，小说里的恋足癖者，反而在面对真实的性爱时裹足不前。这种夸张与冒犯之中，或许也投射着作者自己的情感趣味。

当然，鲁敏的小说也写出了因时代的猥琐而产生的孤独，譬如在《西天寺》中所感叹的，“所有的人，在抽象的劳役中辛苦而无知地跋涉”，而只能对纯真的童年徒劳感慨。而《幼齿摇落》的结尾，女主人公断然打消了与男主人公的婚姻念头，不是因为他的清贫，以及他对过往恋情的隐瞒，而是在亲朋聚散的喧嚣熙攘中一眼看到了婚姻的无趣和生活本身的无聊。而这种生活的无聊感、孤独，以及消极颓废的情绪的捕捉与放大，不也正是时下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趣味的生动呈现吗？

作者简介：

徐刚，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