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蓉

有一群人，从事着一项鲜为人知的新型职业：每天奔波在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区，说服濒临死亡病人的家属捐献病人的器官，去挽救等待器官移植的危重病人。他们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近日，笔者专访了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闫娟坦言，受“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家属都无法接受将亲人的器官捐献给别人。在遭遇一些冷眼甚至辱骂后，她曾想过放弃，但最终因一些家属的善举，她又坚持了下来。在一次次的误解和支持中，她也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频遭冷遇劝捐路上险放弃

2004年，闫娟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3年后，她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可能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年10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红十字会下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

看到这则招聘启事，闫娟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患者，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可是真正做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她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刚开始，她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2014年1月，经过两个月的岗前培训，闫娟和来自于各地的12名志愿者，顺利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业资格证书。怀着紧张的心情，闫娟正式上岗了。协调员会根据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危重病人信息，带着资格证书，去醫院联络濒临死亡的“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刚上岗那会儿，闫娟遇到的病人家属态度还算好一些，只是不理睬她或者请她离开，后来也碰到过态度很差的，直接撵她走甚至骂她。

1月中旬的一天，闫娟找到一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员的家属沟通。当闫娟向伤员家属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伤者家属情绪立刻失控了。伤者的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小心遭报应！”伤者的儿子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面对这样的情形，闫娟只好低头转身离开。没想到，伤者的妻子又追出来拦住闫娟，恶狠狠地说：“我手里要是有刀，我就一刀捅了你！”伤者的妻子发泄了很久才放闫娟离开。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遭遇这样的辱骂，她心里特别委屈，一种不被认可的失落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还有一次，闫娟得知一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那天，闫娟跟女孩的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问题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的父亲说：“以你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捐献器官。因为你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我觉得你也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了。”谁知女孩的父亲生气地抓住医生的衣领吼道：“你不去挽救病人，却劝我捐献孩子的器官，信不信我告你？”闫娟赶紧向女孩的父亲解释：“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依据，必须是现代医学无力挽回的病人才能捐献器官。而且捐献器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但是女孩的父亲根本不听解释，仍坚持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我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了我孩子，我饶不了你们！”

两天后，女孩因抢救无效死亡。主治医生因此挨了一顿打，还差点惹上官司。当时闫娟心里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身份尴尬的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大医院，虽然经历了各种委屈和辛劳，但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有了放弃的念头。

器官捐献事业需要人人参与

正当闫娟打算退出时，2015年4月的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叫何博（化名）的人打来的。何博说，3天前，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突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联系方式，就给她打了电话，想咨询一下器官捐献事宜。

闫娟立刻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对医生说：“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那就不要耽误我们做器官捐献。假如我们的孩子救不活，那就帮助其他人活着，那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在场的医生听了这话无不动容。闫娟的眼圈也红了，她使劲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大力支持！”何博说：“我们不想再让孩子遭受痛苦了，与其毫无意义地治疗，不如让他换一种方式活下去。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一样得到了延续，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欣慰了。”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深明大义的父母！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有什么关系呢？

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自愿书。在得到医生明确的“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5个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更让闫娟感动的是，没过多久，何博又打电话问闫娟：“接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吗？如果对方遇到困难，我可以资助他们！”因为国家对捐献方和受捐方有“双盲”政策规定，闫娟并没有向何博提供受捐方的任何信息，她只代表受捐方对何博表示了感谢。何博说：“我理解。那就请你代我感谢接受我孩子器官的人，是他们让我孩子活了下来。”

虽然在之后的协调工作中，闫娟依然会遇到病人家属的拒绝或谩骂，但她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2017年4月底的一天，闫娟的一位前同事给她打来电话：“你赶紧来急诊室，一位病人家属要捐献亲人器官。”这是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患尘肺病的夫妻。4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了晚期，需要一天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一年后，阿华终于等到了肺源。接受了肺移植手术的阿华重获新生，他开始努力赚钱，打算存够50万元，也给妻子换个好肺。endprint

日子一天天好转，阿华的目标也一天天接近。可4月12日那天，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那天，他的妻子阿英从附近诊所吸氧回来，不幸遭遇严重车祸，当场昏迷，直接被送进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久，阿英被诊断为脑死亡。看着阿英全身插满管子，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阿华很心疼。他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救助急需帮助的人。

于是，阿华跟医生说了自己的选择：“我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我才获得了新生。既然我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我就该把我受到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

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个人。另外，阿华本人也跟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他说：“多救一个人，就会减少一个家庭的痛苦。你尽一点力，我尽一点力，他尽一点力，那能减少多少个家庭的痛苦啊！”闫娟听了，特别感动。

“人体捐献器官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献血，得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就像何博，传递着无私的爱心，令人敬佩。像阿华，先是受到捐赠和爱心，获得新生，现在他又积极捐献亲人的器官去救助别人，去回馈爱心，储蓄爱心。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闫娟动情地说。

亲人会换一种方式活在世上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的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但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却又临时反悔。闫娟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总幻想着親人能够醒来，还有救。他们的觉悟已经很高了，等一等，再等等他们，他们才会明白，亲人已逝，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让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上。”

2016年5月的一天，闫娟来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一位中年妇女眼睛红肿，目光呆滞。她的丈夫5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你好，我是山西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闫娟热情伸出手介绍自己，但对方连头都没抬一下。闫娟继续跟中年妇女沟通：“虽然我救不了你丈夫，但我可以救下你丈夫的一部分，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沉默了两分钟，中年妇女才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知道，你想让我丈夫捐献器官。”闫娟点点头没作声，她已做好了被骂的准备。谁知中年妇女缓缓抬起头，说：“你明天来吧，我再好好想想。”

第二天，闫娟又去跟那位中年妇女沟通。对方哭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捐了丈夫的器官，我担心他不完整啊！”闫娟轻声细语地解释道：“俗话讲，人一死百了，现在人死了都实行火葬处理，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如果留下你丈夫有用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不仅给你留下念想，还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啊！”渐渐地，闫娟的讲解打动了中年妇女，她说：“那我同意捐。”中年妇女很快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并放弃了给丈夫做无谓的治疗。

根据法律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掉呼吸机，心跳停止5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保证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掉呼吸机。

就在中年妇女的丈夫被转出抢救室时，中年妇女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闫娟跟中年妇女解释：“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摘掉他的呼吸机，心跳就会跟着停止。”中年妇女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看着情绪激动的中年妇女，闫娟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中年妇女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不禁号啕大哭……

2017年6月初的一天，闫娟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西省一家县级医院。病房外，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垂泪，他们是一位重伤女孩的父母。23岁的小静大学刚毕业，5月下旬，她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撞到10米外的电线杆上，再也没有醒来。小静很快被医生宣布为脑死亡。小静的父母不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医院又请来上级医院的专家会诊，诊断结果与当地医院一致——小静是脑死亡，已失去救治意义。

闫娟把自己的工作证递给小静的父母，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跟他们聊起器官捐献的事。沉默了一会，小静的父亲痛哭道：“我就是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没了，她头上明明就只有一点擦伤啊！”闫娟把医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跟他们沟通了3个多小时，小静的父母终于接受了现实，与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

不一会儿，小静的10多个亲戚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小静的奶奶一直念叨：“万一奇迹会发生呢？万一等几天小静就会苏醒呢？”小静的妈妈听了直抹泪，说：“我们不捐了！”小静的父亲忽然拽住闫娟和她同事的衣袖说：“我们不捐了，不捐了，你们赶快把我女儿还回来！”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闫娟顿时傻眼了：此时，载着小静的救护车已经去了手术室的路上！闫娟只得给救护车上的同事打电话“叫停”。可是小静的呼吸机已经撤掉，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如果再这样耽误下去，她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闫娟急得直冒汗，她把小静的父亲单独请到一边，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闫娟说：“大哥，你千万不要做对不起女儿的事啊！”小静的父亲问：“我怎么会对不起她呢？我就是不相信她就这样走了，万一她要是醒过来了呢？”闫娟说：“那么多医生一次次科学诊断，难道还不如您家那些零医学常识的亲戚吗？如果有人会因为她的器官捐献重获新生，那么她的一部分器官还会继续活着。您和孩子是在做一件积德行善的事啊！”小静的父亲沉默了几分钟后，对那帮亲戚说：“你们别说了，我不变了，捐！”最终，器官移植程序得以继续，小静的眼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7位患者。

闫娟说：“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我们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获救的唯一途径和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体器官移植会变得如同输血一样寻常。”

〔编辑：刘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