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忠

她是医学界的“工作狂人”，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山西工作，成为山西省妇产科奠基人之一，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及表彰。她首创的治疗宫外孕新方法，治愈率达95%以上，让成千上万的女性避免了手术之苦。这项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在全国广泛推广。2017年11月，已97岁高龄的她，依然奋战在医疗工作第一线。她常说：“不工作，吾宁死。”她就是被授予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山西省优秀专家等称号的“工作狂人”于载畿。

主动请缨，

投身于祖国医疗建设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早年就从事医学学习和医学研究吧？

于载畿（以下简称于）：我192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从小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男女平等，读书学习，服务社会。但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女性如果想自立，只有两条路，一是当老师，搞教育；二是当医生，济世民。我们姐妹三人都选择了当医生，先后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毕业后都留校工作，曾是一时美谈。后来，我姐姐到山东济南工作，我去了山西太原，我妹妹则留在了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我师从我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刚刚毕业不久，有一次，我因没有对病人进行规范操作，导致病人受到不应有的伤痛。林巧稚查房后，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在行医时，每当有产妇生产，我就一直守在病床前，直到婴儿出生，才放心离开。林巧稚规范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人品让人敬佩。我深受其影响，决心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医疗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您毕业后离开北京去山西工作，原因是什么？那里的条件不比北京好吧？

于：1942年，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1949年，国家号召支援地方医疗建设，29岁的我主动请缨，要到地方上去。当时，山西省卫生厅厅长何穆正在北京，他特地找到我，请我去山西工作。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坐上火车来到了山西太原。此后，我历任山西医科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山西省活血化瘀研究所所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科协副主席等职。1956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更加坚定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决心。

我刚到山西时，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由于营养缺乏，骨软化病人特别多，骨盆畸形、子宫破裂患者极为常见。前来就诊的妇女患妇科病的较多，很多又因妇科炎症而导致宫外孕。这些妇女一旦确诊，就必须做手术治疗。可高昂的手术费用让她们望而却步。在当时，多数前来就医的患者家徒四壁，生活困难，根本拿不出钱来做手术。太原市一位宫外孕患者一听说要做手术，吓坏了，又听人说，做手术对生育会有影响，就更不愿意做了。还有一位宫外孕患者，本是慕名前来就诊的，听到我建议她做手术，当时就哭了，说她愿意接受手术治疗，可她是个农民，手术费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她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碰到几件这样的事后，我感到很沉重，迫切希望能找到不用做手术而治疗宫外孕的有效方法。

治宫外孕，

首创不开刀的新方法

记：您最终还是找到了不手术治疗宫外孕的方法，能具体说说吗？

于：1958年，我与人合作成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科研小组，主攻非手术治疗宫外孕。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疗效确切，在首例病人贾桂兰的临床试验中，我们用了研制的中藥和西药后，她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明确了这项研究的方向后，我们在6年时间内，用研制的中药和西药，结合病人的自身现状，对600多例宫外孕女性进行了医治，获得显著效果。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提高，非手术治疗宫外孕治愈率达95%以上。1971年，这项成果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这一疗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广受赞誉。我也因此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78年，这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1984年，山西医科大学医学院宫外孕研究室扩建为山西省活血化瘀研究所，我当时任所长，着重研究治疗急慢性盆腔炎、月经不调、不孕症和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成绩显著，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大奖，并作为成功的方法写进了教科书。随后，我的著述《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一书正式出版，并广为人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研究所也因该项研究成果而驰名中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非洲、欧洲、东南亚等国家的医学考察团，把中国的医疗技术推广到了世界各地。

记：您身边的人都说您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大有“拼命三郎”的架势，是这样吗？

于：我是典型的工作狂，工作起来不要命，不分昼夜，也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白天看病治病，晚上还要编写教案，指导教学，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20个小时。当时，很多患者慕名前来找我看病，我不忍拒绝。由于日夜操劳，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最初怀孕时，我因过度劳累导致流产。第一次流产后，我没有卧床静养休息，仅过了几天就又投入到工作当中。几番轮回，我多次怀孕都因操劳过度而导致流产，而习惯性流产又导致我终身不育，这让我伤心了好久。身边的人常劝我减少工作量，安心养胎保胎，可是我满口答应之后，很快就把休息二字丢在了脑后。

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得多注意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啊。

于：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患者看病，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有时为了能够排号就诊，要提前好几天做准备。我能做的就是多为一个患者看病，解除她的痛苦，减少她的等待。为了能让更多的患者看病，我养成了出诊时不喝水，尽可能不上厕所的习惯。

给人看病，我都是全力以赴。患者来找我看病，我觉得那是患者信任我，人家把命都交给我了，我如果不好好诊病，就是对不起人家，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的，每天看到患者，我就觉得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亲近。能为病人诊病治病，我不仅感到愉悦快乐，更感觉光荣自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外地农村妇女前来看病。通过望闻问切，我发现她的病是宫外孕引起的炎症，吃点药就可痊愈。病人听了很不相信。后来她病好后逢人就说，她在别处花1万元没治好的病，我只用60元钱就给她治好了。endprint

记：听说您治病很在意提高治愈率，是吗？

于：一个医生治好几个病人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能够达到较高的治愈率可不是简单的事，我也同样在为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努力拼搏。我对看病有特殊的理解，我以看病为快乐，一天不工作就觉得乏味，一天不诊病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了。只有投入到工作中，我心里才觉得踏实，心情也才感到愉悦。如果碰上国庆节、春节等重大节假日，我就感到度日如年。为了能得到为患者看病的机会，在节假日中，我还会替人值班。有一年春节，我听说单位的一位医务人员家里有点事情，我就劝人家说：“你回去吧，春节我替你值班。”那位医务人员坚持不肯，最终，我还是把她劝了回去。看病成了我生活的第一要务。我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换来时间，也换来了一项接一项的科研成果，我们所仅获省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就有20多项。这一切，我都希望能提高治愈率，同时让患者少花钱。

记：您退休后还在工作，为什么到现在也不肯休息？

于：1980年，我光荣退休。退休，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渴望，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可是，退休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事。因此，我选择了退而不休，照常上班，让心情愉悦，让生活快乐。只要看到有人找我诊病，我就会打起十二分精神。我算是发挥余热，坚持坐诊，为众多病人诊病治病，也获得了人们的尊敬。武乡人韩卫兵的妻子患不孕不育症，四处求医而不愈，在朋友的推荐下，到我这儿治病。我经过细心的诊断后，随口说了一句：“别着急，能治好的。”最终他的妻子连服了两个月中药，三个月后就怀孕了，他们终于求子梦圆。太原市吴女士患有较重的妇科病，多处求医无果，在其他医院花费1万多元，也没治好病。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告诉她说找我看看或许有救。我开了几服中药，让她回去服用，几天后，她病情明显转好。她总共花了50多元钱，就把病治好了。由于忘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1995年4月，我荣获“赵雪芳式的白衣战士明星”称号。

记：您年事已高，家务事是否有人帮助料理？

于：我无儿无女，每天又忙于工作，日常生活确实需要人照料。1999年，经人介绍，年仅16岁的小王从大山深处赶来，给我洗衣做饭。闲谈中，我知道小王是因为家贫辍学来这儿做保姆的，很不忍心，就劝她说：“你还是回去读书吧！我出资供你继续求学。”小王高高兴兴地回去上学了，照顾我的工作便由小王妈妈来接替。小王妈妈除了每日照料我的生活外，还负责接送我上班下班，我的生活也有了可靠的保障。

拒收红包，

坚守医德赢得病人尊重

记：现在一些医生会收取病人红包，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于：我从医70多年来，从来不收病人的红包。病人来看病，给主治医生送红包，是想求得医生给用心看病，看起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外省一位张姓患者风尘仆仆前来诊病，与家人商量给我送红包。在诊病之前，患者悄悄把一个红包塞到了我的衣兜里，我很客气地说了一句“谢谢”，就把红包又还给了患者，并对患者说：“看病是我的工作，我不能收你的红包。”还有一位在太原市居住的王姓宫外孕患者，特地约定找我看病，并准备了一个大红包。看病那天，患者不声不响地把红包塞到我的衣兜里，我立即就把红包还了回去，患者反复推让，我们两人僵持不下。患者说：“您就收下吧！算是我们对你表达感谢之情。”我听了，没再言语，暂时收下了红包。看完病后，我又找到这个患者，把红包还了回去，并跟患者开玩笑说：“我不能收你的红包，如果收了，我就不值钱了。”患者听了，泪流满面，不停地向我鞠躬致谢。后来，患者逢人就讲：于大夫给人看病仔细认真，还不收红包，我们患者打心眼儿里感激她，我们祝她健康长寿。

我告诉身边的医护人员：“我们不能收受患者送的红包，患者四处奔走，求医买药，找人看病，其身心已遭受创伤，已经很痛苦了；再说看病需要花钱，一场重病，能让一家人都陷入灾难和痛苦之中，我们怎么忍心再收人家的红包呢？”我觉得作为医生，我们都有一技之长，比那些患者生活状况不知要好多少倍，国家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还要患者红包干什么？如果收了人家的钱物，我们就变得不值钱了，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诊病过程中，我经常会碰到从农村来的病人，因为收入低，生活困苦，嫌花钱多，不愿意接受检查。这种时候，我都会主动拿出钱来，为患者垫付检查费或医药费。我常说，为病人诊病治病，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记：耄耋之年，坚持出诊，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于：我如今已经是97岁高龄的人了，仍坚持每天出诊，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有时遇到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同事们怕我路上出事，不让我来，但我还是坚持出诊。我常说：“病人等着我看病，那是信得过我，我不能让人家失望。”不过因年事已高，我的视力和听力都大不如前，问诊时，都是由助手王利花当“翻译”，跟我大声说话，把患者的主诉病情告诉我，再由我做出诊断。在书写病历时，我也会亲力亲为，不用别人代劳，因为视力不好，我就用尺子比量着书写病历。我对患者负责，不看完最后一个患者不下班。由于就诊人多，上午出诊到了下午还没看完，也是常有的事，但我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也证明了我活着的价值。

我一生培养出9名硕士研究生，他们在全国妇产科学界及广大妇产科患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让我很是欣慰。

我穷尽毕生精力，救治过成千上万的女性，给她们解除了痛苦，同时，我也獲得了劳动带来的快乐。我常跟人说：“干工作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的行为准则是：“为患者诊病治病，是我这辈子唯一会做的事情，这也是我活着的价值所在，我希望在我倒下之前，仍能为患者服务。”

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祝福您：健康长寿，幸福吉祥。

于：谢谢！

〔编辑：潘金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