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

2002年，当广西南宁第四人民医院成立广西首家艾滋病科，并让医护人员自愿报名时，却遭遇了无人愿意报名的尴尬。这时，身为结核病科护士长的杜丽群，瞒着家人挺身而出，受命筹建艾滋病科。如今，杜丽群率领她的护理团队奋战在抗艾一线十余年，护理艾滋病患者超万人。因为她的杰出表现，她获得了“白求恩奖章”“南丁格尔奖章”“全国最美医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50多项荣誉。作为十九大党代表，杜丽群赴京参加党的十九大，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工作中，杜丽群勇敢无畏，挽救了很多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生活中，她却感觉愧对家人。以下，让我们走近杜丽群的情感世界……

危险面前主动请缨，

率护理团队在“刀尖上跳舞”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初您选择到艾滋病科做护士长，有没有犹豫过？

杜丽群（以下简称杜）：我所在的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是全市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2002年，医院提出成立艾滋病科，本着自愿原则，让全院职工报名。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很多人包括医务人员都对艾滋病有着深深的恐惧。大半年过去了，艾滋病科的职位依然无人问津。我是一名党员，要起带头作用，于是，我主动报名担任艾滋病科护士长。我的选择不仅令医院领导大为吃惊，也让整个医院炸了锅。他们都清楚，我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岗位，而且我放弃的结核病科，还是医院效益最好的部门。

记：筹备艾滋病科顺利吗？

杜：科室从筹备到成立用了两年多时间，当时我对艾滋病护理方面了解不多，院里派我到北京、广州等地接受艾滋病护理培训，还让我负责制订新科室规范、划分病区区域、招募和培训人员等。在我的感召下，8名年轻护士追随我到艾滋病科。2005年6月，艾滋病科正式挂牌运行。科室刚成立时，条件艰苦，门诊是此前用于重疾病患者转移运送的通道改建的，医院把通道隔成一个个小房间，当时医生护士加起来也就十二三个人。“通道门诊”维持了10年，直到2015年才搬进新楼。

记：科室接诊的第一个病人您还记得吗？

杜：科室成立后接诊的第一个病人，是艾滋病重症患者小马。当时他进来的时候，身上长满了水泡，水泡一碰就破，散發出阵阵恶臭，不但遭家人嫌弃，连他自己都厌恶自己。面对这样的病人，年轻护士心理压力很大，我必须冲在前面。当时小马已陷入绝望，情绪激动，不停地骂人，骂得很粗俗。我没有理会太多，而是剪开粘在他皮肤上的床单，一遍遍清洗他身体上大面积的创口。被臭味熏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去卫生间呕吐一会儿，吐完了继续为他清洗。小马骂得越来越狠，我始终没说一句话，一直低着头耐心地给他清洗身体，一口气忙了3个多小时，才把他身体的创口清洗干净。忙完走出病房，我累得大脑严重缺氧，整个人软绵绵的。后来，在我和医护人员悉心护理下，小马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出院时，小马给我深深鞠了一躬，含着泪说：“杜大姐，在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里，家人都不管我了，只有你没有嫌弃我，让我恢复了人样儿……”小马出院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他还加入了我倡导的志愿者队伍。

记：护理艾滋病人犹如“刀尖上跳舞”，您的团队成员遇到过危险吗？

杜：遇到过危险。有一次，我刚上班，科室年轻护士小晴跑过来抱住我哭了起来。我心里一沉，意识到小晴遇到了麻烦。当时我没说话，而是紧紧抱住小晴。几分钟后，小晴平静下来，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晴为艾滋病人拔针时，针管里的血不慎溅到了她的眼睛里。小晴意识到问题严重，不敢给家人说，只能找我。平时，我一再要求她们，拔针时用手将针头固定好，防止出现意外。小晴的操作没问题，但还是出了意外。按照规定，医护人员一旦发现自己存在感染病毒的可能，要连续28天服用抗病毒药物。所幸，小晴有惊无险，并未感染艾滋病毒。

记：为把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降到最低，您采取了哪些创新措施？

杜：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静脉注射基本每天都要进行，我们的护士每天都要重复扎针、拔针的动作，实在太危险了。可我翻遍相关书籍，也没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一天，我到医院儿科病房办事，无意中发现一些小朋友手上固定了注射用的输液设备，马上想到这就是留置针。一般来说，静脉留置针是儿科临床使用的，可以避免因为反复穿刺给婴幼儿带来恐惧，还能有效降低护士的工作量。我想，静脉留置针可以用在小孩身上，为什么不可以用在大人身上呢？这样不就可以减少护士们每天做静脉注射的风险了吗？很快，我在艾滋病科推行静脉留置针技术，既降低了护士们的职业暴露风险，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艾滋病科成立以来，我们的医护团队没有一人因为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毒，这得益于我们平时始终绷紧安全防护这根弦。让我高兴的是，十多年来，我们的医护团队已经从最初的1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60多人。

对病人“治身”又“治心”，

与艾滋患者同游泳共进餐

记：对于艾滋病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歧视，这方面您体会应该更深吧？

杜：是的，治疗艾滋病，帮患者树立信心最重要。2011年秋，我们收治了一个叫小英的女孩。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毒后，小英充满了恐惧、绝望、无助等灰色情绪，有几次她都想从医院楼上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次都被我及时拦了下来。我多次和小英谈心，在她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她的病情不是最严重的，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经过治疗后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我和同事的关心下，小英的情绪逐渐好转，也愿意配合我们的治疗。还有一个姓张的男性患者，住院第一天晚上，他几近崩溃，爬到医院的四楼欲结束自己的生命。得知消息后，我飞奔着赶了过去，一把拉住他，和他讲病情、谈家庭、聊人生。慢慢地，他的情绪稳定了，表示愿意配合我们的治疗。这种事我经历了很多，病人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们既要为他们“治身”，更要“治心”。endprint

记：很多艾滋病人不但遭受歧视，经济上也很困难，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杜：这样的患者还不少。2009年，我们收治了来自广西钦州的小刘。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后，他康复出院。但艾滋病给他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也很大。村里人知道他患艾滋病后，不但对他谩骂攻击，还不许他进村。在治疗中花光积蓄的小刘，已是无家可归，只好再次回到医院。他在医院门口徘徊时，碰到了我。我感觉他神态不正常，问他为何再次来到医院。他谎称来这里探望病友。我看到他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便明白了其中的缘故。我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将他安顿好，然后带他到食堂吃饭。经过几天的交流，我终于弄清了小刘的难处。回到科里，我号召护士们为小刘捐款，很快就捐了1600多元，帮他渡过了难关。不久，我又悄悄塞给小刘800元钱，告诉他这是护士们第二次为他捐的款。其实，艾滋病科大部分病人生活条件都是比较困难的，我一直尽自己所能，设法为病人减免不必要的开支。这些年，我倡导为患者免费提供避光输液3000多次，为病人减少医疗费支出3万多元。

记：为了校正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消除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偏见，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杜：2005年，我在医院第一个接受了志愿者组织“红丝带”中心的邀请，与30多名艾滋病患者出海游泳，与他们共进晚餐。出发时大家都很拘谨，不愿跟人接触，在游泳的过程中我主动跟他们聊天，与他们互动，吃饭的时候气氛就很融洽了。这种近距离接触，确实给艾滋病患者很大的鼓舞。在我看来，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有时比吃药还管用。此后十多年，我每月都坚持参与“红丝带”中心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与艾滋病患者同吃饭、共游戏，一起唱歌跳舞，带给他们温暖。如今，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红丝带”中心的志愿者，每月定期为艾滋病患者及他们的家属举办活动，为他们释疑解惑，给他们关怀。

记：对于那些已到晚期的危重病人，您是如何对待的？

杜：每一个患者我们都不会放弃，还要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2016年，艾滋病科收治了一位年逾七旬的病人，由于已经是晚期，病人全身上下溃烂严重，还没进病房，就飘来一股腐臭味。不少同事被熏得到卫生间呕吐，我穿上隔离衣为病人做起了护理。科里的医生经过联合会诊后，都纷纷摇头，认为病人已经是晚期了，再怎么治疗都会死的，还是叫家属早点准备后事吧！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病人能不能治好，不到最后不能轻易下结论，即使到了晚期，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作为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挽救每一个患者的生命。对于那位老年患者，我每天花3个小时的时间对他进行护理，为他清洗、涂药、注射。经过十多天的精心护理，奇迹出现了，我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将老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10多年来，我们在与死神的“生命争夺战”中，挽救了5000多个患者的生命。

得知真相老公闹分床，

最愧疚没时间与女儿相处

记：当初您选择艾滋病科时，您家人同意吗？

杜：从筹备时报名，到参加艾滋病护理培训，再到艾滋病科正式成立后转科，我一直瞒着老公。因为我清楚，他对我的选择不会支持。但纸终究包不住火。2006年，老公偶遇我们医院护理部的老主任，闲聊时才得知我转到了艾滋病科。老公对此颇有怨言，回到家指责我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征求他的意见。老公生气我能理解，10多年前，毕竟“艾滋病”三个字让人感到恐惧。我在临床一线每天面对和护理艾滋病人，时刻面临被感染的风险，他心里能无所谓吗？老公知道我脾气倔，决定了的事情很少会改变，可他对我的选择十分不理解，一气之下，提出了与我分床睡。我没有妥协，更不愿意和他发生争执。我耐心做他的工作，说我所在的是传染病专科医院，免不了要跟艾滋病人打交道，护理艾滋病人我已经具备业务上的过硬知识，再说这份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是党员，又干了20多年的结核病护理工作，是最适合的人选。老公听了我的劝导，思想上渐渐有了转变。

记：您工作这么忙，有时间料理家务吗？

杜：我结婚近30年，头几年还能给老公和女儿做做饭，自从升任护士长以后，我已经十几年没做过年夜饭了。越是逢年过节，我越忙。因为我是护士长，节假日多加加班，可以让那些年轻护士休息一下，多陪陪家人。我忙工作，家里买菜做饭的事都交给了老公，他嘴上会抱怨几句，但从来没真正生过我的气。我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又考入同一所大学，感情基础深厚，生活中也是相互关心和支持。有一次，我身体有些不舒服，科室一位护士临产请假，人手紧张，我带病坚持上班。凌晨时分，我又累又饿。老公带着饭盒出现了，他知道我那几天身体不舒服，胃口也不好，晚上上班时也没吃什么东西，就給我包了云吞，煮好后用饭盒送了过来。吃着可口的云吞，我身上的疲累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记：平时您和女儿交流得多吗？

杜：我和老公工作都很忙，从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没有好好地照顾过她。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以往都是老公去，那天他恰好去外地出差，女儿恳求我一定去。因为我几乎没在家长会上露过面，同学们都以为女儿生活在单亲家庭呢！女儿的恳求让我心里酸酸的，决定排除一切困难也要参加家长会。家长会开始前5分钟我才赶到学校，没想到女儿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和两个同学在走廊里等我。看到我出现，女儿高兴地对同学说：“看，我妈来了，那就是我妈妈！”让我更心酸的是，我在教室里开家长会，女儿就趴在教室外边的窗台上，静静地看着我，那专注的神情让我终生都忘不掉。

记：您工作那么忙，女儿对你有怨言吗？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了，您想对她说点什么？

杜：我最愧疚的是平时忽略了与女儿的内心交流。读初二时，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情绪低落。我意识到她肯定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事，就问她怎么了。在我的追问下，她才说出了原因。原来，她为第二批入团名单没有她而感到沮丧。我这才反省自己和老公平时对孩子关心得太少。因为对女儿疏于引导和监督，她养成了丢三落四的毛病。让我和老公欣慰的是，女儿虽然有些粗心，但学习成绩很稳定。而且她比较独立，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完成，她爱动脑、爱读书、爱动手做实验。女儿爱好广泛，从物理、化学领域到交响乐、足球都感兴趣。我和老公从未像其他父母一样，整天逼着女儿上兴趣班。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对我们也很孝顺。女儿和老公是我工作上的最大动力，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取得现在的荣誉。

〔编辑：刘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