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云 刘 江

新疆吐鲁番地区在不同时期均流行过弥勒信仰，而高昌回鹘时期最为兴盛。本文将吐鲁番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弥勒信仰按时间划分，对沮渠氏北凉高昌郡时期、麴氏高昌国时期、唐西州时期、高昌回鹘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加以评述，为今后深入研究和探讨弥勒信仰在吐鲁番地区发展做进一步准备。

中国的弥勒信仰来源于印度，印度早期的部派佛教时期，已有弥勒为未来佛的说法。弥勒信仰分为弥勒上生信仰和弥勒下生信仰。

吐鲁番宋庆石塔

学界关于弥勒信仰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最早①，1911年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的《弥勒净土论》②为研究弥勒信仰的经典文献。该著作将有关的经典，主要以“弥勒六经”及其以外的大乘弥勒经典、阿含部的弥勒经典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就弥勒信仰的原形及其发展、经典成立的顺序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将弥勒图像与经典结合进行研究，以 1992年日本学者宫治昭的《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③为代表。此前，日本学者在研究佛教图像时将其分为佛部、菩萨部、明王部、天部，以佛教诸神分类，抛开了历史的轴线、忽略了时间和空间问题。基于此种情况，宫治昭提出“佛教图像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第二部“印度尊像的两个系列与弥勒菩萨图像”从古代印度尊像的两个系列中把握弥勒菩萨图像，并在与观音菩萨进行对比分析中考察弥勒菩萨的性格与特征。第三部“中亚弥勒和涅槃的图像学”，力求说明弥勒和涅槃的图像在中亚的发展变化——在印度并无关联的两者在中亚却紧密相关，并列举克孜尔石窟第一期④的“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图像的构成情况进行了考察。[1]宫治昭结合褔契尔⑤与松本荣一⑥的佛教图像解释学方法，将佛教经典与图像结合进行讨论，卓有成效。但在分析佛教图像时，对于造型方面的讨论稍显薄弱；在材料方面对印度、中亚以及中国新疆掌握较好，列举详细，但很少提及中国南方石窟。《从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和涅槃图看巴米扬、克孜尔及敦煌之间的交流》⑦中宫治昭同样将经典与图像结合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弥勒菩萨与涅槃图的组合图像构成，从而探讨三地之间的内在联系，管窥古代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流。

下面，本文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新疆古代高昌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弥勒信仰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解决的主要问题，分类进行评述。

一、沮渠氏高昌郡时期（公元442年—460年）

高昌故城出土的《北凉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佛寺碑》和两座北凉时期造像石塔（石幢）均是沮渠氏北凉占领高昌郡时期当地流行弥勒上生信仰的实证。国内有关“造寺碑”的研究首见于清末民国初学者在其拓本的题跋中⑧。将其作为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池田温⑨、国内学者蒋文光⑩、贾应逸⑪等，更多国内学者如陈国灿⑫、王素⑬、王嵘⑭、彭杰⑮等将造寺碑的内容作为典型材 料 进行佛教及弥勒上生信仰 兴 盛的实证。关于吐鲁番出土北凉石塔的研究首见于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著作《高昌——吐鲁番的艺术珍品》⑯；20世纪中叶，国内学者向达⑰、史岩⑱开始注意北凉石塔并进行研究整理；其后殷光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⑲，1996年完成硕士论文《北凉石塔造像研究》⑳，从塔肩造像、塔基雕刻像、以及造像题材与北凉石塔的主题思想进 行论述，其中在关于石塔的研究上对前人描述、录文有误的 地方进行了更正，对其 造 像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1997年发表专题论文《北凉石塔上的易经八卦与七佛一弥勒造像》㉑，对北凉石塔中的八卦与七佛一弥勒、北斗七星与七佛一弥勒造像的关系进行图像解读㉒，从而反映出北凉时期末法思想的流行以及这一时期弥勒信仰的繁荣㉓。限于篇幅，殷光明对七佛一弥勒造像图像解读仅限于从经典方面入手，而对北凉石塔的图像来源及用途做了详细考证，利用佛教经典对七佛一弥勒造像相互印证，对北凉石塔的造像题材与艺术特征均进行讨论分析的则见其 2000年出版的专著《北凉石塔研究》㉔，该书是对之前20 余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2006年张宝玺的《北凉石塔艺术》㉕，附有现今发现的 14 座北凉石塔测绘图及大量图版资料，系统地将多座北凉石塔从塔型、龛像、刻经、神王、碑文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多幅手绘弥勒菩萨、神王线图及图像研究，是对前人研究的有益补充。台湾学者林保尭的博士论文《法华造像的研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馆藏东魏武定元年释迦造像考》㉖在附录中添加了有关北凉石塔的图表，第七章从图像角度对破损的弥勒像进行复原，着重分析了释迦弥勒的图像组成基础、信仰表现等。对于北凉石塔的研究还有日本学者稻本泰生㉗、韩国学者姜熺静㉘，国内学者暨远志㉙、马兰㉚、崔中慧㉛等。对于北凉石塔与其弥勒造像的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并多有建树，涉及历史流变、艺术风格、塔形、龛像、刻经与发愿文、七佛一弥勒造像、分期以及所反映的佛教史等方面的问题，国内近十余年的研究则多围绕前人观点和成果进行新解读与拓展㉜。

《北凉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局部）

二、麴氏高昌国时期（公元501年—640年）

高昌国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政权，其中麴氏高昌政权维系最久。麴氏高昌国时期有关弥勒信仰的实物见于吐鲁番三堡出土的一方石碑，阳面铭文刻有《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阴面铭文刻有《宁朔将军绾曹郎中麴斌芝造寺铭》，其中造寺铭中提到“降迹天宫，诞形帝宇”，又提到“禅室连扃，秘如兜率”㉝。此处的“兜率”即为弥勒菩萨上生天界说法的兜率天宫。有关此造寺碑的记录，早见于清末方志学家王树枬的《新疆图志》㉞，其后罗振玉㉟与王国维分别在其跋文中阐明造寺碑的重要性。1923年王国维发表的《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以碑文内容对麴氏高昌历史进行考证。其后，黄文弼阐明了其所著《高昌砖集》中麴氏高昌纪年与高昌官制表大部分取材于造寺碑，并且赞同王国维“此碑为研究高昌历史第一史料”的观点。1954年，黄文弼出版《吐鲁番考古记》报告㊱，内有《麴斌造寺碑校记》并附摹文，对碑阴文和碑阳文麴斌与麴斌芝进行考证，认为是同一人，并对造寺树碑原委进行考证，纠正了以往图志与摹写中的诸多错误。日本学者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㊲中，将黄文弼对造寺碑的录文作为标准范本，参照黄文弼、内藤虎次郎两位学者的录文及拓本照片，并以《新疆图志》录文增补后欠部分，并且对碑阳碑阴铭文进行考证。其后王素、彭杰㊳也注意到造寺碑这一材料的运用，王素在《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㊴中，从造寺碑的阴阳两面铭文内容入手，进而论述麴氏高昌国时期境内净土信仰。李树辉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㊵运用造寺碑这一材料对麴氏高昌与突厥语族群间的交往史实进行考稽，通过碑文正《北史》《隋书》之误，又使得麴宝茂与佗钵可汗之女的成婚时间得到了落实。这类研究均是结合出土碑文对高昌历史进行的研究，没有结合吐鲁番的地域特点作出广泛联系性的系列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麴氏王国时期弥勒信仰的研究，由于资料过于分散，未曾发现有关这一时期的图像资料，使得研究多围绕单件出土文书或碑文，研究者的角度多从历史学方面出发，研究层面较为单一。值得肯定的是大量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研究成果不断汇集，为其进行深度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三、唐西州时期（公元640年——792年）

太宗贞元十四年（640年）唐太宗颁诏讨伐高昌，麴文泰惊骇而卒，其子开门出降，高昌国灭。唐朝于其地置西昌州，后改西州。[2]此时中原的弥勒净土信仰式微，弥陀净土信仰有了长足发展。高昌地区弥勒信仰与中原并不同步，“这一时期高昌的弥勒净土思想仍在流行”㊶。

吐鲁番《斯尔克甫佛像石》交脚弥勒造像

关于唐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的专题研究，见王素 1998年发表的专题论文《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王素对“高昌地区弥勒上下生信仰流传之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昌的弥勒上生信仰，是由北凉反馈回去的”并认为“弥勒上生信仰，经过高昌二百年的发展，到了西州时期，终于走到了尽头 ”[3]。1980—1981年，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部分洞窟的清理维修时，发现了 804件古代文书，其中汉文 520 余件。这批汉文出土文书经过多年甄别整理，2007年进行公开出版，其中有 6 件被专家学者考证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残片。对于这批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彭杰对此有不同的论述和解释：认为弥勒信仰“即便在唐西州时期在吐鲁番也没有走到尽头并彻底消失，只是势力有所减弱而已”[4]。彭杰在《五至九世纪弥勒、弥陀净土思想流传西域管窥——兼论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一文中，以龟兹、高昌两个西域佛教中心出土的文书及发现的图像资料为依据，一方面对五至九世纪净土思想在西域地区的流变状况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这一角度来审视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另外，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672)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㊷，也作为有关弥勒信仰在西州时期兴盛的重要材料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如王素《吐鲁番出土〈功德疏〉所见西州庶民的净土信仰》㊸《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㊹；彭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㊺《五至九世纪弥勒、弥陀净土思想流传西域管窥——兼论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㊻《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盆地的流传》；张重洲《五至七世纪的吐鲁番家族与佛教》；小笠原宣秀《唐代西州における净土教》㊼《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㊽；马军《唐代长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汉民众佛教信奉研究》㊾；王晓晖《麴氏高昌和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妇女与佛教》㊿等，以上研究均将“功德疏”作为材料对西州地区弥勒信仰的流行进行论述。此外，吐鲁番还出土一件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十五日氾德达供养的《弥勒上生经》残卷，王素对其进行了研究探讨

有关唐西州时期弥勒信仰的图像资料至今还未发现，学者们多从考古材料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将其作为论据进行弥勒信仰研究的探讨。如《唐代长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汉民众佛教信奉研究》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麴氏高昌和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妇女与佛教等。这些论著均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经典与出土实物作为有力材料对唐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进行探讨。

以出土文献与出土实物进行互证，使得有关唐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研究成果丰硕。这与早年王国维提出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二重证据法”不无关系。 其后引申出饶宗颐主张的“三重证据法”，杨富学在此基础上主张的“多重证据法”均是对于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现，对于唐西州时期弥勒信仰的研究将会拓展更大的空间。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残卷

四、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公元840—1283年）

北庭西大寺《弥勒上生经变》（局部）

公元九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溃散。其残部一支在庞特勤等人率领下西奔吐蕃和天山地区。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率其部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地，取代了庞特勤的安西回鹘政权，由仆固家族为王族的高昌（西州）回鹘政权建立。高昌回鹘统治者接受了此前当地流传的汉传佛教，统治阶层对于佛教的支持，使得吐鲁番盆地的佛教及佛教艺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诸多新的因素，而汉地佛教及艺术回传，大大丰富了高昌回鹘艺术。公元九世纪后，弥勒信仰在中原内地已逐渐衰落，“但西迁的回鹘在皈依佛教之后，包括上生和下生信仰的弥勒信仰却很快兴盛起来”[5]。

（一）、美术专题研究

（二）、综合研究

1979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北庭西大寺进行两次发掘，并将研究成果《北庭高昌佛寺遗址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先后出版。《北庭高昌佛寺遗址》肯定了该遗址为高昌回鹘在陪都北庭建造的王家寺院，填补了高昌回鹘佛寺基本残缺无存的短板，是研究北庭西大寺的第一手综合材料。《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则是对前者在壁画与造像方面的展开研究，该著作系统地归纳了西大寺壁画艺术的特点，从三个方面对北庭西大寺的渊源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北庭西大寺壁画的题材、构图、线描、赋彩、人物造型等方面，主要是来源于吐鲁番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壁画。同时又受到敦煌莫高窟较强的影响，并可看到拜城、库车和焉耆佛教壁画的某些因素……该遗址壁画绝不是吐鲁番同期佛教壁画的翻版，而是自成一系”[7]的结论。孟凡人在该著作的前言中肯定了西大寺 E204 龛南壁的《弥勒上生经变》的价值，“已刊布的壁画尚无见与之相同者”[8]。两本著作均对西大寺 E204 龛《弥勒上生经变》壁画与交脚弥勒造像进行了详细解读与分析，认定其与高昌回鹘时期重视弥勒信仰有关。

1998年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该书从历史角度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进行总结，对西域地区的高昌、龟兹、北庭以及河西地区的敦煌成为回鹘佛教及其艺术中心的原因进行分析，就一些出土实物对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以及寺院经济进行论述。其中，艺术部分对北庭西大寺交脚弥勒像和弥勒上生经变略有提及。该书第六章中艺术部分仅有壁画与造像的研究分析，在第四节佛教与回鹘艺术中对回鹘四大文化中心石窟寺遗址中的壁画与造像仅以描述性质概述，涉及美术视角方面的分析较少。

（三）、出土实物研究

除以上众人熟知的壁画造像及综合类研究外，出土实物作为弥勒信仰论述时的有力佐证，见于《玄奘和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对吐鲁番地区出土回鹘文经幢题记中关于弥勒信仰记载的研究《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对吐鲁番出土回鹘僧人菩提瓦伽西拉的题记研究、《沙洲回鹘及其文献对于吐鲁番回鹘文《Insadi 经》的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等。杨富学《回鹘弥勒信仰考将众多回鹘文关于弥勒崇拜的材料搜集整理，认为回鹘佛教中的弥勒观念借自汉传佛教。杨富学对于文献上的梳理较为详尽，有关弥勒信仰的壁画及出土实物涉及较少。季羡林《弥勒信仰新疆的传布首先从弥勒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谈起；第二部分从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论述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之广；第三部分则从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与造像和克孜尔石窟发现的梵文残卷来论述龟兹和焉耆地区的弥勒信仰，并根据韩翔、朱英荣著作《龟兹石窟》与赵莉《克孜尔石窟“七佛一菩萨”壁画》对弥勒信仰在龟兹地区的流行情况进行探讨。该文将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在文末的补充部分又对吐火罗文 A 和回鹘文做出异同对比，并提出猜想，认为“同样是宣扬弥勒信仰 ,但民族变了，传统庆典习惯变了，因此,《弥勒会见记》才由剧本转变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非剧本的叙事文学。[9]吐鲁番本《弥勒会见记》与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自发现至今仍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多角度与多视野下的研究解读，成果颇丰，在此不再赘言。

五、高昌地区弥勒信仰研究的展望

前人研究关于新疆古代高昌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弥勒信仰研究涉及到了弥勒信仰的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图像方面的研究以沮渠氏高昌时期、高昌回鹘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关于出土材料方面的研究唐西州时期、麴氏高昌国时期成果最多。但研究仍然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发掘的地方：1、关于高昌地区弥勒信仰的系统性梳理研究较少。前人研究多涉及某一段历史时期或者部分材料，如对自沮渠氏高昌时期至高昌回鹘时期的弥勒信仰流变的整体研究的著述。2、从图像角度对弥勒信仰研究进行解读的著述较少。总的来说高昌地区佛教艺术中的弥勒信仰研究以综合研究和出土实物研究成果为主，还有诸多可以进行深入挖掘的地方，尤其是从图像方面对弥勒信仰进行解读。3、就目前吐鲁番地区已发现的弥勒信仰图像较少，文本材料则较为丰富，文本流传与图像绘制呈不对称状，缺乏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的著述。但我们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更加深入的开展与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好地解读。

2016年 6月，“北庭学”在新疆昌吉自治州吉木萨尔县挂牌成立。该学科的成立具有一定前瞻性，虽然关注度并没有像“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那样大，但我们相信随着“北庭学”研究的深入与开展，更多的学者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此地并为之付出诸多努力。

“敦煌学”等其它学科有诸多的学者进行讨论与研究，“北庭学”是否有可能与“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于阗学”这几个学科共同架构起更大格局的古代西域研究。从个案研究到区域性研究，再到对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如同小溪汇聚成江河，最终汇入大海，使关于北庭的研究有了继续持续下去的可能。2018年 5月，关于北庭故城的新一轮发掘正在进行中，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与考古成果与公众见面。

注释：

①“对于弥勒信仰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起步最早，成果最丰富。早在 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就出版了弥勒信仰研究的专著。其它国家学术界对弥勒信仰的研究大多是从 20世纪 70年代后才开始的。”参见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综述》[J]《世界宗教文化》,2010(03):87-92。

②松本文三郎《弥勒净土论》[M]，丙午出版社，1911；张元林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③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吉川泓文馆，1992；李静、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④宫治昭以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分期时间，将克孜尔壁画从样式上分为两大类，表现自然描写的第一样式属第一期印度、伊朗样式，具有显著程式化、装饰化倾向的第二样式属第二期印度、伊朗样式。第一期（第一样式）为 500年前后，第二期（第二样式）约在 7世纪，第二期又可分为 600年前后、600—650年、650年以降三个阶段。参见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2009：346-347。

⑤A .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2 vols，Paris，1905-1918。

⑥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M，东京：东方文 化 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

⑦宫治昭《从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和涅槃图看巴米扬、克孜尔及敦煌之间的交流》[J]，《石窟考古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C]，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⑧“ 况 周 仪、梁鼎芬、缪荃孙、杨守敬、黄绍箕、柯 逢时、俞廉三、张曾畴、张之洞、郑孝胥、罗振玉、张謇、章钰、沈瑜庆、张祖翼、邓邦述、萧方骏、俞陛云、金焕章，共十九人。这些学者介绍了北凉的历史、推断碑的所刻年代、碑之流传、碑文的风格、碑的鉴赏、碑中别体字等方面”。参见刘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题跋研究》[D]，齐鲁工业大学，2017。

⑨池田温，谢重光《高昌三碑略考》[J]，《敦煌学辑刊》，1988(Z1):146-161。

⑩蒋文光谈清拓孤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J]，社会科学战线，1979(04):207-210。

蒋文光，《举世瞩目的瑰宝》《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J]，收藏家，1995(02):30-31。

⑪贾应逸，《〈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 北凉高昌 佛教》[J]，《西域研究》，1995(02):35-41。

⑫陈国灿《高昌社会的变迁》[M]，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46。

⑬王 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J]，《中国佛学》，1998（1）。

⑭王嵘《西域艺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4。

⑮彭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6。

⑯勒柯克著，赵崇民 译《高昌 —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56-157.

⑰1943年向达旅居敦煌，走访了岷州庙北凉石塔，此后又看到了另一北凉石塔刻文拓本(后称三危石塔或王氏塔)，就此作了整理研究。

⑱1943年和1954年史岩二次走访了原存于酒泉民众教育馆的四座北凉石塔，作了整理研究。

⑲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凉石塔》[J]，文物,1991(11):76-83+64+100。

殷光明《关 于北凉石塔的几个问题——与古正美先生商榷》[J]，《敦煌学辑刊》,1993(01):64-70+76。

殷光明《北凉石塔十二因缘经及有关问题》[J]，敦煌学辑刊,1996(02):62-69。

殷光明《试论北凉石塔基座像与神王》[J]，《敦煌研究》,1996(04):13-24+120。

殷光明《北凉石塔分期试论》[J]，《敦煌研究》,1997(03):88-96。

殷光明《美国富兰克林艺术博物馆所藏北凉石塔及有关问题》[J]，《文物》,1997(04):42-45。

殷光明《北凉石塔述论》[J]，《敦煌学辑刊》,1998(01):87-107。

⑳殷光明《北凉石塔造像研究》[D]，《兰州大学》，1996。

㉑殷光明《北凉石塔上的易经八卦与七佛一弥勒造像》[J]，《敦煌研究》,1997(01):83-90+188。

㉒用后天八卦图来排列七佛一弥勒，预示弥勒菩萨将作为未来佛出世，可看做弥勒佛既是末位第八佛，又是新一佛。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而在石塔顶端刻出北斗七星的作用有两个，其一体现在中国传统历法，强调北方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运用北斗七星强调佛教的重要性，即以斗柄授时,表明当时建子正处于北方的坎卦,时间上为一年的正冬之季,一日之中最黑暗的夜半之时。这一时节,虽然是万物的收藏阶段和归息的时候,但是阴气已极,阳气已开始孕育和产生,也是一日中黎明前的黑暗。而斗柄建子,正与塔肩上的第七释迦佛造像一个方位。以此象征和说明当时处于今现劫释迦佛一个方位,同时“阴气已极”,释迦佛已经过去,正处于末法无佛的黑暗时期。但是,这一时节,阳气萌生,黑暗即将过去,预示着新的佛将出现,表达了当时佛教信徒期盼第八身未来佛弥勒出世的愿望。参见殷光明《北凉石塔上的易经八卦与七佛一弥勒造像》[J]，《敦煌研究》,1997(01):83-90+188。

㉓从迄今为止河西地区与高昌地区发现的 14 座北凉石塔，以及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中弥勒壁画的数量均可看出。参见殷光明《北凉石塔上的易经八卦与七佛一弥勒造像》[J]，《敦煌研究》,1997(01):83-90+188。

㉔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M]，台北：觉风佛教文化艺术基金会，2000。

㉕张宝玺《北凉石塔艺术》[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㉖林保尭《法華造像の研究 》イザベラ・スチュワート・ガードナー博物館蔵東魏武定元年石造釋迦像考[D].筑波大学,1995-03-23。

㉗稲本泰生中国甘粛省における5世紀前半の仏教美術に関する調査研究--特に北涼石塔の構成原理につい て (「美術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の助成」研究報告) --(1999年度助成) 鹿島美術財団年報 (18), 644- 655,2000。

㉘姜熺静《北凉石塔研究的综合版——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8(01):175-180。

㉙暨远志《北凉石塔所反映的佛教史问题》[A]，甘肃省敦煌研究会《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甘肃省敦煌研究会,2003:16。

㉚马兰《论北凉石塔造像中的南方因素》[J]，《中国美术研究》,2016(02):27-35。

㉛崔中慧《北凉石塔刻经与写经生》[J]，《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7(00):191-199+351-352。

㉜见张宝玺《北凉石塔研究的新奉献——〈 北凉石塔研究〉评介》姜熺静《北凉石塔 研究的 综合版——殷 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等。

㉝王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J]，《中国佛学》，1998（1）。

㉞（清）袁大化修、王树枬等纂《新疆图志》，《中国边疆丛书》，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

㉟罗振玉《高昌麴斌造寺碑释文并跋》[J]，亚洲学术杂志,1922(3)。

㊱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㊲池田温，谢重光《高昌三碑略考》[J]，《敦煌学辑刊》，1988(Z1):146-161。

㊳彭杰《弥勒上生信仰在吐鲁番盆地的流传》[A]，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49。

㊴王 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J]，《中国佛学》，1998,（1）。

㊵李树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 究》[J]，《新疆大学 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6(01):55-61。

㊶彭杰《弥勒上生信仰在吐鲁番盆地的流传》[A]，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49。

㊷在第19—20行记载：“阿公发心将家中七斛大百师一口，施弥勒佛玄觉寺常住”；第78—80 行记载：“于后更向窟门里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泥素(塑)弥勒上生变，并菩萨、侍者、天神等一捕(铺)，亦请记录”；第81—83 行记载：“往后于杨法师房内造一厅并堂宇，供养玄觉寺常住三宝。又已前将园中渠上一木布施百尺弥勒 ”。详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吐鲁番出土文书〉 第7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0—74。

㊸王素《吐鲁番出土〈功德疏〉所见西州庶民的净土信仰》[A]，荣新江《唐研究(第1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11- 35。

㊹王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J]，《中国佛学》，1998（1）。

㊺彭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6。

㊻彭杰《五至九世纪弥勒、弥陀净土思想流传西域管窥——兼论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A]，增勤《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四编）》[C]，西安：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2009：238-250。

㊼小笠原宣秀《唐代西州における净土教》[J]，龙谷史坛,1962，（50）：12-23。

㊽小笠原宣秀《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J]，龙谷史坛,1965，（55）：1-11。

㊾马军《唐代长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汉民众佛教信奉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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