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康，王际峰，张金朔

（1.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2.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一、“人性恶”主题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自六十年前出版以来一直吸引着评论家与读者的关注，并且国内外学者也不约而同将目光集中在主题研究上，得出“人性恶”这一广泛认同的观点。“人性恶”这一主题似乎是牢固不可动摇的，并且有着将小说文本看作“铁打的事实”的接受倾向。但在研究者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徐青根《人性·兽性·社会〈蝇王〉的新诠释》中将“人性恶”置换为“兽性”并且分析了造成悲剧的社会因素，给人以启示；另外《解读斯芬克斯之谜〈蝇王〉主题探析》和《论〈蝇王〉对西方传统文化的颠覆》对《蝇王》长期的单一主题的分析有所质疑。张和龙更是在论文《人性恶神话的建构—<蝇王>在新时期中国的主题研究与接受》发出了：“《蝇王》的出版快 50年了,看来是我们超越‘善恶象征的探索与分析’、突破人性恶神话的时候了。”的强烈呼声[1]。

“人性恶”这一主题本身显然符合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其小说的一贯思想，正如国内学者侯维瑞对戈尔丁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的研究、也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戈尔丁的小说大多采用道德寓言的形式，人物描绘、结构安排和形象运用都服务于解释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主题——人性本恶”[2]，而戈尔丁本人也在《蝇王》的序中说：“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然而文学作品一经写成便成为了独立于作家之外的客观存在，即便是作者明确表达出的写作设定主题也不能与文学作品的实际传达主题相等同（实际上作者的主观意图与实际传达的效果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所以戈尔丁的发言可以给“人性恶”主题增加砝码，但绝不会成为定论。在笔者研究的过程中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便戈尔丁不惜损害小说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力图将所有的文字围绕着唯一的太阳——主题“人性恶”旋转，那些富有魅力和深意的文字却不受他控制地脱离轨道飞向广袤的宇宙。这正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合，在他们看来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自我解构，文学作品中往往存在着许多构造、格局，它们与目的和中心无补，甚至破坏了作品自身的基础和整体性而被“目的”和“中心”所摒弃。

二、“人性恶”主题的局限

（一）“人性恶”主题的普适性缺陷

1983年，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同样是广泛接受的评价。然而“普遍意义”四个字却应该被打上大问号，《蝇王》所得出的“人性恶”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吗？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认为从小说的阐发方式来看其所得到“人性恶”的主题具有很大的局限，远不具有普适性。主题的普适性缺陷存在于对象和环境两方面。

小说的人物和环境有着三个显著的特点：孩童，女性缺席，荒岛。戈尔丁想要模仿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又对对象和环境严格限制，这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笔者将逐一分析孩童、女性缺席、荒岛这三大特点对于主题的影响。

选择一群孩童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一方面是为了直接反驳传统荒岛小说《珊瑚岛》，另一方面选择孩童作为主人公无疑起到了放大镜和催化剂的作用，被认为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开始还按照他们之前所学习到的那些行事，但最后却落到了互相残杀的地步，除了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给人心灵以更大的震撼外似乎直指“人性恶”的主题，并且孩子的天性更容易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下暴露出来，的确有利于主题的阐发。在这些孩子中有着性格各异的几个大孩子，也有着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孩，可以说以拉尔夫和杰克为代表的大孩子是这个岛上有着话语权的位高权重之人，而小孩子们就像是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普通群众，戈尔丁显然是煞费苦心地模仿成人社会并取得了卓越的表达效果。如此看来选择孩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之于小说艺术性和故事主题有着非凡的积极意义。

然而对于女性缺席和荒岛题材，则有着更多的探讨和怀疑的空间。大部分研究者同样对这两个特殊的处理持正面态度的，有的评论者提出《蝇王》的女性缺席是其脱衣求真 (disrobing)叙事艺术的一个有机部分[3]，戈尔丁将男孩放入远离文明、男女共处社会之外的荒岛，使其最大限度地摆脱社会的规约、文化的束缚，使其可以尽情地展现本我，从而得出一个“人性本恶”的忠实答案。

实际上“荒岛”和“女性缺席”的设定虽然有利于得出作者想要的答案，但另一方面却让读者对于其结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产生了巨大怀疑。荒岛和女性缺席实际上从空间和时间上极大的限制了这个“人性实验”，空间自不必说，即便是小男孩子们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以将这个岛探索个彻底，在如此狭小的岛屿上意见不合的男孩子们流淌在血液里的领地意识、驱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用暴力解决问题。龚志成在他的译本序中说：“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4]而在时间上，《论〈蝇王〉中的女性缺席》一文提出了一个以往评论家经常忽略的问题：“即使孩子们在成年人的战争中再次幸免于难，但在一个没有女性、无法繁衍后代的纯男性世界里又能够挣扎多久呢？”[5]于是这更像是一个为了得到某个结论精心设计的一次性实验器皿，我们试想在这样纯男性的狭小世界中即使避免了种种冲突也将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那么孩子们间的杀戮，故事结尾熊熊燃烧的大火也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灭亡的方式的一种，于是乎，看似耸人听闻的结局给人震撼的力量弱化了许多。或许戈尔丁也想到了这样的事实，于是在故事的结尾突兀地派来军舰接孩子们，掩盖他们必然毁灭的事实。空间的大小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广阔的空间会减缓人与人之间原本存在的矛盾，或许会使拉尔夫和杰克将各走各的路，而非在一个小岛上争个你死我活；也可能在这广阔的空间中，存在的是险恶的地理环境，孩子们会为生活资源展开争夺。女性的存在也许会让这里变为一个繁衍生息的乐园，让它在无限的时间中进行下去，当然也有可能会使男孩们之间相互抢夺异性而更早地灭亡。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到的可能性，但戈尔丁圈下的女性缺席和荒岛的两个框框抹杀了这些可能性而导向了唯一的结果。

在《蝇王》出版之初有不少的批评，一些论者认为它过分雕琢，把观念塞进了一个精心构筑的故事框架，因而显得虚假。虽然有些苛刻，但不无道理。一个狭小的岛上单性社会又怎么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戈尔丁剔除了其他变量，使得故事如其所愿地发展，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果就是几乎必然地导向了原本千万种可能的唯一——“戈尔丁”的可能。

（二）被忽视的外在力量

拉尔夫一开始便在荒岛上模仿大人们实行“民主”制度，孩子们也没有反对，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多么的正确，而是孩子们开始单纯的认为大人们是正确的，是面对新环境时惯性地选择遵循之前的生活。但是很快“民主”制度宣告破产，看似是杰克从中捣鬼，但实际上在岛上实行“民主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海螺所代表的那一套与年幼的孩子和没有丝毫经济基础的荒岛是不相适应的，就如同将西方的议会、法院嫁接到原始社会一样荒唐可笑，在《蝇王》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吵闹混乱而往往难有结果的会议正是这个制度失败的反映。所以在这个荒岛上，杰克抛弃海螺所代表的“民主文明”是必然的，孩子们长期被灌输的民主文明思想因为不适应荒岛的生活控制力和影响力开始变弱，而自然的天性开始占据上风，于是孩子们也抛弃了海螺而选择长矛。从文本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这样的荒岛的环境使得以杰克为首的大部分孩子回归了一直隐藏在他们心中的自然天性。在自然天性或者说兽性的引导下他们不自觉地对于原始社会进行模仿，《蝇王》中的孩子们从取火、采食、打猎，到狂热的狩猎舞蹈甚至在丛林里建立了寨子，无一不是我们先祖在几千年前行为的再现。

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未开化的民族被西方的殖民者强行带入现代社会，开始还会遵循自己那一套，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将会获得民主文明的思想，同时我们也知道将文明人放入原始社会中他也会被迫回归原始社会的秩序之中。并不是民主与文明脆弱而是任何一种制度在与之不相适应、脱轨、过于超前或者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都是不堪一击的。

环境激发了孩子心中的自然兽性，但兽性绝不是与“恶”相对等的，天性有着许多善的、美好的、至今我们还在依赖的品性。但是“野兽”的恐怖气氛、核战争的大背景下使得孩子们暴虐起来，天性中杀戮、嗜血的那一部分统治了他们。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那样：“人性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发展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应该由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决定。”[6]孩子们的人性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是这个荒岛，或更确切地说是原始的、无法抑制兽性的环境迫使杰克回到了史前野蛮时代的秩序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恶”。海螺的破碎和孩子们的相互残杀都是由环境所引发的，戈尔丁在通过小说将一切归结为“人性恶”的过程中，反而更多的证明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社会环境和隐藏在人心中的兽性孰轻孰重至今也是未解的命题。

三、二元对立格局的颠覆

“人性恶”主题建立在两个相对立的人物拉尔夫和杰克以及他们所象征的“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对立格局之上，通过杰克打败拉尔夫、野蛮战胜文明、“恶”挤占“善”，从而论证“人性恶”的主题。“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是阐发“人性恶”的根本，如果这两个对立的命题并不存在甚至发生反转，那么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也会崩溃，人性恶的主题也无从得出。笔者将分析文本各种背离二元对立格局的因素，发现其崩溃和颠覆的可能性。

（一）文明与野蛮

野蛮而又充满兽性的杰克被认为是野蛮专制的代表，而拉尔夫、西蒙、猪崽子与民主、文明相联系，杰克和拉尔夫是其所代表的社会在荒岛上的投射，杰克对拉尔夫的胜利被认为是野蛮的胜利、人性恶的胜利。正如上文所说当所谓的“文明”不符合客观环境，与所处的荒岛相脱节的时候难道还可以称得上文明吗？毋宁说拉尔夫在这个岛上才是一种荒谬的原始。在众多对于《蝇王》的研究中，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是基于现代意识想当然得出的，当我们回归文本，立足那个荒岛，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判断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最不能忽略的是在荒岛之外是正在经历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刀光剑影、长枪大炮，甚至于飞机坦克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原子能奉上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当人们将这种力量用于杀戮的时候，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失去了参考的意义，因为它很难被称为战争，除了毁灭——将整个人类、整个蓝色星球抹杀的毁灭外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人因此受益，更没有胜利而言。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几秒钟一切都将毁灭。海螺所象征的“文明”连带着民主和科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样已经验证了失败的“文明”分明是真正的野蛮，是一种超出了一切罪恶的野蛮，这将自己连同其他所有生命和地球一同毁灭的行为绝不是所谓“文明”和“理性”可以解释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荒岛（可以看为一个新世界）模仿这样至恶的“文明”呢？

象征“民主”的海螺不过是笨拙失败的模仿，它引起了无尽的争论和混乱，象征“科学”的眼镜造成了毁灭全岛的大火，而飞行员和船长是“文明”的大人的代表，但本应该负责照顾他们的飞行员成为了引发自相残杀的“野兽”，他即使已经死去却依然压迫和恐吓着孩子，使得孩子们变得疯狂而去杀戮，而那个最后突兀出现的船长又会将孩子们带回战火熊熊的世界。

（二）人性恶与善

“文明”和“野蛮”有了翻转的可能性，那么“善”与“恶”的界定也势必发生变化。

与拉尔夫的善相联系的便是用来求救的篝火和象征民主的海螺，“求救”和轮流使用海螺发言，这是拉尔夫最重要的两个主张，也是拉尔夫善的集中表现。

在《蝇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拉尔夫、猪崽子、西蒙总是会想到、提到自己的家人、原来的那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大人是伟大的，他们的生活是“了不起”的，“大人们懂事。”猪崽子说，“他们不怕黑暗。他们聚会、喝茶、讨论。一切都会好的。”（事实上却是大人引起了战争使他们落在孤岛上）从那些片段的联想和话语中可以推断出拉尔夫、猪崽子出身于有教养和富足的家庭，即使在战乱年代，他们也得到了足够的庇护和关爱，虽然在开始拉尔夫也因为到了没有人约束的荒岛上激动地大声喊出：“全是咱们的。”但是他还依然有着一直不变的强烈地想要回去的意愿，而其他的孩子却对之前的生活仿佛没有太多的留恋，开始在拉尔夫的提议和惯性之下同意了“回去”和“求救”，但很快便被没有约束的新生活所吸引，对于“回去”呈现出一种无所谓和冷漠的状态（后来甚至是反对）。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出以杰克为代表的剩下的哪些孩子对于岛外世界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他们并不喜欢之前的生活，甚至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点：在作者虚构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仅有少部分的孩子向往着过去的生活，这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孩子是不愿意离开这个没有战争、没有大人的小岛的。拉尔夫、猪崽子只不过想要维持那种对自己有利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其他孩子过去的生活也一定是美好的并且他们同样想要回去，而杰克们也不过是反抗着过去的生活，遵从自己的天性活着。

在核战争中岌岌可危的人类社会是恶的，那么一直想将孩子们快快带回去的拉尔夫便是这个罪恶的人类社会不知情的帮凶，他不过是给这个毁灭的世界又拉上了几个陪葬品而已。

海螺似乎是民主的象征，在大会上拿到海螺就可以轮流发言，其他人不能打断，但这“其他人”并不包括拉尔夫，“这贝壳就叫海螺。我把海螺拿给下一个发言的。他就拿着海螺说话。”“谁也不能打断他的发言，我除外。”显然拉尔夫在当上“头头”之后有意无意地便开始将自己放在他人之上，放在制定的规则之上，此后他不断强调自己“头头”的地位，而他的海螺制度带来的只是无尽的混乱和争吵。大部分孩子对于“获救”渐渐失去了兴趣，而杰克开始代表了大部分孩子的愿望，但拉尔夫的“头头”的地位显然还有很强的余威，在拉尔夫和杰克最初的直接冲突中拉尔夫得到了大多孩子的支持。不过最终孩子们还是被杰克吸引了过去，拉尔夫却依然不放弃自己“头头”的位置，他说出“我是头头，你们要听我的”“你们选我当头头的”。于是他已经变为了强加给他人命令的独裁者，变得与杰克无异，而海螺变为了他的统治工具（杰克则利用矛与肉），杰克和拉尔夫之间难以区分善恶，我们大可以看作是政治家对于统治权力的争夺。

生火获救和海螺制度是拉尔夫最主要的主张，但不论是生火还是海螺都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拉尔夫不是善的代表，在这个荒岛上也鲜有善恶的区分（恐怕只有西蒙想要告诉大家“野兽”的真相算得上“善”，但却被包括杰克和拉尔夫在内的其他孩子一起打死)。另一方面，拉尔夫和杰克为自己的信仰和利益行动，更多的小孩子只是无知而盲目的，这样的他们也难以称上极恶，我们发现拉尔夫和杰克并不是单纯的善与恶的代表，他们其实都是善恶的混合体，我们甚至难以说出善与恶哪一方面更占上风。

戈尔丁力图在自己创造的微缩的人类社会中证明一个存疑的普适性命题，本身便超出了小说的能力范畴。在小说创作中“主题”先行，作家有意识的反驳“荒岛变乐园”的主题，将《蝇王》导向预先设置的意图，然而却无法消除存在于小说中的有悖于“人性恶”主题的因素。正如传统荒岛小说“荒岛变乐园”无法证明人性善一样，反荒岛小说的《蝇王》“荒岛变地狱”也同样难以证明人性恶。但作者主观表达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小说艺术的失败与价值的泯灭，立意与现实、原始构思与真实写作中的种种矛盾会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蝇王》不再是一个僵死的说教“人性恶”的经典，我们能够从正反两面发掘其多义的价值。

[1]张和龙.人性恶神话的建构——《蝇王》在新时期中国的主题研究与接受[J].中国比较文学，2002，(03):63.

[2]管建明.《蝇王》人性恶主题中隐含的赎救主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7，(06):121.

[3]赵婉清.论《蝇王》中的女性缺席[D].浙江：浙江大学，1983.4.

[4][英]威廉·戈尔丁.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1.

[5]赵婉清.论《蝇王》中的女性缺席[D].浙江:浙江大学，1983.4.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M].中共中央翻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