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云，陈少茹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南戏是宋元时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用南曲演唱的戏曲艺术。宋元南戏在爱情婚恋题材中留下不少作品，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四大南戏中的《拜月亭》、《荆钗记》等。从早期的负心戏到后来流传下来的普遍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婚恋戏，可以看出人们已从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爱情观念中逐步解脱出来，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婚恋观，本文以《荆钗记》为例分析宋元南戏婚恋戏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婚恋观。

明人在评价四大南戏时以《拜月亭》为首，《荆钗记》位列《拜月亭》之后，仅次于《拜月亭》。建国以后对《荆钗记》的评价有两种不同认识。何其芳在《<琵琶>的评价问题》中曾为“四大南戏”排名，认为《荆钗记》“缺少内心矛盾，为封建道德所统一”[1]，艺术上也无可取之处，由此便将《荆钗记》在“四大南戏”中的地位排到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荆钗记》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徐庆祝、马美信《关于<荆钗记>的评价问题》也说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荆钗记》是一部歌颂坚贞不渝爱情和反封建的作品。东尼在《荆钗记读后》中认为《荆钗记》通过记叙王十朋和钱玉莲不惧豪强，勇敢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行为，歌颂了这对夫妇坚贞的爱情，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同时抨击压迫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荆钗记》在第一出《家门》即言此剧的创作意图在于使“义夫节妇永传扬”[2]，从字面上来看作者似乎真将《荆钗记》作为一曲封建道德的颂歌来写，但仔细研究剧中主人公王十朋和钱玉莲人物性格行为的具体表现，就会发现作品所表现的深层含义与作者的字面上的观点并不完全相符。

《荆钗记》相传为元人柯丹邱所作，据《紫桃轩杂缀》记载是由早期的负心戏《王十朋荆钗记》改编而来。这部作品对爱情婚姻进行了独特的诠释，与以往的婚变戏相比，表现出较为鲜明而进步的婚恋观。独特的婚恋观在其对钱玉莲和王十朋两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展现出来，揭示了其反封建的深层的社会意义，并从中折射出一定的人文情怀，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宋元时期南戏的思想内容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以《荆钗记》为例，从其独特的婚恋观入手，分析其剧本中蕴含的一定的人文情怀。

一、南戏婚恋戏的发展流变

根据《紫桃轩杂辍》和《瓯江逸志》的记载，王十朋高中状元后忘恩负义，抛弃了曾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钱玉莲，以致钱玉莲悲愤自杀。一说钱玉莲本为娼女，在王十朋科考及第后遭到抛弃，投江自尽。而现存的《荆钗记》多为明刊本，经由明人改编过，剧情大不相同，一改王十朋负心形象为忠贞爱妻，不嫌糟糠的义夫形象，结局也由负心婚变而致的悲剧改为夫妻团圆的喜剧。南戏剧本中存在不少诸如《荆钗记》这样经由负心戏改编而为大团圆结局的，剧本内容思想的转变即婚恋戏的翻案与诸多因素有关。

宋元南戏婚恋戏普遍以书生负心婚变为主，这首先与宋代对科举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文人社会地位高涨,寒门子弟得以与豪门官僚子弟平等竞争。其次，当时社会上人们普遍存在“富易交，贵易妻”心理，文人子弟纷纷以与有权势地位的富家女子联姻作为其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的阶梯。男主人公往往是落魄书生，在穷困之际得到富家小姐亦或是有些积蓄的青楼女子的资助得以参加科考并一举登第，但当旧日的婚姻关系成为其向上爬的障碍，损及利益时他们便会不择手段地加以解除，停妻再娶，另婚高门。如《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崔君瑞江天暮雪》以及《陈叔文三负心》等，刻画了一个个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负心汉形象。

负心婚变不仅鞭挞了一些文人的负心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有否定科举制度的意味，同时对封建伦理秩序也造成一定的冲击。上述南戏剧本大部分都已亡佚，现今能看得到的剧本大多都被改编过，流传下来的婚恋戏绝大部分都把负心婚变的悲剧改成了以夫妻团圆告终的喜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高明的《琵琶记》、《张协状元》，还有就是《荆钗记》。

元中后期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不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就占半数，占有明显的优势，南人、汉人与蒙古、色目人的考试科目是区分对待的，待遇也厚薄有异，致使汉族文人想由科举入仕发迹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对于长期受科举功名熏陶的文人来说。失意，无法进入上流社会，对爱情、富贵的追求自然多一些，便想借助笔下的男主角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不愿正视文人堕落的事实，不愿给同想靠科举往上爬的同阶层落魄文人抹黑，便不惜将原作人物形象拔高和美化。同时宋元两代理学盛行，妇女遭受压迫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婚姻自然成了民间最关心的问题。再加上元初蒙古族取代汉族主政，文化生态重新培植和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程朱理学的信条，“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遭到质疑，人们渐渐对负心婚变这类有伤风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和厌恶，强烈希望有个团圆的结局，此外还有诸多原因促使后代文人对其进行翻案改编。

二、《荆钗记》独特的婚恋观

对于婚变戏的翻案，吴瑞先生已有翔实考证。吴瑞先生提出四点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二是文人子弟为维护自身的形象而参预婚变戏的改编，三是婚变戏翻案与中国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四是婚变戏翻案是作为戏剧观众主体的老百姓希望大团圆心理的反映。”[3]人们对书生富贵后负心婚变这一社会问题是极为关注和痛恨的，他们希望书生发迹后不要抛弃糟糠之妻，这表达了当时人们渴望能够拥有美好婚姻爱情的愿望。将负心汉形象改为全忠全孝的义夫形象，而与当时婚恋观是有直接联系的。《荆钗记》塑造了钱玉莲和王十朋这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与以往的婚恋戏作品相比，表现出较为鲜明而进步的婚恋观。

《荆钗记》中的钱玉莲是一个有见识有个性，倔强而又善良的女性形象。首先，钱玉莲与王十朋的婚姻不是由父母所定，钱父虽然先前已收下王家的荆钗，但钱玉莲是嫁与王十朋还是孙汝权，决定权还是在钱玉莲手中。中国古代男女婚姻大多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姑妈开口向她提亲时，她直言：“不是爹爹许那王…”，她要求自己有自主选择婚嫁的权利，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交给媒妁之言。她说：“做媒的个个夸能，也多少有言不相应，信着你都被误了终身。”（第九出《绣房》）要财还是要才，全由她自己决定。她对继母说：“王秀才虽窘，乃才学之士；孙汝权纵富，乃奸诈之徒……王秀才一朝风云际会，发迹何难?” (第十出《逼嫁》)显然这是一种和其继母完全不同的婚姻观念，可以看出钱玉莲是有着十分坚定的自主意识的。面对继母和姑姑的劝说甚至是威胁，自主选择了家境贫寒的王十朋，而拒绝家财万贯的孙汝权。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追求真正的爱情，她不惜和她的继母与姑妈展开了一场坚决的斗争，坦率地告诉继母和姑妈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非金非银，“将来聘奴家，一似孟德耀”。丈夫远行赴考在即，钱玉莲相信丈夫，但在那个时代，“富易交，贵易妻”的社会心理还普遍存在，环境往往会改变一个人，在与丈夫分别之时，她顾虑重重地对王十朋说道：“君今此行，又恐怕贪荣别娶娇”、“到京师闲花野草，慎勿沾染”。在分别之时，她还不忘叮嘱夫君：“成名思故里，切莫学王魁。” (第十五出《分别》)钱玉莲希望夫君能重视和珍惜这份感情，始终忠诚于自己，这种深沉真挚的爱情着实令人动容，这也是此剧人物塑造的一大成功之处。在爱情上，借用了孟光和梁鸿爱情故事的典故，钱玉莲始终以孟德耀自持，而将王十朋视为了梁鸿，为了这个理想，她不惜以死相拒，坚决反对改嫁。当后来收到孙汝权篡改的家书，说王十朋已然入赘相府，并要将钱玉莲休弃时，一场负心风波席卷而来，众人都视王十朋为负心汉，只有钱玉莲表现得相当从容和坚定，认为此书必定是假的，选择相信自己的丈夫。钱玉莲能够忍受“大逼”的痛苦，并不完全是从“守节”的传统观念出发，节义的成分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相信王十朋的人品，这也是他们爱情建立的基础。面对继母逼迫自己改嫁孙汝权，她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最终无奈之下，选择了投江自尽，绝不屈服于继母和孙汝权的逼勒，而这就不是简单的节烈观所能涵盖得了的了。而当救下钱玉莲的钱载和欲为钱玉莲择一门亲事时，钱玉莲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道：“誓以柏舟，甘效共姜，死而后已。”（第四十四出《续姻》） 态度极为坚决。对于钱玉莲这个人物形象，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书中说:“这个人物传导给观众最主要感受是她对爱情的忠诚,不同凡响的见识,坚决果断的性格和对恶势力不懈反抗的精神。”[4]从中可以看出钱玉莲对婚姻爱情有着自觉的判断，表现出了钱玉莲追求婚恋自由并勇于突破封建伦理道德中的门第观念的独特的婚恋观。

王十朋是个孝子，亦是个勇于守护自己婚恋自由的义士。为了表达这个理想，《荆钗记》塑造了一个刚强正直，不避权贵，忠实于自己爱情的青年形象。他既不像王魁那样忘恩负义，也不同于蔡伯喈那样妥协屈服，高中状元后仍忠实于自己的诺言，情愿丢官也不愿抛弃发妻，再赘相府。严词驳斥了万俟丞相“富易交，贵易妻”的言谈，更引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言明自己的立场，宁肯得罪万俟丞相也不肯屈服，尽管因此被改调烟瘴之地潮州，还险些遇害，但王十朋始终没有妥协。在听到妻子钱玉莲遭继母逼迫改嫁不从，投江自尽时，哀恸不已，举起酒杯在亡妻的灵前忏悔，怨恨自己不该醉心利禄，哽咽地唱道：“呀！早知道这般样拆散呵，谁待要赴春闱……端的是不如布衣，端的是不如布衣……”（第三十五出《时祀》）之后又谢绝上门前来牵线搭桥、说媒提亲的邓老爷，并誓言不再娶妻，说出“纵独处鳏居，决不可再婚”的话来（第四十三出《执柯》），这些言行正表现出王十朋走出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藩篱，在当时社会中，这种敢于违背圣经贤传的做法是很少见也是很不容易的。对此，胡仲实说：“王十朋的形象，不啻是对当时整个士大夫阶级的一种讽刺，是一个光辉动人的艺术形象，而完全不是什么‘义夫’的传声筒。”[5]

钱玉莲和王十朋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一致的，当得知对方遇害时，他们坚定地表示不再娶，不再嫁，宁肯守寡，无后代香火延继也不肯再婚嫁，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螟蛉一子，以为终身后嗣”的想法，这种在婚姻爱情上的自主意识和对自由婚姻爱情的追求即使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封建社会中，门当户对已成为男女婚姻爱情中的一条准则，而在不少南戏作品中表现出了打破门户观念的婚姻观，其中《荆钗记》就是一部典型的冲破门第观念的婚姻爱情戏。《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出身富家，且为独生女，本应嫁与一门当户对的公子，而钱玉莲却不顾门第之见，面对继母和姑姑的劝说甚至是威逼利诱，执意嫁给家境贫寒的王十朋，在继母严词逼迫下，宁肯投江自尽也不肯嫁给家财万贯的孙汝权，打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这也给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的追求门当户对的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

三、从南戏婚恋观的转变看其人文情怀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北宋程颐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人文，人之道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8]。所谓“人文化成”就是对百姓推行道德教化，这与儒家的人文观念基本是一致的。而宋元戏曲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有相同之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相同的是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追求以及反对等级观念。《易正义》言：“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里的人文同样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形成的，同样反映的是以人为本，追求现实人生。南戏情节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读者观众求圆满的传统审美心理和普遍的道德观念，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其所体现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故事情节对人的重视和关怀，尤其是对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剧作家们创作的情感动力。相较于早期南戏作家普遍热衷于写负心婚变的悲剧结局的剧本，之后流传下来的包括《荆钗记》在内的诸多婚恋戏，诸如前面所提到的《宦门子弟错立身》、《风流王焕贺怜怜》、《拜月亭》等，纷纷从儒家传统的礼教中挣脱出来，以“情”来与传统伦理纲常相对抗，而“情”恰是自然人性中最真实的显露。

传统观念认为，“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妻之义，三纲之首。”[9]婚姻的价值仅仅在于男女双方的家世利益，而非当事人的意愿，更不必说双方是否有感情。联姻时，家长所考虑的往往是双方门户的高低，财产的多寡，爵禄的厚薄，而不是男女双方是否情投意合，正如恩格斯所写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联姻来获得或是提升自己权利地位的手段，所看重的是门第高低所带来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10]。而宋元南戏却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婚姻本质的另一扇窗户，所反映的是市井百姓对婚姻的理解。在《荆钗记》中，王十朋和钱玉莲在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道路上表现出对等级门第观念的反对，对现实人生幸福的追求，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的婚姻爱情。钱玉莲的父亲钱流行在为女儿选择夫婿时更是直言“不问人家富贵，只要女婿贤良。”（第六出《议亲》）钱玉莲不因继母、姑姑和孙汝权的威逼利诱而屈服，强烈反对买卖婚姻，没有听信谣言，对爱情忠贞不渝，这种追求真挚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理想是可贵的。而王十朋进京赶考也是为了能一朝得功名，使妻儿寡母过上更好的生活，面对妻子投江的“事实”，他没有听从旁人的建议再娶妻子，甚至不顾无子嗣的结果坚持自己的婚恋自由，不再娶妻，对钱玉莲表现出忠诚的爱恋。此外，剧本设计了钱玉莲投江自尽被救，最后终与王十朋一家团聚的大团圆结局，也符合大众百姓的意愿。《荆钗记》在这方面明显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依着以人为本的本质，追求自由平等以及现实人生幸福。

南戏中流传下来的婚恋戏大多是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剧本，对婚姻价值带有新的思想倾向。《荆钗记》从正面落墨，颂扬男女双方坚贞的感情，为之后文人创作婚恋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胡仲实认为：“《荆钗记》真实反映了宋元时‘门当户对’与‘才貌相当’的婚姻观的对抗性矛盾，其进步倾向是明显的。作品的真正成就表现在强调双方互相忠实、互相信任的进步理想上。剧中的‘节’、‘义’二词很大程度上是爱情、信任的同义语。”[5]《荆钗记》以荆钗作为王、钱婚姻的信物，表现了王十朋和钱玉莲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不为财富威势所诱动的品格。独特的婚恋观中，对自由爱情婚姻的执着，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以及对封建礼教中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的冲击，都表现出作者对婚姻爱情双方足够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下层人民群众的意愿，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

纵观钱玉莲和王十朋的爱情婚姻，婚前即是两厢情愿，婚后虽然历经坎坷和阻碍，却仍然能不忘初心，情义投合。可以说，王十朋和钱玉莲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深挚感人的爱情赞歌。而《荆钗记》第一出所说的“义夫节妇”,他们的“义”和“节”,都表现在彼此对爱情的坚贞上，金宁芬在其文章中写道：“《荆钗记》实质上是一首爱情的赞歌,赞扬了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不惧黑暗社会、邪恶势力，塑造了富于反抗精神和不屈的坚强意志的人物形象。无情地揭露和嘲讽权贵富豪的专横跋扈、贪名爱利之徒的低下卑劣,是一部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作品,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道德理想,给予人民为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去斗争的勇气。”[6]钱玉莲和王十朋坎坷的爱情婚姻道路，正表现出了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抗，他们强烈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婚姻自由，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强烈的反封建色彩。钱南扬充分肯定了剧中两位主人公坚定的爱情信念，认为:王十朋“虽受折磨,始终不肯低头屈从。这种坚强的斗志,是值得歌颂的”。而钱玉莲“有见识,有胆量,坚贞不屈,宁肯自尽,决不屈从受辱的性格，无疑对封建时代被奴役压榨的女性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力量。”[7]《荆钗记》通过对钱玉莲和王十朋勇于追求自由婚恋行为的描写，成为早期婚恋戏题材尤其是植根于封建礼教思想的作品的一个重大转变。它体现了作者婚恋观的进步，也反映了宋元南戏的进步婚恋观及其人文情怀。

[1]何其芳.《琵琶记》的评价问题[J].文学研究，1957，（1）：30-59.

[2]毛晋.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62.

[3]吴瑞.南戏婚变戏的翻案原因及得失[J].汕头大学学报，2004，（6）:48-52.

[4]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47-552.

[5]胡仲实.论《荆钗记》的主题思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59，（1）:59-62.

[6]金宁芬.略谈《荆钗记》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2，（4）：79-85.

[7]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4-155.

[8]程颐.伊川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5-86.

[9]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66-67.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