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燕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宝鸡 721013）

一、秦国人才机制推行的社会条件

首先，秦人早期与戎人杂处的客观环境，使秦人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经考证，秦人早期在关中以西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都邑的迁徙，最后落脚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西汉水流域，也就是陇山以西的地区。但据今人考古论证，当时陇山以西的地区在秦人到来之前早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戎狄部落，从考古资料方面来看，今礼县县城西南，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他们的关系可以推测为“或彼此进退，杀伐之声盈耳；或鸡犬之声相闻，而互不往来；或和平相处，互通有无。”[1]P234不同族群在同一地区要共求生存，既会发生因为地盘、资源争夺带来的冲突，但也需要彼此依赖，这种客观环境促使秦人族群在与周边民族相处时，必须采取开放、包容的理智态度，才能和周边的民族融洽相处，求得生存与发展。

其次，秦国非周代宗法贵族，再加上早期秦人一直处于军事征战的形势，其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嫡庶，所以周代严格的宗法制对于秦的影响不大。《春秋》昭公五年载“秦伯卒”，《公羊传》：“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则勇猛者立之）。其名何？嫡得之也。”[2]这就是说，秦国的国君之位不遵守“嫡长”的原则，而是“择勇猛者立之”。据徐卫民先生研究，“秦在穆公之前，君位继承确是如此，秦自襄公建国至穆公共有九代国君，即襄公、文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其中兄终弟及者有德公、成公、穆公，襄公以次子继位，以孙立者有宪公、出子二人，文公嫡庶不明，只有武公和宣公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就是到了穆公以后，秦的君位继承制也无定制。”[3]P33这是秦国这种“择勇猛者立”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了君主对军队的绝对独裁权力，另一方面对传统宗法制进行了改革，使得政治集团内部及整个社会形成崇尚实效、崇尚个人能力的政治传统。

再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思想意识领域，人们开始从长期崇拜天、帝的蒙昧中觉醒过来，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即士人中的一部分，开始突破旧有的天神迷信，理性地去面对现实，它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崛起和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士阶层的思想一旦冲破牢笼，他们拥有的文化知识和社会活动潜能便得以充分发挥，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战国时期，“列国并立互竞，务延揽人才以自佐”[4]P75，士的解放恰恰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也非常需要贤才谋士为其出谋划策，制定富国强兵、统一中国的方案，他们往往采取礼贤下士的办法笼络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如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著书立说，评论时局。这些士人可以接受重用，也可以拒绝邀请，他们上下游移，在战国时代政治格局的变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士阶层的崛起，为秦国网罗人才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秦国人才机制的特点

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因此，秦国的崛起、强大与本国的用人策略、人才政策密切相关。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秦国的用人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任人唯贤，礼贤下士。秦国因长期以来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所以在用人标准上与东方诸国大不相同，在任官用人上坚持“强狠勇力者为其长”原则，实际上就是任人用贤用能而不以亲，因为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秦人普遍认可这样的用人原则。不仅重用国内的勇武之士，也注重吸纳来自于各方面的贤臣，只要能为秦国提供政治军事谋略，都可以在秦国得到重用。因此，秦国的用人不考虑出身，比较灵活和务实，表现在秦国宗族内成员被重用的不多，而外国人被重用的却很多。比如在春秋时期宗族内被重用的有公子挚等两三人，重用的别国人却有百里奚、蹇叔、由余、公孙枝、内史廖、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人。《左传·文公三年》载“《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址；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预注：“言沼址之蘩至薄，犹采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遗小善。”[5]这是当事人对秦穆公用人政策的高度赞扬。又比如百里奚，《吕氏春秋·慎人》载“百里奚之未遇时，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6]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也是如此。商鞅在投靠秦国之前是在秦之劲敌魏国效力，但其才被孝公赏识，力排众议任用之，结果成就了千古改革。孝公之后的惠王也曾力排众议，重用人称“小人”的张仪，也是只计其能，不计其他，结果张仪的连横与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在政治外交上取胜各国，打破了各国合纵抗秦之联盟。商鞅、张仪二人之共同特点在于标新立异、大胆创新，而其说均能被秦王采纳，体现了秦国对适合本国发展大计的治国方略是不问出处的，只要能为我用，一律采择。洪迈《容斋随笔》云：“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始与谋国开霸业者，卫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也，皆委而听之不疑。”[7]P14正是这些创新型人才的智慧，最终促成了战国秦文化模式的形成，并推动着秦国继续向前发展。

其次，注重考察，知人善任。秦国国君在任用外国人才时，还非常注重实效考察。比如秦穆公虽然已经准备任用百里奚，但依然与之“语三日”，方授其国政。对于由余，也是通过其政治言论及对时局的观察才下定决心，将由余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对于蹇叔亦是如此。这种对人才注重实际考察的作为，为后来的秦孝公所效仿。商鞅至秦后，最初以王道之术说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甚至对人称商鞅奇才产生怀疑，直到商鞅说出霸道之术时，秦孝公每坐于前，表现出欣赏和求贤若渴，才最终决定使用商鞅进行变法。后来秦惠王任用张仪、秦昭王使用范睢，也都是经过亲自观察，才最终任用。即使到了秦王政时期任用韩非、李斯也不是人云亦云，也是要考察其政论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统治要求，是不是真正的贤能。并且在使用这些人才时，也表现出宽容有度，只用其长，不计其短，既不计较这些人才身份是多么卑微，也不计较他们的直言不讳。

再次，高薪聘请，不吝爵禄。秦穆公闻百里奚贤，以五张羊皮换得百里奚为秦所用，使百里奚不仅获得人身自由，而且被穆公拜为五羊大夫，穆公的不惜官位，使百里奚实现了从奴隶到贵族的政治身份飞跃。于是，百里奚获重用后，立即向秦穆公推荐自己的好友蹇叔，认为其有先见之明，“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8]《秦本纪》秦孝公时期依然坚持了自穆公以来的尚贤用贤的人才策略，又结合战国时期人才流动的趋势、各国的用人政策、战国才子的追求动机，把招揽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8]《秦本纪》。意思是只要能献强秦之计，不论出处，都能给予“尊官”、“分土”，这种解决人才政治经济待遇的政策，可谓直击人心，给一些不得志的士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商鞅在此时入秦，先被拜为左庶长，又升为大良造，改革成功后再封为商君。可以说，孝公在改革成功后及时兑现自己的诺言，并进一步在朝中全力支持商鞅变法，使他国贤能之人也观察到了秦国的信誉。所以战国后期，“东方士人西入秦”成为人才流动的方向。这其中秦国国君的不吝赏赐，一诺千金，是促动人才积极发挥聪明才智、建功立业的外在动力。

总之，秦国的人才机制为秦国发展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其特点为后世历代治国安邦解决人才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秦国人才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秦国的人才机制虽然使用于两千多年前，但其中蕴含的智慧却令后人叹为观止，其政策的灵活性、创新性，笼络人才方式的多样性为后世人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历史依据。目前，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正在开启建设中，而一个伟大的战略、完美的方案，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实施、执行，结果只会事与愿违。从战略规划所涉及的地区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我国各省都是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当代经济发展中，除了地缘劣势以外，高端人才也非常缺乏，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制约西部开发并将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巨大瓶颈。同时，“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情况高度复杂，战略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安全、市场、工程、宗教、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战略，就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参与。

由前文分析可知，秦国的崛起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人才的重视。甚或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种优待人才的政策一经发布，就迅速传遍东方诸国，从而出现东方士人西入秦的局面。对于那些士人而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或者解决困顿的生活问题，但是对于秦国而言，正是这些才能之士为强秦出谋划策、改革创新，才使秦国实现了从崛起到统一的伟大梦想。比如由余、蹇叔、商鞅、张仪、韩非、范睢等，在当时来说，他们都是国际复合型人才，他们为秦国做出的贡献青史可鉴。“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也是如此，所以秦国的用人策略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人才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综上分析，借鉴秦国的人才机制，结合当代人才问题的实际情况，将国内培养与对外招聘相结合，探索适宜的政策和方法招揽人才，应该是“一带一路”战略工作落实的应有内容。首先，增强中西部经济发展潜力。“一带一路”规划中所涉及的14个省区市中大部分是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备、人才吸引力较差、交通物流成本高的地区，这就需要通过加强交通物流通达能力、设立内陆港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多种措施，将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激发为经济成果，从而增强人才聚集的吸引力。[9]其次，要解决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问题。要解决好海外人才的生活安置，以开放的胸怀给他们提供发挥个人才能的平台以及辅助设施，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并将一些在所在国经商、工作的民间人才及时吸纳进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并从职级和待遇等方面创造条件尽可能保证相关人才工作的稳定。最后，在以上基础上，还必须摸索出一套跨部门培养、跨行业流动的人才培养机制，从而建立起高效、优质的人才机制网络，从而确保“一带一路”战略的伟大实施。

[1]张天恩.周秦文化研究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徐卫民，贺润坤.秦政治思想述略[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5]李梦生.左传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陆玖译注.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世界语言出版社，1995．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段胜峰，彭丽芳．“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