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梦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刘震云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作者在文本书写的真实中，运用幽默和反讽的笔法，组合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让读者读后陷入深思。《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相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寻而不得的虚无，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生活的人文关怀。真实与荒诞的二元悖论性、反讽与幽默并存的修辞艺术、寻而不得的寻找主题，构成了这两部作品最鲜明的主题内涵。

一、真实与荒诞的二元悖论性

在《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不管是由李雪莲引出的故事还是由牛小丽引出的故事，都透露出真实与荒诞的二元悖论性，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独特的审美内蕴。

（一）情节的荒诞

从《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情节的荒诞贯穿始终。《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既想要二胎，又想保住丈夫的公职，最终通过假离婚达到了目的。 然而“当初离婚是假的，没想到变成了真的”［1］14。 于是，李雪莲听从一个看厕所妇女的劝告，决定与前夫闹个天翻地覆，一系列的荒诞事件就此展开。

为了证明当时离婚是假的，李雪莲决定上访。离婚由假变真、预谋杀秦玉河却屡次没成功，事情最后由证明离婚的真假性，演变为为自己正名：因为李雪莲被诋毁为潘金莲。这些情节的荒诞处处透露着巧合，作者通过这些荒诞的情节反映了底层人们的悲剧命运。在正文“玩呢”中，故事也尽显荒诞。多年前被撤职的史为民为了能及时回到家乡，就在北京火车站顶着 “我要申冤”四个大字的牌子，最后竟如其意被协警送回去了，老史和牌友们搓上麻将的目的也达到了。老史的小聪明跟李雪莲二十年来的上访告状，在对比中更显荒诞。李雪莲二十年来执着于告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然而最后却因被告秦玉河意外死亡，让“告状成了笑话”［1］264。而老史却能借鉴李雪莲告状的经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荒诞情节的对比中，作品折射出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的荒诞，同时也可以看出刘震云对小人物命运的哀叹无奈之情。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省长李安邦本来位居高位，但一系列的麻烦让他坐卧不安，无奈之余和朋友去找一宗大师寻求破解之法。一宗大师竟然说：“犯红，就得破红。”［2］17政治的神圣与民间的陋习竟如此结合，充满反讽意味。而且在李安邦“破红”后，他所面临的困境竟一并解除了。宋耀武被双规期间发生意外身亡。朱玉臣被检查出肺癌晚期，对李安邦的升职没了威胁。公安厅复查的案子不是其儿子的案子。李安邦在这些荒诞巧合的事件中当上了省长。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在正文“洗脚屋”中，马忠诚和“小翠”做了“口活”并被抓。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叫“小翠”的妇女竟是李安邦之妻康淑萍。马忠诚不禁感慨：“花两千四百块钱，让省长的女人给自己做了口活，说起来也值当。”［2］294这里，可以看出马忠诚的“精神胜利法”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颇有相似之处，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刘震云在马忠诚身上影射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阿Q，并批判了这种小人物的价值观，值得人们反思和自省。

（二）故事的真实性

刘震云作品中的故事虽然荒诞，却又十分真实。因为故事都十分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为人们所熟悉。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故事由一桩离婚案引起。自作聪明假离婚，事情却弄假成真。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少见。另外，在李雪莲上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推诿、不作为、踢皮球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官场中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里，故事的真实性也就具有了广泛的现实意义。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切当代史都将成为历史。当岁月的年轮即将老化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忆逐渐模糊的时候，刘震云用他的 《我不是潘金莲》一书，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当代史，并对官场社会及其权力运作方式予以批判，给世人以警醒。

同样，故事的真实性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也有体现。作品中买媳妇的现象在中国农村真实存在。故事由牛小丽的哥哥买媳妇这样一件普通小事讲起，在距离上给人以亲切和真实之感。刘震云对官场社会的黑暗和权力运作的方式予以无情的揭露。一些为官者，为了升职和向上爬，权钱交易非常普遍。杨开拓由于在彩虹三桥被炸现场傻笑，被称为“微笑哥”。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收了许多名贵手表，又被称为“表哥”。这些情节在近年的新闻报道中时有曝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而刘震云把这些社会现象通过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凸显了故事的真实性，启发人们思索，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

在这两部作品中，刘震云笔下故事都给人以真实的荒诞之感，通过这样一种结构作品的方法，作者“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的载体，让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挖掘出混乱人性的真谛”［4］。

二、幽默与反讽共存

在《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通过反讽和幽默的方式，批判了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揭示了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了作者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

（一）幽默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作品的幽默性处处可见：李雪莲去找王公道，说了半天并不是为了攀亲戚，而是为了上访告状。随后事情反过来了，换成王公道去找李雪莲，进门就称其为“大表姐”，王公道说了半天也不是为了攀亲戚，而是为了说服李雪莲不去告状。前后情节的对照书写，使作品读起来幽默感十足。李雪莲决定杀了秦玉河的想法被打消也颇幽默。“大家都没想到的路，被一个管屎管尿的人想到了。”［1］16在这里，刘震云用幽默的语言使故事发生了转变，但他又不仅仅停留在幽默书写的表面，在幽默的背后，刘震云带给我们的是更深的思考——对人性的思考。该妇女曾因秦玉河喝醉上厕所没给钱被打掉了半个门牙，就对他产生了报复心理。这里显示出了人性的自私。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牛小丽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向屠小锐借了八万块钱，却不成想被一个叫“宋彩霞”的人骗走了。牛小丽原以为让屠小锐弄一下，就能不用还那八万块钱，当屠小锐说弄一回只是免利息时，牛小丽竟然说：“我让你弄十回。”［2］23但这是异想天开，因为屠小锐说过，除非她是处女。牛小丽有自知之明，她并不是处女。她自己在肚子里算了一下觉得：“从性价比讲，屠小锐说得也有道理。 ”［2］23这里，牛小丽的语言是幽默的。性价比一般是用来反映物品的可买卖程度的，而如若用到人的身上，就颇具调侃和反讽的意味了。

（二）反讽

刘震云作品中的反讽主要体现在一些为官者的身上。通过对这些官员名不副实的反讽描写，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对官场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批判以及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等复杂的情感。

在作品中，最鲜明的反讽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我不是潘金莲》中，法院审判员王公道，其实一点都不公道。专委董宪法，当初他能进入法院工作，全凭他的名字。“从材料上看，看不出他有啥特长，但看他的名字……应该去法院，‘懂’宪法，就是懂法律嘛。 ”［1］32就这样，董宪法来到了法院工作，这一转折既有戏剧性，又具有反讽的意味。省长储清廉更是为了一己之私，过度揣摩领导讲话的意图，撤了一大批官员。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凸显他的为官行为与自身名字的不相符，也形成了一种反讽。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中，官员虽然不是太多，但丝毫不影响作品的反讽效果。李安邦这个人物并不具有安定邦国的高尚品质，他为了自己的官途，不惜徇私枉法。儿子李栋梁的车祸案便是一例。为了讨好朱玉臣，李安邦更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朱玉臣父亲的表外孙私设后勤科长。刘震云将这些为官者名字的响亮与其本人的行为进行对比，造成反讽的效果，启发人们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反讽还体现在对正文与前言的安排上。《我不是潘金莲》中，十几万字的序言，都在讲述李雪莲二十年来告状的艰辛，最后却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但在作品正文中，史为民却能出于私心利用上访安然回去和朋友搓麻将，作者将这两件事情进行对比，体现出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同情。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前面两章也都在讲述几个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到正文时，才为读者揭开了谜团。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人，却由于一系列的事情演变成了“你认识所有人”。牛小丽不愿当“鸡”，却成了“鸡”，就连堂堂省长的老婆也成了“鸡”，故事更是由杨开拓监管的彩虹三桥的塌陷而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一系列的偶然与巧合事件，暴露出官场社会权力运作的利欲熏心，其背后反映的是作者对现实社会无奈的反讽。

三、“寻找”的主题

无论是李雪莲，还是牛小丽，她们都是一类人——执拗又“拧巴”。她们一路都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最终都寻而不得，始终在底层社会中演绎着自己人生和命运的悲剧。刘震云通过描写她们无果的追寻，揭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的悲哀。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寻找”的初衷是为了证明当初的假离婚是真的。可是官司却败诉了。当她也明白所有的折腾不过是在折腾自己后，她下定决心不再告状了。然而她还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还自己清白。于是她去找前夫秦玉河，想要把这事情说清楚，而且只为了向他要一句真话。不幸的是，非但事情没有如她所愿，自己反而被污蔑成是潘金莲，这件事又促使她走上二十年的上访之路。为了证明离婚之假，更为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她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但仍然是无果而终。这背后的艰辛让人同情却又无能为力。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牛小丽寻找的不止是被骗去的钱财，也是一个答案。如她所说：“其实，我去××省找宋彩霞，不光为了钱。想当面问她一句话。跟她头一回见面，我把她当成老实人，她从哪里看出，我是个傻×？”［2］24她和老辛的老婆一道去宋彩霞的老家找寻答案，可是在路上又被老辛老婆骗了一次。见到朱菊花的时候，“牛小丽问她的第一句话是，她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出牛小丽是个傻×？ ”［2］42可是牛小丽把沁汗县各个乡镇都找遍，还是没有找到宋彩霞和朱菊花，自己还走上了做鸡的道路，并和官员的权色交易联系在了一起。她固执寻找的结果最终以“寻而不得”宣告结束。

不管是李雪莲还是牛小丽，她们都在执着地寻求一句话的真相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结果也都是寻而不得。尽管刘震云写的故事都是现实中可能会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的叙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作者通过故事为我们揭示的是人性和灵魂在现实社会中的艰难挣扎过程，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在《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中，刘震云通过不同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也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运用荒诞、反讽、幽默的笔法揭示出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作品通过“寻而不得”的“寻找”主题，寄托了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