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华

摘要：蒲松龄在宝应放生鲈鱼这件事，不仅烙印着蒲松龄身处社会底层的困窘与艰辛，也让我们看到蒲松龄对生命、对生存的深切体悟以及对放生的强烈诉求。这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和博大的生命意识，深厚宽广的人文情怀，以及普世大爱的人文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称颂的。

关键词：蒲松龄;放生池碑文;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清朝社会矛盾突出，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特别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康熙九年（1670）庚午秋九月，蒲松龄应同乡好友、时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千里迢迢，从山东淄川到江苏宝应做幕宾。蒲松龄乘船沿大运河南下，在宝应登岸。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蒲松龄在《鹤轩笔札》中多次写到宝应“弹丸蕞尔之邑”，官吏沆瀣一气、巧取豪夺的社会现实。宝应历来有水乡泽国之称，河荡纵横，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鳞小肉细、味道鲜美的鲈鱼，是闻名遐迩的美味佳肴。自明代始，地方官员为取悦上级，开挖了一方鱼塘，专门用来蓄养鲈鱼，供达官贵人享用。如《放生池碑记》碑文所述：“余莅宝伊始，舟过邑南，有塘一区，涵空射日。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创于明季，计地廿余亩。” ①

宝应县衙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道，南来北往的官员很多。许多达官显贵都把品尝宝应鲈鱼作为一大快事。更有甚者，吃了还要带着。孙蕙上任后，苦于频繁接待，对多年沿袭的这一恶习深恶痛绝。蒲松龄到宝应不久，得知本邑接连三年遭受洪水灾害，广大百姓只能够“嚼芦根充饥筑堆修堤”。初到的那一年，天降罕见大雪，气温奇寒。“连朝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能闻睹也”。在四处奔走呼号忙完救灾后，他向孙蕙上策，既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能把政府官员从繁冗的接待事务中解放出来，就得将鲈鱼放生。

要改变沿袭多年的陋习，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说辞。蒲松龄经过缜密思考后建议：当今皇上以大德仁化治理天下，不允许轻易杀生。这种说辞一般人不敢非议，官员也不好再开口伸手要鲈鱼了。孙蕙依计而行，毁了鱼塘堤坝，还在“放生池”边修了小亭，立了石碑，由蒲松龄撰写一篇《放生池碑记》，晓谕天下。从此，宝应不再受“鲈鱼之患”。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放生池碑记》的开头说：“昔齐宣王不忍一牛，子兴许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蚁，程子以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为偶杀一物，遂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蒲松龄从历史上两个仁德君王不忍心杀牛和避免伤害蝼蚁的事情说起，推及“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的结论，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且不说蒲松龄透析现象由此及彼的推论技巧，从中还应该体悟到蒲松龄的人与大自然万事万物和谐相处大一统的人生理想，并彰显了蒲松龄一种生命和谐的大爱情怀。

碑文紧接着联系一些社会现象，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巧取豪夺、吸取民脂民膏的残酷现实。其中三个排比句：“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爱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以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揭露执政者和达官显贵的穷奢极欲和欲壑难填的贪婪本性。和前文的“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观点正反印证，收到振聋发聩的教化效果。

碑文紧扣主题，控诉杀生害命的残忍与血腥。以鱼为例，“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相与大恐，使知有恐，而杀身之怨，始有所专归矣。呜呼！可勿惧哉！而不宁惟是，倏而跃渊，倏而涸辙，败鳞弃路，引颈穿杨，推之即论囚赤渭者类也;杯棬卧锦，頳尾犹摇，肉案沾腥，金梭尚掷，推之即舂骨聚粮者类也;翻飞尺素，借代葵心，于牣方沼，辄供釜底，推之即暮金枉法者类也”。作者认为，有生命的鱼是有知觉和思想的。它知道有生命之虞，它选择逃生，它选择反抗，那怕最后“肉案沾腥”“辄供釜底”。这些描述旨在说明，暴殄天物的人，难以逃脱残害生灵、践踏生命的罪愆谴责。碑文的最后，蒲松龄写了一个神话传说，宋这个地方的广大民众和地方长官尊奉普贤菩萨不捕鱼的敕令，地方长官调任离开时，数万人形鱼嚎啕大哭，说有德行的人离开了。感天动地，叙述活灵活现。“昔宋诸暨令依普贤忏法，禁捕江湖鱼，后奉诏还，梦有鱼为人形者数万，号哭曰：‘长者去矣！”放生是爱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的善行善举，也是好生、惜生、悯生、忧生、顺生的好生之德。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让有生命的万事万物活下来那么简单，他告诉世人的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他是要世人净化心灵，提升人品学养，聚化善念。善因结善果，因果相生相克，如此而已。

蒲松龄在《放生池碑记》这段文字里，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关怀角度与他人不同。别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考虑，而蒲松龄则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的视角对生进行观照，是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关怀。

蒲松龄的放生思想和他普世大爱的情怀，与他的出生地淄川的乡俗民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七十六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赶考和一生仅到宝应的不长时间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淄川度过的。他对家乡故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放生事件与放生民俗，是有深刻了解和研究的。据淄川地方志记载，淄川古属东夷，自来民风“敦厚阔达”。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淳朴的民风，崇德尚贤的教化习俗，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必然受到熏陶和濡养，必然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滲入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的山东淄川，在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亲友们爱生爱物爱民的思想和行为对蒲松龄影响很大。

综上分析，蒲松龄对生命的救赎，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众生平等、积善行德的精神关怀，也表现了他敬畏生命、对万物生命等量齐观的理性思索。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生存、对生活、对物际、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

蒲松龄在宝应放生鲈鱼这件事，不仅烙印着蒲松龄身处社会底层的困窘与艰辛，也让我们看到蒲松龄对生命、对生存的深层体悟及对放生的强烈诉求。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