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萧萧度水来：曹道衡先生的北朝文学研究

2018-02-21郑虹霓

学术界 2018年11期

○ 郑虹霓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曹道衡(1928—2005)，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文史》杂志学术顾问，《文学遗产》编委等。其祖上原出安徽歙县，后来移居苏州，曾祖父曾为光绪帝治病，祖父与父亲也是中医。他的母亲是名门闺秀，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潘世恩的玄孙女。曹先生曾从三舅父潘景郑读《论语》等典籍，潘是章太炎弟子。他对古代文学发生兴趣，主要是受舅家的影响。

曹先生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却心系朔方。据不完全统计，曹道衡先生发表的专题论文有二百多篇，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论文后来陆续结集出版，主要收录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中古文史丛稿》等文集中。曹先生还有文学史专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合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合作)、《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与刘跃进合作)、《萧纲评传》(与傅刚合作)以及诗文选本、注本和学术随笔《困学纪程》等。单篇论文中以北朝文学为主题的有三十多篇，多为有分量的大文章；而与沈玉成合作的《南北朝文学史》，二人的分工是曹先生负责北朝文学部分；与刘跃进合作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也是曹先生负责北朝部分。难怪他的博士弟子吴先宁、刘跃进等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后记》中指出“曹道衡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汉魏文史方面，特别是北朝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

今年是曹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曹道衡文集》，收录了先生所有可以查考的论文和专著。展读先生遗著，不禁想起李白《关山月》的开头几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想起由北朝入隋的卢思道在《从军行》中写的“关山万里不可越”“长风萧萧度水来”。曹先生突破陈见，筚路蓝缕，犹如驾长风的明月，照见汉时关，映入北地水，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立体的北朝文学史全景地图。

本文从曹先生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开拓、研究方法及学术启示三个方面，阐述先生的学术成就，未惬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北朝文学研究的开拓意义

论及南北朝文学成就，人们总觉得北朝文学远远逊色于南朝，所以无论是文学史著作还是诗文选本，涉及北朝文学的都很有限；论及南北朝文学关系，也是一边倒地只谈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而对北朝文学如何影响南朝却论之甚少。对此，学界习焉不察，但曹先生从不疑处发现疑问，又能在细致考证的基础上得出新结论，为北朝文学研究开疆拓土。

(一)北朝文学的特点

北朝文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北朝文学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南朝文学的影响么？穿越历史的烟云，还原北朝的历史现场，我们跟随曹先生的脚步看一下北朝文学发展的情况。

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的绪论中，曹先生结合史籍记载、文献存佚和印刷术的发展等因素，提醒大家在现存资料的条件下，去评价北朝文学遗产。对于北朝文学的特点，曹先生在《南北朝文学史》中用了七个专章进行阐释。第十八章《北朝文学概说》回顾了北朝国家形态形成的历史，考察了北朝社会文化的情况，勾勒了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及其分期。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北朝文学的特色：其一，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北朝士人宗族观念较强，尊崇儒学。因此，文学作品重社会功能，表达上往往比较直率，很少隐晦曲折。其二，北朝文学总的倾向上偏于实用。因此，北朝文人长于应用文，散文比南朝繁荣，纪事文学形成了较好的传统。〔1〕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一章中，曹先生特别指出，北朝的碑志文有着悠久的传统。由于北朝不像南朝对立碑限制那么严格，因此留下来的碑志也比较多。这些碑志虽然不重文采，但有自己的特色。其三，北朝文人“仿古”“复古”主张强烈，文体上追摹先秦两汉。其四，在艺术趣味上，北朝文人重气质，对南方文化的吸收有自己的标准：欣赏南朝文学华丽的辞藻，而不甚赞赏其纤巧缠绵。

在《南北朝文学史》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风的融合》第一节《南北文风的区别》中，曹先生指出，文人的社会地位、生活习惯的不同，文化传统以至地理环境的不同等，造成了文人气质的差异。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他又结合北朝生活条件、政治生态、文人处境等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指出，由于有些北方文人有随军出塞的经历，故所写战争诗比较真切，北朝多民族的杂居也使得北朝民歌带有粗犷、刚健之气。北齐“六镇”军人出身的统治者对汉人的歧视，对汉文化的排斥，使得士子“不可能有流连诗酒的闲情逸致”，也没有广致声伎的条件，因此诗歌创作较少，题材上也与南朝之流行宫体不同。〔2〕北朝人务实，较之南方人更具政治眼光，文章多议政、议礼之作。

(二)南北文学的关系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句话常被用来说明南北地域差异，而南北文学之不同也是公认的事实。相对来说，大家更熟悉南朝文学，所以曹先生往往通过与南朝文学作比较来介绍北朝文学的特点。同时，他还指出：“北朝文学的发展是和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北方文人接受南方文学影响同步进行的。”〔3〕但北朝文学对南朝文学的学习是有选择性的，对此，曹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十章《北朝文学的特点与得失》中作了细致的分析：“在形式方面，北朝人对南方文学用典、讲对仗、调声律等技巧都是比较注意学习的，但在学习的时候，他们也常有所选择。……邢邵之爱慕沈约，是取其平易和流畅，用典使人不觉等长处。他并没有学沈约作《郊居赋》那种雕琢堆砌……魏收的诗，显然不是单纯地仿任昉，而更多地受到‘永明体’以后作家如何逊、刘孝绰甚至萧纲的影响，更注意色彩的绚丽、对仗的工整和平仄声的调和。”〔4〕

关于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曹先生认为不能完全依赖于朝代的划分。南北朝时代的历史断限，大家一般都是从公元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和北方鲜卑拓跋氏基本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为止。但曹先生指出：“文风的形成归根结蒂有其社会原因，而南北两地人们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都于南北开始分裂时已经形成；而南北文风的融合，又基本上完成于隋代。”〔5〕因此，他将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锁定在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至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唐高祖称帝这一时间段内。〔6〕对于南北文学彼此关系的消长，曹先生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展现得更为清楚，用了三卷的内容，依次是：卷三“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卷四“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卷五“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蔡琰在《悲愤诗》中感慨北方气候之恶劣，北地与中原风俗之差异。此后，卢思道的《从军行》也有类似表达“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这些诗句都是将南方的情况作为参照物，传达出北方风物的不适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总是拿南朝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北朝文学，遂使北朝质朴之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不屑于探究北朝文学对南朝的影响。但是，曹先生却能摈弃偏见，以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从而发现了北朝文学在南朝引起的反响。早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所收入的《东晋南北朝时代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曹先生就指出，北方文风多少也对南方起到过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音乐和佛学等部门，而这些影响也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文学”，而且北方一些文人作品也曾在南方引起反响。〔7〕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在1999年出版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他指出“到了南北朝后期，情况又有所不同，北朝温子升的作品传到南方，得到了梁武帝的赞赏，比之曹植、陆机；邢劭的文学才能也颇为南方人所知。……至于南方人到北方的，如王褒、庾信、颜之推、诸葛颖、萧悫等人，都无不有作品传世，像庾信最有名的作品，大抵都产生于入北以后，并且他的文集还是以北周藩王宇文逌所编的本子为基础。这种情况说明了北方的创作环境不但不同于南北分裂之初，也比魏孝文帝迁洛前后有重大改善”。〔8〕

谈起北方文学对南方文学的影响，庾信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般都强调庾信的文采令北朝君臣钦佩，以至于出使被扣，似乎庾信仅仅作为南方文人影响了北朝文学，其实不然。为何庾信最有名的作品，大抵都产生于入北以后？原来庾信文风的转变并非只是个人遭际导致作家自觉地转变，也与其对北方文学的学习有关。曹先生追溯了河朔的文化传统，注意到北朝李骞的《释情赋》和李谐的《述身赋》，发现身经乱离的他们将自身经历写入赋中，为过去所不多见，“这种尝试的结果，是开了庾信《哀江南赋》和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先河”。〔9〕通过细读文本，曹先生发现李骞《释情赋》中有“延胶船而越水，若朽索而奔乘”的句子，庾信《哀江南赋》中的“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与之十分相像。同样的两个典故，而李骞的时代早于庾信，且南朝文学缺乏这种先例。由此，曹先生判断庾信《哀江南赋》不仅选材、构思上有学习李骞《释情赋》的可能，在具体用典、对仗上也有取法的例证。〔10〕由此可见，北朝文学有其独到之处，连曾为南朝文坛翘楚的庾信也为之倾倒。

(三)差异形成的原因

关于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南北方在学术和文艺方面的差别，从《隋书·文学传序》以来，已有不少学术史和文学史研究者关注过，但具体到南北两地文艺发展各个方面的情况，却一直没有人进行细致的考察。正因对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对于造成南北分化差异的原因，前贤所言也就难以切中要害。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水土不同来解释南北文风的不同，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虽然也强调了战乱对北方文化的影响，却将北方土地比南方贫瘠视为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抵着重从地理环境的不同方面去解释，但水土的差别能否直接地影响到学风和文风？对此，曹先生表示怀疑，并试图从史籍中去寻求新的看法。

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探索，曹先生发现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

其一，继承传统的不同。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三章，曹先生指出，“南北朝的南北之别，更多的是由于政治的因素。……江南所继承的是稍后一个时期即魏晋时代的中原文化，河北所继承的则是东汉时代的中原文化”。〔11〕对于这一问题，曹先生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12〕又作了更深入的探索。该文历时性考察了周秦以来关中文化中心形成以及东汉定都洛阳后文化中心东移的历史。在这个东移过程中，东部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从西晋灭亡开始，南北方的社会生活状况有很大区别。南方经济文化得到繁荣，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主体部分大抵为原来居住于今鲁豫二省黄河以南至苏皖北部一带人士，学术文艺上基本承继了魏晋以来那一带的学风和文风。而北方战乱频仍，学术文艺活动一度陷于停顿。“河表七州”以西的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本是魏晋时期的政治中心，但因战乱而元气大伤，到孝文帝迁都仍未完全恢复。

其二，生活方式的影响。北朝人聚族而居以便在乱世中避免侵扰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了北方文学的面貌以及文学批评的风尚。在谈到北魏文人崔浩等的诗歌酬唱时，曹先生特别点出：“这些河朔的士大夫们都是在学术和文化上家世相传，外人很少知道。只是由于缺乏交流和互相切磋，水平很难提高。……当他们还在写这种拙稚的四言诗时，南方的陶、谢两大诗人均已去世，鲍照、汤惠休已崭露头角。这说明长期的村居生活和缺少‘以文会友’的活动，已使河朔的文化和江南相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13〕在《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一文中，先生还探讨了南北学术好尚之不同：北方遗民重视《公羊传》，而南朝早已流传《左传》杜预注，经学上，《隋书·经籍志》所录北人著述寥寥无几。造成这种情况，也与北朝士子蛰居“坞堡”之中，独学无友而局限了眼光有关。

此外，文学批评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也影响了南朝与北朝文学的面貌。上面提到北朝在某些文体的写作上胜于南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碑志。从文学批评风尚来看，南北朝人都认为“文”比“笔”地位高，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态度鲜明。任昉因善于写文章与沈约并称“沈诗任笔”，这样的大名气，任昉却并不喜欢，更不甘心，而是发愤写诗。这样一来，北朝人所擅长的实用文章就不被看好。

二、北朝文学研究的治学方法

从刘跃进、张剑所编的《曹道衡先生论著目录》，〔14〕结合曹先生本人所写的《困学纪程》一书可知，曹先生早在1958年就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读庾信诗赋选》。这差不多可以视为他北朝文学研究的开端。不过，那时曹先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是特别注意北朝文学。新时期，重新回到研究状态的时候，曹先生特别关注北朝文学，并对北朝文学研究有周密的规划。之后，曹先生有多篇有关北朝文学的论文发表，通过半个世纪孜孜不倦的研究，基本勾画出一个立体的全景式北朝文学史图。如果以曹先生北朝文学研究为基点，我们可以将其治学方法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重视实证，论从史出

曹先生一直提倡“以宏观为目的，以微观为基础”。〔15〕重视考订，强调材料和考证是古典文学研究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认为不论作何研究都要下功夫掌握第一手资料。查对资料时，每一条都要自己动手，对于相关文献要一网打尽。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的自序中，曹先生说：“考证作家生平，有如财务工作中的查账，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目，要把原始单据和其他材料比照核对，就可能出现毛病。”由于可以参照的资料不多，前四史的问题不多，可《晋书》以下则不然。谈到《南北朝文学史》的编写，他说，在编写这部书之前“就应该对作家生平作一次考订，对现有的一些史料进行核查。……这种考订是要考出那些作家的经历，把他放在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潮流中来考察其创作道路的形成”。〔16〕

对于十六国作家，过去没有人专门探讨，具体有哪些人都不清楚，曹先生将这些人的事迹一个个地从史籍中辑录出来。对于北朝的作家，除了所谓“北朝三书”的作者和“北地三才”以外，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也未提到其他人，而曹先生通读《魏书》《洛阳伽蓝记》和《文镜秘府论》等书，加上对史书的反复研读，又发现了郑道昭等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序》曰：“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道衡同志一贯所遵奉的原则……道衡同志以自己的著作证明了他的诚实和谨严。比如关于十六国和北朝文学，这是前人最少接触过的领域，刀耕火种，即易有收获。”不先入为主，论从史出，即“从大量占有材料开始，逐步发现一些小问题”(《尝试和探索——略谈我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是曹先生研究的基本路径。

(二)突出中心，双向推进

几十年治学生涯，曹先生一直固守中古文学这个领域，并以之为中心，或向上追溯，或往下延展，分别向两头推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学史研究离不开史的意识，对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先生注意向上追溯，考察其渊源。如1982年发表在《文史》第13、14辑，后来收入《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的《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从南北朝上溯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对十六国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从而使人对于北方文学之“由荒原起步到隋代文学融合与繁荣的过程有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了解”。〔17〕曹先生还指出，研究十六国的文学情况有助于理解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18〕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序》甚至认为：其文“钩沉索隐，可以看成一篇《补十六国文苑传》，文章中所搜辑的材料和论述，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当时北中国地区的文学概况，弥补了文学史上的一块空白”。关于北朝碑志文的写作，曹道衡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的第一章里进行的梳理也是一直追溯到十六国时期。曹先生的眼光不限于距离北朝较近的十六国，他沿波讨源，曾上追到周秦时期，如前面提及的《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学术文艺的差别》，追溯了周秦以来的文化中心形成与东移的过程，上溯历史更为宏阔久远。

(三)由点及面，融会贯通

傅刚、蔡丹君合作的文章总结说：“曹先生的文学史著作中存在一个‘点——线——面’的结构：点，就是具体的问题；线，就是专题研究的成果；面，指的是最后成书的文学史。”〔20〕这种方法在曹先生的北朝文学研究中表现得也很突出。

就诗歌形式来看，《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一文，细致品读裴让之等人的《从北行》等边塞题材诗作，认为这些北朝诗人的边塞诗作出自亲身体验，而非徒作壮语，又谈到北齐韦道逊的《晚春宴》等“平易自然，却又富于诗意”〔21〕的写景诗。用丰富的例证说明北朝文学在北齐时代已经处于上升阶段，令人信服。文章方面，曹先生指出，不仅“北朝三书”中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中记事之文生动传神，《魏书》叙事佳处也不减沈约《宋书》，由此可证，北朝人对某些文体的写作有其长处。〔22〕

就作家个体研究而言，《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与文艺》一文中，曹先生从崔宏、崔浩父子到崔氏家族，旁及李先、高允等士族，得出结论“较早推动拓跋族统治者汉化的，就是崔浩、李先这些河朔地区的高门士族人物”。〔23〕对于北魏征召的士人，曹先生对其籍贯逐一考察，发现35人中，有28人籍贯为今河北(包括京津)，都属于“河朔”人士，再结合《魏书》的《文苑传》《儒林传》等细致分析，得出北魏一代的学者和文人主要为河朔人的结论。又如上文提到的《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以69位文人的生平事迹为基础，对十六国文人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从而证实十六国时期虽然北中国战乱频繁，但文学创作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

曹先生在考证作家和具体作品、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研究，从而使他的宏观研究立论有据，富有说服力。

(四)分而治之，精耕细作

在空间上，曹先生将北朝分割为几个区域，进行精耕细作，如凉州、关陇、河朔、河表七州，代表论文有《东晋南北朝时代的凉州文化》《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与文艺》《河表七州与北朝文化》《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等等。在单篇论文中，又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该地域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如《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与文艺》中，先追溯了河朔地区自上古到秦汉经济、政治发展的情况，特别点出汉代出现的学术文化世家安平崔氏，然后考察了魏晋时期，中原士人避乱河朔的情况，这也正是北魏兴起之前的河朔文化的基础。〔24〕有了这些梳理，再分析北朝的汉化，很多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具体到某个区域内部，曹先生又有历时性的观察。曹先生认为“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文学创作呈上升的趋势，而南朝在梁中叶以后却呈下降的趋势”，这不仅是对于北朝文学的肯定，也有助于审视南朝文学的发展。

文体上，则是分别研究散文、骈文、诗赋以及小说，代表论文既有宏观的通论，如《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再论北朝诗赋》《关于北朝乐府民歌》《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等，也有针对某一专题的细致考察，如《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的特点等等。《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从《旅獒》的“獒”字论证贾岱宗《大狗赋》的写作时间不是三国而是北魏，纠正了前代典籍之失，并进一步讨论了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从而解决了南北学术交流的一个大问题。《论北朝乐府民歌》《试论“铙歌”的演变》等论文重点讨论北朝的乐府民歌，与曹先生的《关于乐府诗的几个问题》《乐府诗二题》等形成了系列，标志着先生在乐府诗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三、北朝文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几经风雨，曹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后记中记录了先生的一段话，质朴无华，却振聋发聩。先生说：“老天爷给了我生命，是要我做事的。我如果不做事，老天爷是会把寿禄收回去的。”实际上，先生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他的生命密度与厚度远远大于普通人。特别是新时期之后，先生迅即进入角色，有条不紊地开展研究，这是因为他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志向，利用一切机会看书，积累材料。这也就是曹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书后记中所说的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所以在对北朝文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时，他能触类旁通，调动丰富的史学积累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仅就先生对北朝文学研究来说，对我们有如下几点启示：

詹姆斯创造性地运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从温特伯恩的角度揭示了19世纪欧洲严苛的等级制度、刻板的社交礼仪及人性的虚伪残酷与新兴的美国平等自由观念及热情率真的性格之间的冲突，引导读者跟随温特伯恩的视角关注审视情节发展。然而，詹姆斯在早期作品中的第三人称有限叙事视角，仍保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元素，小说开头对环境人物做了详细的描述，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及全知叙述的痕迹。他从现实主义的全知视角开始叙事，然后“逐步把叙述的主动权赋予小说中的人物”（王跃洪，邢朝露2017:140），使故事引人入胜。

(一)观念上，见微知著，不局限于文学发展的高峰期

以前的文学史著作讲到北朝文学，仅限于庾信、王褒等作家。因为大家着眼点都集中在了较有名气的作家和作品上，忽视了中小作家，对于一些作品的理解以及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难免存在偏差。曹先生则不然，他指出：“文学史著作的任务不仅在介绍作家作品，而在于论述其发展变化规律或原因。因此对北朝这样虽然出现作家较少，而在文学史的发展中处于一个特殊环节的情况，决不允许轻易一笔带过。”〔25〕强调“研究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某些传诵之作，或名气极大的作家身上”。〔26〕

如北朝作家郑道昭，存诗虽不多，但其《登云峰山观海岛》一诗由登山望海引入对仙山的描绘，与郭璞游仙诗手法类似。曹先生分析了这首诗，认为“在北方诗坛一百多年沉寂后出现这些作品，是文学重新繁荣的起点”。〔27〕同一篇文章中，曹先生还介绍了北齐不甚著名的诗人郑公超，由北齐入周隋的孙万寿等。通过对常景的个案研究，推翻了过去认为北方文人向齐梁诗学习始于温子升、邢邵的观点，认为从常景开始，北方文人就渐渐接受齐梁诗风了。常景曾作《四声赞》,响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其《蜀四贤赞》在句法上已接近律诗，可见他致力于学习南方。常景身上既保留了北方诗人慷慨悲歌的一面，曾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但又欣赏温子升，之所以欣赏温子升，正是因为温的诗风接近南朝。〔28〕曹先生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对北朝诗人山水诗面貌的整体认识。

(二)视野上，贯通文史，将文学考察扩展到历史学术

邓绍基先生说：“曹道衡先生治中古文学，还不限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而还在达识。他往往把某一作家或作品与社会历史、学术文化贯通联系，从而使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29〕曹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达”，所依赖的是扎实的朴学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样才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如，对于造成南北方文风差异的原因，曹先生考察了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从点到面，将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分析政治等因素造成的各个地域不同时期的文化变化，再现了北朝宫廷内外的波谲云诡的画面。这在《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与文艺》《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等文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与文艺》一文前面已经分析，此处不赘。《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一文由《高僧传》的一段记录谈起，排比史料，更新了人们对魏太武帝形象的认识。曹先生指出，太武帝“生平行事充满了矛盾，他的行为不能不受到种种力量的制约”。〔30〕

曹先生的研究贯通文史，最典型的还数所撰《论崔浩的历史地位及其死因》一文。崔浩(？—450)是北魏名臣，在统一北中国的历程中，为北魏诸帝出谋献策，居功甚伟，他在经学和文学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但对于他的一生，史籍记载多有矛盾，尤其是他最后被杀，其中缘由千百年来议论不一。《魏书》本传认为崔浩被杀是因为所作《国记》“备而不典”，唐代李延寿、韩愈都延续了这一说法。而当代吕思勉、牟润孙两位先生则分别提出了“暗助南朝说”与“汉化说”。曹先生对相关史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不仅联系了北魏的史实，还作了类比。先看“暗助南朝说”，崔浩辅助北朝有力，但实际会不会暗助南朝呢？联系王猛辅佐苻坚的历史，王猛当年劝苻坚不要攻晋不被认作是暗助东晋，那么“崔浩从未为刘宋臣民，且刘宋之强又过于东晋时，他绝不会暗助南朝”。〔31〕通过类比，曹先生有力驳斥了“暗助南朝说”。而“汉化说”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汉化过程中，太武帝以崔浩为主谋，势必引起某些鲜卑贵族的不满。曹先生肯定了牟先生的贡献，并在其基础上将研究推向深入。曹先生认为，牟润孙先生在个别地方过于强调了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景穆太子与崔浩的矛盾并非个人意气，而是北魏朝廷内两大政治势力(汉化与反汉化)的争斗，这种争斗不能不影响太武帝的决策。这样的文章，分析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读之令人如临其境，获得读侦探小说一样的快感。如果有编剧对这段史事感兴趣，大可写出堪比《芈月传》等电视剧的精彩剧本。

(三)风格上，质朴平实，以“史识”映照文学史研究

初读曹先生的一些论文时，常有应接不暇之感，感觉信息量很大，要言不烦，不加过多的修饰，诚如刘跃进所说“自然平实而又韵味深长”。作为精通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专家，曹先生并非不会学习南朝文风之华美，但他在写作论文时却选择了北朝文风的质实，是否也是有意为之，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呢？

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曹先生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不断搜集资料，不断自我修正，但他行文时却从不堆砌资料，这是因为他有明确的修史原则。曹先生评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时指出：“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必然有一个内容的采择问题。……林林总总无数的人和事，在史书中难以巨细无遗地一一记载。这就需要史家加以选择,何者入史,何者不入史,这往往关系到作史者的识见也就是古人所谓‘史识’的问题。史家识见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书的质量。……究竟怎样取舍,端赖作者的见识，决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32〕曹先生自己的北朝文学史研究，也始终贯穿这一原则。风格平实，以“史识”贯穿于整个文学史研究之中。

(四)品格上，大胆质疑，学术研究在海纳百川中创新

曹先生治学态度严谨，敢于大胆质疑，同时也善于吸纳学界的成果。他的北朝文学研究也得力于对前人研究的吸纳，比如对刘师培，曹先生肯定了刘师培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即“不局限于南北朝本身，而是一直上溯到先秦汉魏，并且指出了从汉魏以来北方文人和南方文人之间已经在融合而且保持各自的某些特色又互相影响的问题”。〔33〕先生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不仅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加以深入研究，而且由十六国到东汉，推源溯流逐步考察，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审视北朝文学，故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如此，曹先生受恩格斯给梅林的信中所说“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握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由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段话的启发，指出：“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都必然要以他们前人积累的材料和经验为出发点。”对于南北方文学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也作了探究，这样就把研究的视野又扩大到了隋唐。如他的《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一文，在详论北朝文学发展历程与南北文风融合的基础上，指出：“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知道，用行政命令来改变文风既难奏效，而放任自流亦非良策，较好的办法只能是利用一定的场合，因势利导，让士人们有分析地对待南朝文学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在纂修几部史书时，就对此颇有用心。”〔34〕唐初君臣的爱好反映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而《隋书·文学传序》的文学观正与萧统的《文选》相近，因此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唐代文选学的兴盛乃是唐代文化政策的产物，而这些都是在南北文风融合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再如关于南北文学差异问题的探讨，曹先生通过重读陈寅恪、唐长孺和周一良三位先生的论著，联想到《后汉书·樊宏传》和《三国志·田畴传》中的记载等等，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北朝人的宗族思想远比南朝人为重，聚族而居的习惯及过乡居习惯的人也比南朝为多”。曹先生在《尝试和探索——略谈我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文回忆了这个研究过程。

(五)对曹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与启示

曹先生的北朝文学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很多法门，对于北朝文学的一些考证与论述，持之有据，令人信服。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我们的古典文学进展到现在，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够成立的，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如果有人对中古文学研究做这方面的工作，则道衡先生论著中可以作为科学结论列入学术成果积累的，当居首列。”〔35〕但曹先生有些研究成果还没能得到足够重视。如“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一诗，《太平广记》中记为陆凯《赠范晔诗》，曹先生认为颇为可疑，并作了细致考证。〔36〕但至今，不仅一些诗文选本和教材收入此诗，而且各种唐宋词注本在解释“折梅”的典故时，都一仍旧说。还有，对于王琰和其《冥祥记》，曹先生早已有专文论述，在评论权威文学史教材的文章中也对有关注释误将王琰标为北齐人作了指谬。但是最新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第二册，对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更正。这提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总结曹先生的学术贡献，并将先生的学术品格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推动中国文学史学科研究走向深入。

曹道衡先生视学术如生命，以学术报效国家、奉献社会是他一生的追求。先生去世已经十三年了，他的著述仍是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书籍。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五十多年，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始终坚持读书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人格精神更是为学界所敬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笃厚的人格、潜心治学的精神如泰山巍巍，令我辈仰止；他对古代文学，尤其是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如汪洋浩瀚，亦非后学能蠡测其万一。余生也晚，未能随先生问学，但先生的著述给了笔者很多启示。尽管先生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却一直很谦虚。先生对北朝文学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常常及时对昔日之不足进行检讨，这样的人格精神更值得我辈敬仰。当今社会，很多人面对种种诱惑不能安心书斋，动辄以外因为借口，若与曹先生对比一下，不能不汗颜。文革后曹道衡先生的研究能够很快有较大进展，更大的原因窃以为乃是他善于“钻空子”，利用一切机会看书，而且能相对集中在一个范围内，追求精深。事实证明，他这样的集中钻研很有效。新时期回到文学所，又是争分夺秒看书，自己没有书就借了书回家抄。算一下，1977年，曹道衡先生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近四十的人还如此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对于自己的研究有周密的计划，绝不随波逐流。比较而言，我们的外部条件不是好多了么？敢不黾勉从事乎！

注释：

〔1〕〔2〕〔4〕〔5〕〔6〕〔8〕〔9〕〔10〕〔11〕〔13〕〔22〕〔25〕〔26〕〔33〕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273、268、15-16、16、14-15、207、285、83、202-203、25、18、265、8页。

〔3〕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7〕〔18〕〔27〕〔36〕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324、93、457页。

〔12〕曹道衡：《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14〕刘跃进、张剑编：《曹道衡先生论著目录》，《中国诗歌研究》第六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16〕曹道衡：《困学纪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92、184页。

〔17〕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9〕〔30〕曹道衡：《中古文史丛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49页。

〔20〕傅刚、蔡丹君：《曹道衡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启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21〕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28〕曹道衡：《再论北朝诗赋》，《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