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哲学视域下的“美好生活方式”

2018-02-21汤书昆

学术界 2018年11期

○ 李铭，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230026)

生活方式概念，最早由卡尔·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并认为生活所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由此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1〕美好生活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方式，具体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马克思认为脱离生活实践的纯思辨哲学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诱惑性，“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2〕在美好生活“贫困化”问题上，商志霞认为：“在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经济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使人的道德行为，也因此被私有制经济所牵制，道德领地随即沦陷”。〔3〕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凭借异化概念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规定之中且关于个人生活、实践活动以及市民生活等生活世界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前瞻性，与20世纪的思想家(如胡塞尔、萨特等)相比，马克思主义更有资格谈论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4〕但长期以来，日常生活领域一直游离于意识形态视域之外，导致对生活方式问题缺乏足够重视。〔5〕当前，我国日常生活领域存在严重的失范问题，在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双重作用下，享乐主义等生活方式登堂入室并疯狂滋长。〔6〕本文从马克思生活哲学出发，探究生活失范的成因，尝试构建绿色的、适度的、道德的、和谐的、自由的美好生活方式，从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提供理论镜鉴。

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失范

生活方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但推进美好生活方式的过程却面临诸多难题，其根源在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和认识层面的误区和困惑。为此，需要分析现代生活方式的失范表征及根源，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过度消费加深人与自然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追求生存性需要与生活性需要的一致性。生存需要既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历史发生的第一前提，即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生活的基础就是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需要。〔7〕生存需要是维系个体生命与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是更高层次需要满足与发展的基础，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生活需要则包含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强调合理的、适度的需要，而非无休止的欲望，但当前社会，人们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将“消费至上”内化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必然需要，而是受资本植入影响，被广告、各种营销手段所催生出来的，以追求无限膨胀的欲望和享乐为目的的非理性需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浪费型消费、炫耀性的符号消费、网络控制型消费等异化消费方式，既浪费资源并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是对人类理性尊严的伤害和背离。马克思认为过度消费的本质在于把人的本质规定性异化为某种欲望无度的、任意的、奇想的实现。〔8〕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人的非理性消费是建立在人们理性生产的基础上，即大量的非理性消费生活方式催生了大量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生产行为。近年来，自然资源枯竭、原材料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深层原因即是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通过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人们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而不断向自然展开“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式的攫取，疯狂吸吮着“自然界的生命力”，人与自然的和谐被破坏。而大多数人对于自身重消费的生活方式对自然造成的恶劣影响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自然能源消耗为前提的重物欲消费的观念仍然盛行；另一方面，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严重危及人类的身体健康、精神和谐与可持续生存。被工业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地，导致人类呼吸器官、消化类器官疾病等各类疾病患病率屡屡攀升，地震与泥石流频发、气候异常所引发的人类生存灾难更是有增无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将会给后代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境。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的凸显，严重影响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

第二，资本逻辑“异化”生活方式，引发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现代工业文明，“资本逻辑支配社会”的局面从未根本改变，资本追求利润和增值的逻辑本性将人从目的性存在异化为某种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性存在，即人是资本实现其利润目的的手段。马克思曾揭示资本的本性：“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9〕目前，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主要通过受制于资本逻辑掌控的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异化呈现出来。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经济关系的异化，表现为劳动的意义发生根本转变，即人的劳动创造资本及其形态，但资本却奴役人本身，人的一切社会性劳动皆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目的。劳动只是人们不断获取金钱、累积资产的手段，而不是充满欢乐和创发性的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二是人际关系的物化，市场经济催生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方式，因而导致市场具有某种社会性格倾向，而隐藏在市场经济表象背后的资本逻辑却把人格在内的本质性力量贬低为追求利润的手段，〔10〕这种资本力量促使人们将个人存在的目的异化为某种能用于商品交换的工具。首先，人们根据“市场”需要，塑造自己、改变自己、包装自己，以便能获取世俗的赞同及争取最大的物质利益。其次，逐利已然成为主导一切的风向标，人与人的交往不再是纯粹与真诚的自然存在，而是依据价值大小来判定交往的性质与程度。亲友之间的“人情味”逐渐变淡，亲情、友情、爱情变成以物质为基础，以利益为驱动的行为表现。为了逐利，人们抑制内心真实的情感与态度，以迎合的姿态来维持表面友好的人际关系，而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交往危机与信任危机，人们的行为已背离其社会性本质。再者，中国传统追求共享的道德被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信念所替代，尊严、诚信、公德心、责任心等逐步沦丧，自私成为普遍的立身之本。

第三，价值观“物化”生活方式，遮蔽美好生活的真意。人的生存意义即是对生存本身的超越，具有指向未来、超越现实的时间性与面向世界、创造世界的空间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精彩。然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消费主义、享乐至上等不良思潮的侵蚀，成为金钱等物质奴役的对象，并逐渐迷失在歪曲价值追逐的洪流中。消费主义永不停歇地向人们灌输消费带来的物质享乐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加之各类便捷的网络购物平台的推波助澜，层出不穷的消费模式令人眼花缭乱。人们沉浸在物质消费带来的狂欢中，消费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鸦片，透支消费、“未富先奢”的状况发生于各类人群。为了购买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物品而引发的恶性事件比比皆是，特别是青年人群体的畸形消费观尤为突出，部分年轻人深陷各类贷款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人的消费欲望不被满足就会导致精神或心理方面的损害，这是因为社会体面的生活标准规定了人类生存的一般特性，而当人们的消费水平达不到这一标准时就会导致个体恐惧、耻辱等负面情绪的增强。〔11〕所以，当人们普遍以金钱与物质来充当地位与价值的衡量标准，当部分人的物质占有达不到周边人的标准，内心便焦灼不安、痛苦失落，觉得人生意义缺失，而忘记了生活的本真且与“美好生活”绝缘。“人们要想真实地认识社会现实生活是困难的，这种虚假的观念成为他们理想的根据，根本上歪曲了现实生活世界，使得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被虚假的观念建构的虚假的生活世界。遗憾的是，他们不但不能揭示生活世界的真相，还把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作追求的目标。”〔12〕

人的生存意义是追求崇高，是超越自身，难以用金钱体现，更不是物的占有与纵情享乐，“欲壑难填”的物欲与享乐带来的只有精神上的空虚与贫瘠，并非是以自由实现为目的的真正美好和幸福。正是在此消费价值观的诱导下，消费者往往具有强迫消费的物化心理，这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增加诸多生活的烦恼，因此，必须使消费回归为美好生活服务的工具性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要层级，即并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而是包含更高层面的精神价值，如社会公益、公民权益、自我实现等诉求。〔13〕

二、现代生活方式失范的马克思生活哲学分析

马克思对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贯穿其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总体看来，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从劳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入手，揭示了现代生活方式失范的成因，认为劳动是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贯穿在人类衣食住行等日常行为过程之中，因而劳动的存在状态直接决定着美好生活能否实现，进言之，马克思认为劳动规定了生产或生活的本质。然而社会分工却破坏劳动在生产生活领域的整体性，进而导致生产与生活的对立状态，即作为生活方式的劳动被异化为实现生活目的的手段。〔14〕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人的本质异化，最终导致现代生活方式的失范。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现代生活方式失去物质基础。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与自然就处于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获取维系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从而导致自然的“人工化”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人化”后的自然又进一步影响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及范围。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本身就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存在方式，现实状况是思考美好生活方式的前提，现实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创造活动是构成美好生活方式的基础。〔15〕

人们通过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一方面创造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在构建个人生活所必需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尽管二者形态各异，但其源头离不开物质生活方式的规定性。社会结构和国家组织是个人在一定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集体的不断聚合，它缔造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1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同时，加快了对自然的“人化”进程，进而导致生态环境危机并不断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报复形影不离，每次人类实践活动的胜利都会招致自然界更胜往昔的“回馈”，其代价超出早期的胜利果实，这不仅带来改造自然等社会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在不断抬高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本。〔17〕

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既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也是自然反向异化人类的过程。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揭示自然异化的状况，即异化劳动促使人与自然脱离其原本的自在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并出现人与群体相异化的特征，最终使得人把“类生活”看作维系个人生存的手段。〔18〕异化劳动，不仅使得人和自然本身发生本质性的异变，而且从根本上扭曲人的自由本质，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扭曲。

第二，生产方式等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现代生活方式高度物化。马克思认为生活和生产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即一方面生产决定生活的本质，另一方面生活反作用于生产，是生产的目的，二者互为前提和条件，共同构成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可以说，生产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生活而存在的生产方式。生产活动提供了人们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指出，生产物质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首要活动，其内容涉及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19〕生活需要是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生产活动既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而存在，又是实现生活需要的“工具”，是马克思强调的“生活的生产”。同时，生活所需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演变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而生产方式本身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的生活所需的程度，为此，人的生活所需与生产方式水平具有动态的依存关系。“人为了生活，必要前提是从事生产活动，因而人的现实生活活动首先是围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展开的。”〔20〕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及其演变的制约性，即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内容(如社会、政治、精神等)及发展过程。

此外，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演变，其生活方式本身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理论源自人的类本质假设，进而演化出异化劳动的概念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语境下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认为异化本质上就是将人的主体性存在从其本质规定中移除并产生对象化的有形或无形效果，而这种对象化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奴役主体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批判支配人类命运的“商品拜物教”思想，指出商品将劳动的社会属性置换为劳动产品的物质属性，进而把反映劳动与生产者关系的社会属性还原为与生产者无关的物与物之间的异化社会关系。基于此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22〕这说明，人们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转变为商品的物的性质，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被扭曲、被颠倒的，处于他们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三，人的自由本质异化导致现代生活方式失去价值观基础。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论基础的哲学反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状况的批判；二是对人的未来生活方式的解放与重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出发，批判资本主导逻辑下生活本质的“异化”问题，强调人、社会与自然三者原本和谐统一的生活整体遭遇了资本条件下的全面异化，以异化劳动为原点，制造人、自然和社会三者的全面对立。具体说来：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对人的生活方式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自然被看作是人类的劳动对象；二是自然能提供维系劳动者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23〕然而，资本逻辑却将生产方式内容异化为劳动与资本对立的两极，导致工人被剥夺了必要的生活对象或劳动对象，〔24〕这就使得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背离了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本真意义。

其次，资本主导下的异化生活否定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进而以某种单向功能设定将人的存在主体工具化，因此，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活意义仅存在某些效用性机能，以满足资本财富创造的工具性需要。生产方式中的异化关系必然传导至人的生活领域，通过长期异化关系的“驯化”，变异的人际关系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常态。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本质上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25〕

再次，生产劳动的“异化”助长了人的“本质性生活”向动物性活动的“沉沦”。“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26〕因此，资本“异化”生活的真正受害者是作为生活创造者的劳动者，在资本异化力量的驱使下劳动者的生活时间被剥夺，生产时间全面取而代之，“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27〕

由此，马克思对现实生活异化状态的批判贯穿其理论发展的主线，这种批判既不是某一方面的批判(如道德批判、理论批判等)，也不是全盘否定式批判，其批判过程孕育某些建设性寻找变革的路径，如实现人之终极生活解放的共产主义之路。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于以全面方式整体占有自身。〔28〕为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反映了人的本质，具体是指人的能力、社会关系及个性高度丰富的、充分的、和谐的、自由的发展，而非片面的、单项的、畸形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强调通过劳动激发人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力。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则指人的对象性关系生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多元性，可以说，社会关系的完整性决定人本质的实现程度，〔29〕即个体社会关系越多元，其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对个人的发展越起到关键作用。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是指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发展”，强调个体的身体、精神、个性全面协调自由的发展，如个体潜能的最大化发掘、精神感觉的深刻丰富、自我意识的独立自主、道德观念的全面深化等。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其阶段性与历史性，为此，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三种状态：第一阶段，“人的依赖性社会”的资本主义史前状态，即人的生活依附于共同体，个体生活没有自主性，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处于有限、贫乏和狭隘的条件中，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禁锢”状态，毫无自由。第二阶段，“物的依赖性社会”，即人的独立探索状态。当物的交换及货币关系替代了人的依赖关系，人类的物质财富空前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丰富多元，人的需要呈现多样化，人似乎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获得理想生活。但马克思认为，这种生活具有虚假性，因为受制于“资本逻辑”支配的生活是全面物化的生活。第三阶段是“自由人联合体”生活观，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理想生活的阶段。经济生活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政治生活是真正形成“有个性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和“真正的个人”，精神生活是人的自我实现价值的最高形态。人人与共的社会理念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此状态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三、马克思生活哲学对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启示

当前生活方式存在的失范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生活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难以轻易变更；同时，生活方式具有超越性，不仅是人们现实生活状态的表征，还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活价值及意义的追寻。因此，要改变失范的生活方式，首先应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因为价值选择是行动的指南。

第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美好生活方式的自然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方式，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则是其得以实现的前提。人是自然生物链条的重要环节，因而人与自然的持续互动关系具有单向依存性，即人对自然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可以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0〕因此，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人们开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源泉。

马克思倡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并指出人际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通过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其他人呈现出来。〔31〕人通过自然获取生活资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需要则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人类工业文明的演进而发生变化，具体说来依次经历了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自然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抗冲突的过程才逐步形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结果。〔32〕

当前，人们重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人们的物质欲望永无止境，持续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而对给自然界造成的伤害却置若罔闻。想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需要人们正视自己的物欲，清醒意识到正是人类无节制的欲望直接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马克思指出，超越个体生活所需的必要限度必然造成自然生存的对立面，如奢侈等，〔33〕即人们必要的适度的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浪费的欲望是与自然相对立，应予以控制。人们应该把控好需求的度，遵循适度原则，建立科学合理、和谐绿色的需要观与消费观。同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是制定一切实践方案的前提，否则违背自然规律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34〕人们应该如对待自己生命般珍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相统一，努力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唯有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平衡生活与生产关系，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社会基础。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构建美好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一方面，消费决定生产，美好消费生活方式引导形成健康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美好生产方式是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变革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社会关系整体的变化，并从根本上重构了工人的生活方式。〔35〕当前，消费生活已然成为生产或再生产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这就使得各种消费生活方式都已被纳入资本的生产逻辑之中，以此来推动资本对利润(剩余价值)的追求。

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同属于资本的附属物，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是维持资本再生产的过程的重要环节，因而个人生活消费方式既可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通过耗费生活资料也为生产创造市场需求。生产与生活之间具有传导效应，多变且无节制的过度消费会破坏已有生产方式的结构，导致生产过程的碎片化，进而导致生产资源因非理性消费的错误信号而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为此，需要构建稳定和谐的美好生活方式从源头上遏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问题。而构建美好生活方式首先要解决生产力问题，进而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促成美好生活方式形成。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倡导诚信友好的合作观，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空前成就，物质生产方式的多元性促使分配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趋于多样化，如果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便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虽然说中国现在发展的是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共同进步的基础上。人际和谐包含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及其主体日益多元化，尽管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利益差异，但和谐仍是利益主体之间竞争的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既可以包容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又能通过独特的民主法治等社会价值观来调节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妥善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第三，培养自我成长观，重构美好生活方式的价值基础。为了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倡导绿色生态发展，提高人的文明素养等。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人民自身的自我构建十分重要，因为生活方式的主体，是一个个有思想有感知力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是生活方式的现实践行者。所以实现美好生活，要倡导树立自我构建的成长观，不断扩充知识储备，勤于深入思考，善于批判反思，才能克服消费主义等价值观的侵蚀、改善社会关系的物化困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我构建的成长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具有“二重性”，即人的现实性与人的可能性。人立足于现实的生活状况并不断拓展生活方式的边界，从而改善当下生活方式，使其趋于理想的生活形态。人的“二重性”反映生活方式演变的阶段性和发展性，因此，人们应该在人生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探寻人生的生活意义。第二，马克思强调学习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学习可以促进人的能力和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获取知识，通过实践活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实现个人潜能的开发以及“德、智、体、美、劳”的充分地、自由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学习，人们可以扩充学识以增长智慧，提升明辨能力，自觉抵御错误价值观的侵蚀。最后，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自我构建成长观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物化时代重构精神生活，既需要大力改善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更依赖于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中国当下美好生活方式建设而言，不仅需要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性，还要扬弃与之配套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3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旗帜，对精神生活健康发展有巨大引领作用。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智慧的源泉，例如儒释道的思想精华，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注重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无疑会有益于走出精神空虚的困境，化解生存危机。此外，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可以提高个人“美好生活能力”和优化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源的精巧配置，从而培养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坚持自我构建的成长观，通过树立价值目标，注重学习与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必将回归于美好生活中的个人，实现人的不断解放、完善与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始终关注人的生活状态，并运用其哲学理论方法来解释美好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建设的紧迫性。马克思的生活哲学规避以往哲学逐步脱离现实的窘境，从源头上奠定美好生活方式理论基础的现实性，进而与时俱进地保持对生活方式演变解释的进步性。〔37〕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愿景。为此，必须正视当下个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失范问题，构建中国式的美好生活方式。总之，从马克思生活哲学出发，解释当前生活方式失范及其成因，强调人与自然、社会、自身三者和谐，对人们理解“美好生活”之真意，对我们实践理想的美好生活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方法指南意义。

注释：

〔1〕宋立民:《未来生活方式：盲区与拼图》，《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8页。

〔3〕商志霞：《论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与幸福生活的实现》，《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7期。

〔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5〕马莲、付文忠：《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生活向度探析——以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为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6〕张三元：《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7〕谭大友：《生存智慧的当代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10〕〔11〕王雅林：《“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2〕〔13〕王雅林：《生活范畴及其社会建构意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