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怡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1 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的初步交融

香港本土文化是三种文化的复合文化体：虽在一百多年前离开了祖国母体，但传统中原文化仍占据主体，西方文化强势登陆，岭南文化也存在于夹缝中。在复合文化体的作用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内涵，其中传统的中原底蕴也与内地电影发展不可分离。1905年的喜剧片《瓦盆伸冤》及《偷烧鸭》均改编自中国戏曲的曲目，导演梁少坡初涉电影，开启了香港与上海电影工业之间的初步关联。1926年，“香港电影之父”的黎民伟怀着电影梦来到上海。后来邵氏兄弟又于1934年把在上海创办的天一影业总部搬到香港。上海与香港间的电影文化融合由此拉开帷幕。

2 早期香港电影中的上海遗风

早期香港电影从制片体制、制作手法和叙事方式等都深受美国、欧洲和日本电影的启发。在此基础上，融汇了传统中原文化和灵活的创造性，形成自成一体的香港电影。在这种传统脉络的延续中，不难发现浓厚的“上海味道”。

2.1 歌舞片

最具代表性的歌舞片衍生于歌女现象，歌女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生活的特色之一，堪称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缩影。香港歌舞片继承了上海电影的歌女传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发展至顶峰。

香港电影中的歌女形象形形色色，最具代表的非周璇莫属。1937年周璇主演了《马路天使》而被观众所铭记，从此“金嗓子”歌喉便声名大振。之后周璇又拍摄了《长相思》《歌女之歌》等情节剧，影片的成功都仰赖其天籁歌喉。《歌女之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周璇的半自传性影片。周璇饰演了一位夜总会歌女朱兰，从小被养父母抚养，而周璇本人的童年也因为被收养而充满不幸。起初塑造形象时，上海电影试图将明星主演的影片和其私生活同时呈现。周璇的一生是悲剧的，繁杂的情感纠纷令她遭受精神的压抑。所以观众在周璇身上体会到了她的甜美可人，又为她的楚楚可怜而动容。

2.2 粤语片

随着上海影人在香港电影业的位置日益稳固，香港电影两个支流之间的竞争逐渐明朗，上海影人制作的国语片要面对来自粤语片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粤语片在战后恢复的大背景下蓬勃发展，其中戏曲片以其直观的表演特征和戏剧风格使观众沉迷其中，其中明星代表有任剑辉和白雪仙。

通常戏曲演员在受训过程中，要学会表演某一特定类型的角色，并在其演艺生涯中精于某一角色。任剑辉经常扮演书生，在白雪仙轻佻娇媚的旦角的陪衬下，二人出色的演技及风格受到观众的强烈反响。戏曲明星横跨戏曲与电影两界，名字在戏曲片及其他类型片中出现数百次。虽然粤语片产量庞大，风格高度戏曲化，技术也存在缺失，但粤语戏曲片很好地将戏曲与电影媒介融合在一起。1959年由任剑辉、白雪仙联袂出演的《紫钗记》（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将其改编为戏曲）用戏剧化的形式讲述了霍小玉和书生李益之间的爱情故事，受到广泛追捧，该片也成为粤语戏曲片最出色的样板。

3 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的文化交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人南迁引发的两地文化大交流影响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大量香港电影仍运用外滩、十六铺码头等许多经典上海场景演绎着老上海题材，拍摄了许多表达“上海情结”的故事。这种特别渊源也足以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文化因素。

3.1 上海与香港的血脉延续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上海，香港电影经过许多次交流碰撞融合，从上海影都到香港电影王国，形成了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追溯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发展史会看到两者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之地的共同之处不仅都最早出现了电影，也是中国最早被拍摄时选用的城市。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得力于上海早期电影人的倾情支持和投资援助：1937年上海沦陷，一批先进电影人撤退到香港，带来了上海电影创作的传统，也给香港电影业带来了新气象。此后，两地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电影人引进先进的电影技术和设备，许多电影人在香港扎根，一些上海资本家的资金也逐渐涌入香港，带动香港电影圈电影拍摄技术的进步。

3.2 上海与香港的文化融合

上海和香港都曾受到过殖民文化和西方文化潮流的影响。两者均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开埠城市，香港曾被割让为准殖民地，而上海有租界的历史。上海是一个文化共存的融合性城市，包含了东西方、现代与传统的相互交融；香港与上海的相似之处也在于当代影人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深刻，东西方的交汇糅合形成了独特的、开放的香港文化。

所以难免不对两个充满相似文化气息的城市进行对比，这种趋同的背景也使香港电影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射到的艺术相通的上海。上海人带着上海特色的文化南迁给香港人带去了宝贵的艺术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文化逐步上升为文化主导，逐步渗透扎根于香港中。而对于香港来说，它本身就缺乏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在它未来的发展之路上，似乎仅仅只能依靠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来获取精神依托，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也看到自己的影子。老上海的国际地位与香港可以说是互为镜像的关系，是彼此城市文化的间接反映和表达。一方面老上海作为文化的引领者，它引领着香港时尚潮流，在当时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香港影人拍片的题材选择，因此在香港电影中反复重现的老上海的文化景观也就不足为奇。

4 香港电影人的“上海情结”

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产业出现了老上海的怀旧热潮，有一批亲身经历上海文化影响的香港电影人从中纷纷受益。许鞍华、关锦鹏、王家卫等导演抓住了老上海的怀旧题材，怀着昔日心中的上海梦，延续着对它的炽热情怀。

4.1 关锦鹏：旧上海风味的印记

关锦鹏导演的电影在电影界的标志尤为突出，称得上是最具旧上海风味的印记。生于香港的他眼看着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变成多功能的商业聚集地，也造就了他在色彩和造型方面的敏锐和喜爱。“香港人对未来很茫然，反而趋向怀旧，缅怀过去的一些情境。我承认我对30年代的生活的确很痴迷……也发现自己对30年代香港或上海那种末世纪的情怀特别喜欢。”尽管香港电影在以往都是以商业气候为大势，充满着敏锐直接的感官刺激，然而在大背景下的关锦鹏另辟蹊径，细腻地架起一座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沟通桥梁。

香港社会的殖民历史在香港导演心中埋下了创作的种子，他们善用时间与记忆来描绘情感。这种特殊的书写癖好作为历史的写照，从1842到1997年回归，殖民经历常常被导演用来书写特定的情绪心理。关锦鹏在《胭脂扣》里表达了这种长达150年的殖民历史对港人造成的自我认同的困惑，寻根情愫逐渐累积，伴随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寻根情结油然而生。

关锦鹏在另一部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传达了另外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也是一种执着情绪，书写了自己对港人身份认同和对老上海的执着，也叙述了一种现代人面对未来香港的焦虑。在时代仓促突变的形势下，情节荒诞却合乎情理。影片里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不中不西的特点，红玫瑰代表着西方电影荧屏上开放的性感尤物，白玫瑰则含蓄地充当了东方古典名画中的簪花仕女。电影中的佟振保是一个中国化的西方人，也是游离不定夹杂在东西方之中的可怜人。这种西方化现代性与传统经验的融合，不仅呼应了上海华洋交杂的社会境况，也表现出导演关锦鹏作为本土港人一种在东西方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窘迫。

年代的香港是当时内地难民逃亡的一个重要选择，有大批上海人前来避难，因此难民相对集中。在这部传记体的电影《阮玲玉》里，战争爆发后，阮玲玉等人逃往香港避难。已逝的女性神话阮玲玉被导演作为一种符号和旧上海的一抹剪影，表达了他对女性群体的特殊关怀，流露着导演本人对旧上海风月的无限怀恋的情愫与致敬。

4.2 许鞍华：“沪港双城之恋”

许鞍华作为香港近2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之一，虽然身处商业电影为主流的社会环境里，依然保持着对电影事业的忠诚和良知。她从小在澳门和香港长大，1937年以后，上海移民接连不断地涌来，所以她小时候的记忆里，周围居住的就都是上海人。这也是她最初与上海建立的关系源头，她的创作理念似乎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始终贯穿着人文关怀和对现实环境与历史背景的触摸。

许鞍华导演运用港人身份，在1984年用《倾城之恋》讲述了一个双城故事，再次把上海和香港互为镜像的关系鲜明地呈现给了观众，折射着30年代的老上海，是一部从香港人的视角出发拍摄的上海传奇。白流苏来到香港时，一个充满英国化的社会陈列在她的面前。不管是华丽的舞池、浅水湾大饭店，跑马场，还是流亡在外的印度公主都在证明：眼前的这一幕绝非香港社会，而是30年代旧上海的浮华体现。

5 结语

在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刺激和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视域下，香港电影产业无论是工业还是美学层面，都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回眸历史文化长河中，上海文化首先在香港盛放，而老上海的文化遗韵和现代香港相遇到渗透经历了多种文化的碰撞积累和延伸融合，最终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都市特征的中国电影分支。研究上海电影与香港电影的交流融合，对于进一步认识香港电影在整个电影发展历史中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