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书娟

广绣是广州及其古属地南海、番禺和顺德等地的民间刺绣工艺，即广府地区的手工刺绣工艺，包括线绣工艺和珠绣工艺，产品有刺绣字画、刺绣戏服、刺绣日常生活用品等，与潮汕地区的刺绣合称“粤绣”。广绣具有深厚的广府生活特质、独特的风格特色和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它既受中国其他地区刺绣的发展影响，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它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岭南少数民族的织锦中吸取营养，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依托广州对外贸易口岸而繁荣兴盛。清代中叶，在十三行主导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广绣迎来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繁荣的时代，并深深影响到此后百余年的发展。目前尚未有文章专门系统全面论述清代广绣发展与十三行贸易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试将十三行时期的广绣发展置于广绣发展的总体历史脉络中，通过讨论十三行时期广绣加快发展的五个表现及十三行贸易推动广绣发展繁荣的四点特征，来考察十三行贸易对广绣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广绣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清代十三行贸易

(一）广绣的起源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适合种桑养蚕。广东蚕桑丝绸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著名的四大蚕茧产区之一。a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早在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广东的珠崖郡（今海南省）、德庆、连州以及广州附近已有“采桑养蚕”、“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a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从唐代阿拉伯人目睹广州广种桑树、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潮州“蚕亦五收”看，广东丝织业在唐宋都得到了较好发展。广东在12世纪开始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蚕丝基地。b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商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丰富的刺绣原料来源，厚实的民间工艺基础，独特的岭南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对少数民族和中原工艺的吸纳，催生和发展了广绣这一岭南艺术奇葩。相传广东刺绣最初创始于少数民族，与黎族所制织锦同出一源。一说广绣的产生，和南越人断发纹身的习俗有关。c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1983年，广州发掘南越王赵昩（前137—前122）的陵墓，出土了大量堆叠在一起的绣纱织物，上有叶脉状的刺绣纹样，d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及纺织、着色的工具，说明当时南越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丝织业。从纺织、上色工具的出土和刺绣品如此大量地使用判断，当时的刺绣应当不是属于舶来品或中央政府的赏赐，说明西汉时期广州本地的刺绣生产已有相当规模，由此可将广绣的历史追溯至2000多年前。e胡继芳：《广绣的艺术风格及其与西方艺术的相互影响》，《丝绸》2009年第8期。

（二）广绣在清代之前的发展

两晋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广州较为安定，大批中原、江左人士举家南迁广州，促进了广州经济发展。中原人士南迁，有可能带来较为高超的刺绣技术。f龚伯洪：《万缕金丝——广州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唐朝初期、中期社会安定，加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的渗透，统治阶级以及巨商大贾挥金如土，建造宫室寺庙、装饰佛像道尊，以至皇室和达宫贵人的服饰，都喜欢用刺绣作装饰，以示富贵。在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唐政府的鼓励和广州属于边疆地区，未受到战乱的影响，蚕桑业获得了发展。“广州本身的丝绸质量有所提高，在《元和郡县志》所列举的广州诸多贡品中，也有丝布一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g陈干强：《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9页。唐朝开元年间（713—741），政府改变了以往丝绸对外贸易只许官方专营的做法，允许外国商人与本国居民进行贸易。这时的“广东锦”以精工细巧闻名于世。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时已经拓展到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和非洲东海岸，形成一条亚、非洲际海上大动脉，全程经过30多个国家，长达14000多海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航线，创造了广阔的丝绸和丝制品出口市场。h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传统纺织业如纻、麻、葛、棉等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i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页。包括丝织业在内的纺织业发展带动了刺绣发展，岭南绣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深受皇族钟爱。j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页。道光《南海县志》据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述了南海刺绣艺人卢眉娘及其刺绣技艺：“卢眉娘年十四……幼而颖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上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膏傅之，则坚韧不断。永贞年南海贡之，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k道光《南海县志》卷42·列传11，广州：广东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784页。学界据此把唐代作为广绣有确切记载的开始。另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时，岭南节度使张九皋进献给杨贵妃的绣品，比其他各地的更加精良。这说明广绣在唐代已具有领先全国的技艺。

宋朝建立伊始，就十分注意发展蚕桑生产和丝绸对外贸易。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由唐朝沿习下来的市舶制度，多次主动派员携带大量金银、丝绸，到海外诸国招商，还鼓励民间商人出洋贸易；并把招商成绩和增加外贸收入作为官吏考核晋升的标准之一。这一时期，广东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出国外。a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广东的蚕桑生产进一步发展，出现织土绸的机户、机坊，不少产品成为贡品。广绣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庭走向市场，发展为一项重要的民间副业。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朝廷派人重修大庾通道，改善了这条通道的交通状况，使外省的丝绸产品流入广东，这为广绣吸纳外来绣种的工艺和技法提供了可能。宋室南迁后，大批民间艺人（包括陶瓷、刺绣、泥塑等）从中原地区走江浙、过福建，把先进的技艺带到广东，使广绣的技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b贺琛：《中国女红》，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元朝建立后，广东蚕丝业逐渐恢复，但后来由于棉布兴起，蚕丝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在丝绸出口上，政府实行“官本船”制度，只重视官方经营的出口贸易，广东的丝绸出口贸易远远比不上宋代。c蒋涛：《广绣探源》，《岭南文史》2003年第4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的广绣看不出什么发展。笔者遍翻藏品图册，未发现有这一时期广绣精品收藏，所以元代广绣工艺的详细情况还有待查考。

明朝初年，朝廷为了发展蚕、棉，明太祖下令：“有四五亩到十亩者，栽植桑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这一时期，广东的丝绸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仅在顺德、南海、中山、新会、三水、番禺等地有较大的发展，而且还向东江的东莞、增城和北江的清远等县扩展。d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明初，“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蚕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男勤稼穑，女务蚕桑’的盛况”。e陈干强：《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40页。刺绣业在强烈的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发展成一项重要的民间手工业生产。明代中后期，广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作为南绣的广绣，“适应性强，用披草绣，效果平、薄、细、真、色彩细润，采用套节绣……。”f唐孝祥、袁忠、温朝霞：《万紫千红：广东人的艺术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得到国王厚赏，广绣之名遂传至欧洲，绣品从此输出国外。g龚伯洪、曾应枫：《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明正德（1506—1521）年间，广东刺绣已经出口到葡萄牙、英、法诸国，并受到朝廷的青睐。”h郑珊珊：《刺绣》，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嘉靖三十五年（1556），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广州逗留期间，看到了用彩色丝线盘曲地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等手工艺品，称之为“绝妙的艺术品”。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喜欢广东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继位后，进一步倡导英国人种桑养蚕，发展英国的丝绸业和工艺，广绣艺术传播到了英国，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i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三）清代的广绣及十三行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并在江、浙、闽、粤设立四个海关，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从次年（1685）开始逐渐恢复。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家庭手工业，如作为农村副业的绩麻、纺织、养蚕、织布、缫丝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继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后，也在此时继续发展。这些都为手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可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诏令西洋（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商船只限进广州港后，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兴盛。“欧洲各国、印度及南洋各国通商于此者，摩肩接踵，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大之商场也”。j陈灿初：《中国商业史》，1938年，第101页。西方及印度洋上的一些国家如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商船往来于中国沿海，运来国外特产和工业品，又从中国运回茶叶、瓷器等。k[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当时对外畅销的主要商品中就有广绣。它随其他广货大量进入国内外市场，享誉四海。a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广绣开始从民间家庭式小批量生产逐步向商品生产发展。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以“丝价日昂”为由，实行“丝禁”，限制浙江的湖丝出口。因而，广东产的土丝逐渐取代了江南的蚕丝，跃居广东口岸生丝出口之首位。由于丝绸的出口量增加，珠江三角洲掀起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手车缫丝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家庭手工业。广州、南海、顺德丝织业繁盛，大量出口海外，深为东西二洋喜爱，而这几地也成为广绣发展的中心地区。b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页。当时广东最大的蚕茧市场在顺德，最大最集中的丝绸市场在广州。

十三行正是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清代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它是由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也称牙行、洋行或洋货行，名为十三，其实未有定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的次年，广东官员决定由洋货行负责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洋货行获得了专营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特权，所有生丝及丝绸产品都要通过十三行才能输出国外。学界有人将这一年视为十三行的起始之年。也有人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行商人组织公行，作为十三行建立的起始。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由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一直为十三行。最初的十三行承担贸易中间人的性质，后也自营买卖。清代闭关锁国，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所有进出口货物都经公行买卖，使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清代屈大均有著名的《广州竹枝词》即描述十三行丝织品贸易兴旺的景象：“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c屈大均：《广州竹枝词》，龚泊洪编选：《广州古今竹枝词精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及各项商品货物走私兴起，多数洋行经营亏损，资金欠缺，负债累累，常有倒歇。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逐渐衰落。清咸丰六年（1856），十三行遭受罕见大火，从此销声匿迹。

（四）广绣在后十三行时代的发展和衰落

鸦片战争后，由于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加之广东政局比较混乱，广东蚕丝出口一度衰落。洋务运动期间，广东蚕桑主产区逐步普及了机器缫丝，丝质量和声誉得到提高，广东生丝出口持续稳定发展。这一时期，蚕区的交易市场星罗棋布，广州、佛山等地的丝绸店铺鳞次栉比，仅绸缎一项，年销量约140—160万匹。d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成立工艺局，设立广绣坊，还在广州开办了缤华艺术学校，由岭南派始祖高剑父任校长，并专设刺绣教学项目，刺绣高手宋铭黄亲自在刺绣班任教，致力于提高刺绣技艺、培养人才。高剑父将岭南画派的气韵风神注入广绣设计制作之中，使广绣除民间日常用品设计之外的欣赏品设计，得以与绘画、雕刻、广彩艺术相结合融通，有些绣品“色晕墨润，浑笔墨于无迹，不审视，不知其为绣画也”。e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统一管理和规划发展蚕丝业，培养技术人员，建立示范工厂促进丝织技术发展。f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丝绸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这时的广绣行业也很兴旺，有经营内外销绣品的店铺百余家，锦绣行仍有会员1000多人。20世纪20年代，是广东丝业全盛时期。丝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与之相关行业的发展。g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商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民国十五—二十年（1926—1931）的10年间，广绣较为繁荣。当时，四乡开设武馆，庆神诞等习俗甚盛，加上港澳商人和海外华侨也到广州购买绣品，刺激了刺绣业的发展。外销产品由西班牙商人独家代理，远销欧美和南洋等地，一方4英寸×4英寸的花巾售价191港元（白银40—50元），绣1钱丝线可得工钱白银3毫5分，每人一天可绣2钱丝线。h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6-757页。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欧、美、日厂商廉价倾销，使广东的纺织品行业受到打击。广州的绸布店有二三十家倒闭，佛山也倒闭多家。生丝被迫减产，价格下跌。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后，经济状况虽有所好转，但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日军占领广州，珠江三角洲蚕区相继陷落，老百姓多外逃避难，桑园荒芜或改种杂粮，缫丝厂和丝织厂大多停产。在此期间，广州刺绣业一落千丈，刺绣店铺纷纷歇业，有的迁往香港，艺人星散，绝大多数转业谋生，技艺濒临失传。佛山的绣坊只剩下6家，从业人数不到20人。a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

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刺绣业虽有所恢复，但受物价飞涨和战乱影响，业务日趋衰落，仅达战前的1/3。刺绣艺人收入低微，处境艰难。b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广州手工业品出口的种类逐年下降，“1950年出口品种有299种，其后逐年减少，计1951年153种，1952年136种，1953年125种，至1954年仅余110种”。c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关于广州市手工业品出口情况（1956年）》，广州市档案馆，8-80-83。就是在这样的颓势下，绣花品还在出口值10万元港币以上的9种商品之列。d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关于广州市手工业品出口情况（1956年）》，广州市档案馆，8-80-83。内销方面，因为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广绣产品中的神供品、会景、旗幡、褂裙等销量锐减，市场面越来越窄，再加上中间商人的盘剥，因此刺绣艺人的工钱甚低，生活困难，出现了“宁愿去挑泥都不愿刺绣”e据广东省省情信息库资料。的情况。当时广州市北区有绣工22户，每人每月收入仅8元，有4户要靠政府接济。后政府采取国营贸易公司加工订货，安排艺人就业，鼓励开办私营绣庄，恢复出口等措施，f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关于手工业方面的意见（1956年）》，广州市档案馆，8-43-77。挽救了处于困境的广绣，使手绣、机绣、珠绣等生产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广绣行业为当时广州市42个年产值百万元以上、从业人员400人以上的较大行业之一。

此后，广绣经历了生产合作社时期的再度辉煌后，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逐步走近存亡绝续的边沿，产销量日渐减少，面临着后继无人、技法失传的困窘局面。2006年，广绣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纳入广东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此前后，广绣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媒体和民间的广泛关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目前虽有十多家刺绣厂社苦心经营，但年产值仅1—2亿元人民币，再难现历史上的辉煌。

二、广绣在十三行时期加快发展的若干表现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史称与西方国家“一口通商”时期。在此期间，丝绸及生丝是海外贸易中仅次于茶叶的大宗商品，为广州十三行所垄断。十三行成为中国丝绸的出口中心，对西方社会及中国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也极大促进了广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层面。

（一）产品生产速度快规模大

“广州历代手工业品闻名遐迩，丝织品更为佼佼者，至明清更臻成熟。”g杨宏烈：《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丝织品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除去内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对外贸易的作用亦不应被忽视。丝织品是清代出口货物的大宗，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雍正乾隆时期，广州的丝织业发展相当迅速。“广州有织工数万人，所产纱绸为‘金陵’、‘苏杭皆不及’，并博得了‘广纱甲天下’的美誉。”《早期澳门史》补篇第四章有记载说：“广州的手工作坊和行业众多……每年约有一万七千人……受雇从事丝织业。他们的织机很简单，他们干起活来通常都很利索。”而到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的纺织工场已有2500余家，平时每一个工场平均有20个工人，从业人员有5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纺织业还带动了印染、浆缎、制衣、制帽、鞋袜、绒线等行业的发展。a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正是在十三行垄断贸易的“一口通商”时期，广绣借助了纺织业发展、产品出口量大增等有利条件，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刺绣行业。清嘉庆、道光年间，广州形成了洋行绣庄（绣铺）、作坊等生产经营结构，仅状元坊的广绣工场和商店就有几十家，产品生产速度和规模急剧扩大，并向番禺、顺德、南海等地发展。在广州设立绣衣坊的，不但有本省人，还有福建、浙江、湖南、广西等外省客商，他们雇请大量的广州和潮州艺人绣制产品，输往南洋和东洋，经营十分活跃。b

（二）刺绣品种增多

得益于清代通商口岸开放而逐渐兴盛起来的广绣，较之中国其他地区丝绸产品，直接以国内与海外市场的审美趣味为美学取向，其工艺种类呈现较强的实用性，故而种类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多。一位年轻时是绣花好手的老婆婆，唱出以前流传的顺口溜：“广绣广绣，广府名流。神功会景，官袍锦袖，荷包绣片，漂洋过埠。赊佬（花佬）绣工，养家活口，工精艺好，仲靠（还要靠）揽头（牙人）。若无阔佬，衣食难求。”c龚伯洪：《万缕金丝——广州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页。这段顺口歌谣，既讲出了广绣绣品种类繁多，又传达出了其受对外贸易影响而以外销为主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口岸，得以较早受到外来艺术风格的影响，从其自身作为商品的特征来看，也要迎合目标市场的审美趣味，在刺绣的式样上做一些改变，这无疑为其扩大题材范围和产品种类提供了可能。

在中西贸易异常繁荣的清朝十三行时代，由于在出口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大量银元在广州地区流通，调节了市场商品种类及价格。以丝织品为例，“1728年，出口的广州丝织品有缎、绸缎、高哥纶、花缎床单、宝丝、薄绸、丝帕等13种，每种的长、宽、重量都不同，每匹价值从3.4两至8.00两不等。”d[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可见当时手工业品的种类更加丰富，这也对广绣不断适应市场而变换种类提供了外部环境。据有关资料记载，仅珠绣品来说，清代状元坊就有珠绣云额、拖鞋、珠花、头饰、钉珠围裙等产品，由此可以看出刺绣产品的种类之丰富。

广州手工业者还善于吸纳新的技艺，仿照进口产品生产新的手工业品。据外文资料记载，由广州等地仿制的天鹅绒，推销到东南亚的马尼拉和万丹市场，其质量与欧洲产品不相上下，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的刺绣天鹅绒，引起了西班牙贸易商的恐慌。e邓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上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三）分工更加细密

在出口贸易刺激下的手工业发展繁荣，使不同行业间的分工更细。在丝、棉纺织业的带动下，印染、晒、浆缎、机具及制衣、制帽、鞋、袜、绒线等行业也发展起来，据有关资料统计，这类行业有20多个。行业内的分工也更加细密，仅丝织业内部，又分为织绸、缎、云纱、花绉、素绉、竹纱、牛郎纱、机纱、花绸、天鹅绒、官纱等不同的类别。f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十三行沧桑》，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86页。在行业分工渐趋细化的环境影响和行业人员增多、分工以提高效率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广绣行业内也出现了专业分工：上手工——男工，专绣重要部位；下手工——女工，专绣“地”及其他一些部位。这样的分工，在此前的广绣发展历史上是未见有记载的。

（四）专业场所成市连片

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参与同一行业人数的增多，使相同和相类似的行业可以相对集中，形成了成行成市的专业生产经营场所。“17世纪后，广东省内蚕桑、麻类的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织造工艺和丝麻织物

b 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9-130页。也随之发展，逐渐形成了行业性经营。”a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商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乾隆年间（1736—1795），广绣形成了行业，广州有绣坊、绣庄50多家，分布在状元坊、新胜街、沙面一带，从业人员3000多人。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广绣行业相当兴旺，专业场所鳞次栉比，仅状元坊的广绣工场与商店就有几十家，并向番禺、顺德、南海等地发展。佛山的朝观里与长兴街，有大小绣店20多家，朝观里的大德、永泰、锦泰、永新、合德昌、广德新、梁合隆；长兴街的福兴隆、锦隆、元新、华隆、陆汉周等绣店，终日人流如织，订货不绝，生意兴隆。在顺德，从事刺绣的工人众多，北滘、林头、广滘、仙涌、三洲、沙滘、乐从、劳村、陈村、莘村等地，都有日夜赶绣的工人辛苦劳作。这种相对集中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一直影响到十三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清末民初，广州有绣铺五六十家，多集中在状元坊、新胜街、下九路等地。直到民国十五—二十年，仍保留着相对集中的专业市场：承绣“洋庄”绣货的有西兴街的和彰，洋人南德利厚安，光雅里德元记、和生、广州等绣庄；承造戏服的仍集中在状元坊，较大的有余茂隆顾绣戏服、中华绣家两家；钉金艺人多是聚居在怀圣寺、光孝寺附近的旗人（满族人），店铺多集中在光塔路、光孝路、海珠北路、盘福路一带。b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6-757页。

（五）行会组织最终形成

“17世纪后，广东省内蚕桑、麻类的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织造工艺和丝麻织物也随之发展，逐渐形成了行业性经营。”c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商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56页。刺绣行会组织的形成出现，在广绣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广绣发展成熟鼎盛时期的到来。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也是十三行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州某些外贸出口商品还须就地加工生产，于是，出现了一批中国早期的打包工人、丝织工人、烧瓷工人、制茶工人、修船工人、搬运工人、刺绣工人等。在此情况下，广州出现了一种相应专业、行业的社会性群众组织——行业会馆。为维护自身利益，这些会馆和各种代理商、官员、外商、雇主、工人打交道，与传统的会馆以笼统的地缘关系为纽带，服务对象是一个地域或省域内各行各业的人不同，广州的会馆表现出了明显的专业性、行业性特征。如纺织行业的锦纶会馆、金融行业的银行会馆、钟表行业的钟表会馆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广州成立了刺绣行会——锦绣行，会址设在杨巷瑞兴里，会名“绮兰堂”。行会由各大绣庄轮流担任执事，行内设“值理”、“行老”等职管理事务。行会的宗旨是支持与保护本土绣业发展，遏制外来绣品的渗入，对遍布城内的绣庄进行管理，协调同行业内部各绣坊之间的矛盾。d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6页。行会组织的成立，健全完善了产品标准体系，规范了行业秩序和交易行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同行业不同商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大大保证了广绣产品的质量和国际信誉，与十三行贸易相互促进，这对广绣从发展走向繁荣无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十三行贸易推动广绣发展的主要特征

十三行时期的广州对外贸易，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外贸。对外贸易建立在国内贸易的基础上，全国的出口商品必须先集结广州，然后装上外国商船“漂洋过埠”。这不仅促进了广绣与国内湘绣、苏绣等优秀绣品的相互参照借鉴、取长补短，还有力促进了中西丝绸文化的融合交流，内外结合进一步加快推动了广绣的发展，使广绣生产和销售带有明显的十三行贸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部需求刺激绣品创作活跃

据《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的作者朱尔丹描述：“18世纪，英国贵妇们使用着中国刺绣艺人绣的双面刺绣围巾。还有一些时髦的贵妇与小姐将设计、剪裁好的服装、名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运送到中国，请中国刺绣匠师刺绣。”e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页。英国人把剪裁好的服饰图样拿到广州绣坊加工刺绣。绣线的种类也增加不少，使绣品更广泛地应用于室内装饰和日用衣饰上。有的绣庄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按照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照样仿制。当时，有葡萄牙商人提供图案，在广州订购大量的方形披巾，其中有的是双面绣。欧洲有的贵族除绣制名片和日用品外，后来还发展到刺绣圣母像、耶稣像和国王大臣像。1784年，美国派出“中国皇后号”商船到达广州，开启了中美贸易。这次来访，据船上一位普通船员摩里纽克兹在其航海日记中记道：1784年11月8日，我们在广州买了600件妇女丝绸刺绣的衣物等商品。a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明末至清中期，是广绣出口的全盛时期，绣品价值不菲，大幅的绣品，单是纳税每幅就要白银1.2两。”b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755-756页。大量的需求和高昂的价值，背后是刺绣艺人满足市场需求的大量创造性劳动。上述绣品的多样种类和可观数量，正是这些创造性劳动的体现。

（二）口岸贸易带来绣品风格兼收并蓄

“广州位于珠江下游，毗邻港澳，水陆交通便利，向为我国南方重要对外贸易口岸。早在汉末（公元105年）已开辟番禺（广州）为海道交通港口，至唐初（公元714年）设市舶司于广州，管理对外贸易后，我国瓷器、丝、茶等手工业品多经广州出口输往中亚，同时运进珠宝玉石、象牙等；因而刺激了本市手工业生产和产品外销的发展。”c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广州市出口手工业品调查报告（1955年7月）》，广州市档案馆，8-43-55。由于内外贸易十分发达，刺绣工艺商业化较早，如前文所述，以刺绣为业的店铺大量出现。同行业之间的商品竞争促使刺绣艺人用心钻研技艺，并学习吸收外地绣种的长处，使广绣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针法，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风格。17、18世纪的十三行贸易时期，广绣出口异常繁荣，不少外商来广州采购大量广绣回国，有的拿着设计好的图样到广绣绣坊、绣庄订购，使广绣题材、构图、配色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洋绘画的影响。为迎合客户的需要和欣赏习惯，广绣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如西方绘画注重光影变化和透视比例，为准确地表现物象的神蕴，广绣在色彩运用和物象的表现上，开始吸收融合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并运用了透视和光线折射的原理，将华艳的异域风格带入了广绣设计，配色也不再强调强对比，而类比色运用得更多，强调物象的逼真和立体感，色调丰富多彩，这对广绣的影响十分深远。被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嘉庆时期的广绣持屏《三羊开泰》，左上角绣红日，周围有灰云烘托，画面中心为藤萝老树，中间掺杂锦鸡、八哥、鹦鹉等，或立或飞，神态各异，树下3只白羊，突破了广绣工笔重彩、平铺直叙的传统，表现出受到西方绘画透视技法的影响。直到今天，广绣中的仿真绣，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取油画、摄影等对光影表现的技法。

（三）出口需求推动品质类别翻新求良

在繁荣的出口贸易刺激下，广绣的品种有了新发展。由于十三行时期对外贸易的发达，许多外国商人前来广州大量订购广绣，或把剪裁好的服饰图样、家族肖像或图画照片进行来样加工订货，丰富了广绣的题材，希腊神话、圣母、美术作品、国王大臣肖像等都成为广绣表现的对象。许多绣庄除了应海外客户需要，创作适合外国服装需求和生活习惯的绣品外，在国内贸易方面，也非常注重推陈出新。清朝中叶，广绣增加了一类新品种——粤剧戏服。当时，广州的状元坊制作的“伶装”在国内享有盛名，连宫廷的戏班也慕名到状元坊定制蟒袍玉带、凤冠霞帔等戏剧服饰。邻近广州的佛山，当时属南海县，也是戏服的主要产地，清初已形成一个制作戏服的手工艺行业。康熙年间，佛山的余茂隆是广东有名的戏服作坊。后来余茂隆迁到广州状元坊，继续生产戏服道具，兼营租赁，生意十分兴隆。据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广州府志》载：清顺治年间（1644—1662），位于今广州人民中路的状元坊已是制作伶装的艺人聚居地带。20世纪初，梯云路、南华西街一带仍是广州戏服群集的作坊和主要生产场所，其中状元坊的余茂隆戏服店规模最大，工艺最佳。d岭南：《广绣戏服与状元坊戏服品牌的形成》，《南国红豆》2007年第6期。广绣戏服用料广泛，丝绸、麻布、棉花等数十品种均能作为底料使用，戏服多采用传统钉金垫浮绣技艺，采用金、银、绒色线和珠（胶）片等绣料，进行盘锁、垫钉，绣出的蟒袍、凤冠霞帔、头盔彩翎，饱满浮凸，富丽堂皇。a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4页。此外，内销日常生活绣品类别也非常丰富，质量更加上乘。故宫博物院陈列有嘉庆时期广绣挂屏、团扇、背心等绣品多件，皆为十三行贸易鼎盛时期的作品，皆针法细腻、绣艺精湛。

（四）生产和销售依赖出口特征明显

十三行作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机构，其贸易模式决定了要将国内的产品聚集起来，供外商带回国内销售。在这种出口需求较为旺盛的刺激下，包括广绣在内的手工业品，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如前文所述，很多产品就是专为出口外销而生产。嘉庆、道光年间的南海、番禺、顺德的绣坊，以接受来样进行出口制作与加工为主，产品皆通过洋行远销西班牙、菲律宾、英、法、美、德等国。b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8页。绣品的种类、题材、艺术风格也要迎合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品位，使本土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出口特征，如上文所述的广绣来样加工，对西方绘画技艺的吸纳等。这种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打开，中西贸易更盛，广州手工业生产的如象牙雕刻、檀香扇、刺绣等产品的输出有一定的数量。俟后我国同胞出洋谋生者日众，其中尤以广东人较多，这些旅外侨胞由于平日使用习惯的关系，需求祖国供应的土产物品日渐增多。”c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广州市出口手工业品调查报告（1955年7月）》，广州市档案馆，8-43-55。据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由粤海关输出的绣品价值白银49.7万两。民国初年的一份报告曾写道：“吾国绣品销外洋者，广东最多。”d1913年《南洋劝业会报告》，黄柏莉：《岭南锦绣：广东刺绣》，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27页。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广绣以外销为主的传统仍未有改变，据当时的一份调查材料，广绣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部分是外销的，如钉金百分之百是外销，绣花百分之九十九是外销的”。e广东省轻工厅工艺调查组：《广州抽纱刺绣情况调查（1961年11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286-1-263-73-79。四代祖传广绣技艺的许炽光老人，退休前是广州市绣品工艺厂刺绣组的高级工艺师，在谈到广绣时说，上个世纪60年代，广绣从业人员有3000多名，产品出口东南亚和欧美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广绣近年来的衰落，也跟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很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广绣根植岭南文化的丰沃土壤，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具有独特的岭南风格和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依托十三行独特的贸易地位和优势而发展壮大并走向兴盛，既与中国其他地区刺绣的发展互相影响，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在十三行贸易刺激下，广绣产品生产速度加快，规模增大，绣品种类增多，分工更加细密，专业市场形成规模，成立了行业协会。十三行贸易为广绣生产和销售打上了深刻的对外贸易印记，强烈的市场需求刺激绣品创作活跃，风格兼收并蓄，品类推陈出新，并呈现依赖出口的明显特征，有着作为实用和欣赏性并举的手工艺品独特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