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桥

因明源自于古印度，学界曾称之为“绝学”。在当代中国的因明研究史上，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耕耘，作为因明“第二故乡”的中国，在继唐、近现代以后，在近30年来再现因明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真如·因明学丛书》之《总序》指出：“改革开放后，百废俱兴，因明学在中国大地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学者。他们以继承古学为己任，博采众长，使我国的因明研究取得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在逻辑与因明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a释妙灵：《真如·因明学丛书总序》，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这些学者当中，沈剑英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沈剑英，1932年生于上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符号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自1978年《因明学概论》成稿，到2013年《佛教逻辑研究》出版，沈剑英先生的因明研究影响广泛，有学者誉称之“拼命硬干的因明学家”。关于沈先生的因明研究，他曾这样写道：“我研究因明已数十年，真正出成果的时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a沈剑英：《舒眉任笔酬：我的因明研究回顾》，《因明》第2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沈剑英先生的因明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现择取几个问题，函邀其简要地谈一谈，希望对当今的因明学研究有所助益。

背景1：2016年9月17—18日，第12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在陕西铜川举行。会议的6个讨论主题中，第一个是“玄奘大师生平及其贡献研究”。玄奘游学印度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新因明传播到了中国。关于玄奘和新因明的关系，沈剑英先生曾这样断语：“玄奘是陈那的三传弟子，故此深得新因明的要旨。”b沈剑英：《佛教逻辑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6页。之所以称玄奘是陈那的三传弟子，原因是他在印度留学期间，师从那烂陀寺的主持戒贤，以及胜军；界贤和胜军均是护法的弟子，而护法是陈那的弟子。

问题1：如何评价玄奘把新因明输入中国这一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事件？

答问1：这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略为扩展来谈，因为因明传入中国并非玄奘一人之功，在他之前就有古因明的传入，在他之后又有西藏佛教学者对因明的译传，所以因明传入我国应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南北朝，当时传入的是古因明文献，如《方便心论》和《如实论》等，但在思想界影响不大。而且《方便心论》最早的译本在东晋末或刘宋初由佛驮跋陀罗译出后，由于未能流传，不久亡佚。今天看到的《方便心论》系50年后由吉迦夜与昙曜于北魏延兴二年（472）重译的。另外，《如实论》原有三卷，至今只存一卷残本。至于真谛所撰的《如实论疏》更是早已亡佚。但即便如此，古因明文献的传入还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在中国思想史、逻辑史上毕竟留下了它的脚印，它更是玄奘所开创的汉传因明的先声。因明传入的第二个时期在唐初，就是玄奘传回来的新因明。这一回产生的影响不小，形成了汉传因明的传统。第三个时期始于中唐，盛于宋、元，即西藏的佛教学者从印度传回来的量论，后形成西藏量论的传统，即藏传因明。因明传入的这三个时期具有历史延续性：南北朝―唐代―宋、元，正好填补了中国逻辑史近千年的空白。对于这个问题，我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在秦汉以后难以围绕一条绵延的主线来整理史料，阐发其发展进程。不像西方逻辑史，在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以西方传统逻辑为主干的发展史，其后则是以现代逻辑为主干来展开。印度逻辑史则是以正理论和佛教因明的交融为主干的发展史。中国逻辑史上最为辉煌的先秦名辩逻辑则自秦汉以降，后继乏人而归于衰微。甚至时隔五百年，西晋的隐士鲁胜志在‘兴微继绝’写出《墨辩注》和汇编《刑名》二篇并‘略解旨归’，希望能得到时人的响应，重兴名辩学说，竟亦未能如愿，最后连《墨辩注》一书和《刑名》二篇也散佚无存，唯鲁胜的《墨辩注叙》幸录于《晋书·隐逸传》而令今人得见（幸亏《晋书·隐逸传》录存了鲁胜的《墨辩注叙》，世人才得以略知他的逻辑思想和为重兴墨辩学说所做的一些事情）。名辩逻辑崇尚思辨，在辩风甚盛的魏晋时期亦遭冷遇，这是颇为遗憾的。汉代重经训而轻名辩，这是可以理解的。魏晋反经训而重义理，则理应是名辩逻辑重兴的温床，可惜魏晋的清谈堕于‘理赌’，至南渡名士的末流更流于‘嘲戏之谈’。在这种背景下，名辩逻辑之乏人问津，也就不足为奇了。名辩逻辑既然未能作为中国逻辑史的主干学说得到传承，而后来的本土逻辑思想又比较零散，难以形成系统的逻辑学说。所以唐代传入中国的印度因明和明清时期输入中国的西方传统逻辑便反客为主，填补起中国逻辑史的空白了。”c这段话的英文文本载于History of Logic in China:5 Questions, Autοmatic Press, United kindοm, 2015, p.39.由此，因明的传入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是不言而喻的。

再谈玄奘传译新因明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功伟绩。玄奘西行求法，志在弄清大乘瑜伽行宗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的真义。此论长达100卷，其中第15卷专门论述了大乘有宗的因明体系，所以玄奘十分重视学习因明。他在行程中即已向迦湿弥罗国的大德僧称和至那朴底国的大德调伏光学习陈那的《理门论》等。到达那烂陀寺后，玄奘受业于戒贤。戒贤是陈那的二传弟子，其时年已90，仍不辞辛劳，为玄奘讲解《瑜伽师地论》三遍，陈那的《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两遍，《显扬圣教论》和《对法论》各一遍。由此玄奘不仅深入领悟了《瑜伽论》的真义，也全面了解了瑜伽行派的古因明和新因明体系。贞观十年（636）玄奘暂别那烂陀寺，到印度各地游学。其间他在南萨罗国参谒龙树和提婆的圣迹时，又向一位婆罗门研习《集量论》一月余，还专程去案达罗国瞻仰陈那撰《正理门论》的石窣堵波遗迹。贞观十三年冬天，玄奘结束远游，回到那烂陀寺。他听说不远处有一位般若跋多罗大德精通有部教义和因明、声明等，便去向他咨决所疑。后来又去杖林山胜军论师处住了两年，向他请教《瑜伽论》和《因明论》等。由于玄奘好学不倦，转益多师，他在瑜伽论和因明论上都有非凡的造诣，从而在论辩中时操胜券。

玄奘深知因明作为一种思辩工具与瑜伽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长安译经的初期，即迻译了《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入正理论》是在迻译煌煌100卷《瑜伽师地论》的间隙插译的，它虽然只是一部只有二千五六百余字的小论，但译场的组织规模却不小，而且监译大臣许敬宗还特地为它写了一篇600余字的《后序》，显示玄奘迻译此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由于新因明初传中土，佛门内外倍感新奇，译场大德向学之心甚为殷切。玄奘向译场僧众悉心传授，门下大德记录大师口义，纷纷撰述，出现笔记玄章并行于世、研习因明蔚为风气的盛况。正是由于玄奘的译传，陈那的新因明在中土得到了传承，形成汉传因明的架构，在佛门内外的精英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汉传因明注重立破的格局，即注重陈那的逻辑理论和论辩方法，而以知识论为“立具”，即立量之必要条件，这是继承了陈那前期的因明思想。汉传因明的这一特色，反映了玄奘的逻辑观念是以立破为纲的。这就将汉传因明制限于逻辑和论辩方法的范围之内，尽量不向认识论方向延伸，从而保持了因明比较单纯的逻辑性质。玄奘在迻译和传授因明的过程中，有所发明和发展，这通过文轨和窥基等人以他的口义为基础所撰的因明论疏可以详知。玄奘译传新因明的功绩，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竖起了一块丰碑。

释答1：《方便心论》《回诤论》和《如实论》是汉传因明在古因明传播阶段出现的三部典籍。（1）《方便心论》：472年被译成中文。“其书虽是以反驳胜论派理论为主，同时也构造了佛家因明的第一个论辩逻辑体系，在因明的‘正’‘似’‘立’‘破’等方面都有系统阐述，在因明史上地位可与《正理经》相比。”a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关于该书的作者，相传为大乘佛教中观派论师龙树，宇井伯寿认为是龙树之前的小乘学者。全书分四部分：明造论品、明负处品、辩证论品、相应品。其中，明造论品阐述论辩的方法，提出如下立论方法：“譬喻”“随所执”“语善”“言失”“知因”“应时语”“似因”“随语难”；明负处品论论辩中的过失；辩证论品说明辨别正邪论法的方法；相应品讲问答相应的方法。在相应品中，“列有20种问答法，《正理经》中的二十四倒难与此基本相同。”（2）《回诤论》：541年译成中文，该书是“龙树批评正理派的量论之作”。b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1、194页（3）《如实论》：全称《如实论反质难品》，世亲著，550年由真谛译成中文。现存中译本是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其余内容完全遗失。现仅存《反质难品》分三个部分：“无道理难品第一”、“道理难品第二”、“堕负处品第三”。这三部分涉及各种无道理的论说、误难与正难类型，以及诸过失。其中，“堕负处品”列22种负处，“世亲吸收了《正理经》对负处的分类，又有新的创造，可说是集佛家堕负论之大成。”c姚南强主编：《因明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瑜伽师地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主要的经典，“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d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6页。全书100卷，玄奘译成中文。奘译之前有该书的节译本。全书分五部分：“本地分”“摄抉择分”“摄释分”“摄异门分”“摄事分”。其中“本地分”是主要部分，其余四部分是对该部分的释论。在《本地分》第15卷中首次提出因明的概念：“谓于观察义中诸所有事。”意思是“对于所观察的事物建立一种意见，其中关于能立与能破的一切论证的历程便是因明。”a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第632页。此外，又分别从论体性、论处所、论所依、论庄严、论堕负、论出离、论多所作法七个方面来讲述因，史称“七因明”。“七因明”涉及辩论中使用的语言的体性、辩论的地点、辩论所采用的具体方法、辩论双方应该具备的条件、关于被击败的论点、辩论前对是否立论的的判断、辩论者的自信心等。

“大小二论”是对《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门论》的简称。（1）《因明正理门论》之所以被称“大论”，“由于分量比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门论》大”，b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第621页。“《因明正理门论》是汉传因明的根本论典”，c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该书是“印度中古逻辑之父”陈那早年创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它和陈那晚年的《集量论》一起，是新因明的两部要籍。贞观二十三年（649）玄奘译出《因明正理门论本》。书名中的“本”字，恐系后人所加，意在突显以玄奘所译之作为本。“事实亦是如此，后世均以奘译的《因明正理门论本》为经典，而很少提及义净的译本（陈那的《正理门论》有两个汉译本：玄奘的《因明正理门论本》和义净的《因明正理门论》——引者注），而且常常省称玄奘的译本为‘因明正理门论’。”d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因明正理门论》的内容，第一部分述真能立、似能立，及现量、比量；第二部分述能破、似能破，及堕负问题。《因明正理门论》阐述了陈那早期以立破（论证和反驳）为核心、以现量和比量（获取知识的方法，属于知识论范畴）为辅，即视现量和比量为立量的必要条件这一主张。这一倾向和其后期著作《集量论》有明显的不同。在《集量论》中，“他一反以立破为核心的格局，而是先说现量和比量（为自比量），再说能立（为他比量）和能破的，这样的论述格局，显然是将逻辑纳入知识论的范畴，侧重点有所不同。”e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因明入正理门论》之所以被称“小论”，“与《因明正理门论》相比，分量较小”，f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第618页。它“是探幽‘大论’的阶渐之作”。g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唐太宗二十一年（647），玄奘译出《因明入正理论》。其中，“因明”二字系玄奘添加，《因明正理门论本》中的“因明”二字亦如此。玄奘为何在汉译标题中添加“因明”二字，今人或谓“为示本论的性质”，h沈剑英：《佛教逻辑研究》，第75页。“以标举其方法论的性质”，i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或谓“以标明其为佛家逻辑书”。j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第618页。韩廷杰先生的解释比较具体：“‘因明’两个字是玄奘加的，用以说明这篇论文是因明著作。原文‘入正理经’，很容易让人把佛教的因明著作误认为外道正理派的著作。由此可见，这篇论文的题目不能死译。‘正理’一词的梵语原文是（音译尼夜耶），意谓‘引导’，即引道出正确结论。这里指的不是正理派或《正理经》，而是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所以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是《因明正理门论》的入门著作。”k韩廷杰：《梵本〈因明入正理论〉（续）研究》，《法源》2002年总第20期。“大小二论”对比量的讨论限于共比量，它们都是新因明的重要典籍。其中，《入论》“并非单纯解释《门论》，亦有商羯罗主的发挥创造，如《门论》讲的九句因，《入论》略去不讲，却讲“因三相”，并详释宗九过、因十四过和喻十过。”l韩廷杰：《梵本〈因明入正理论〉研究（一）》，《法源》2001年总第19期。就汉传因明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正理门论》言简义奥、艰涩难懂，“以往治因明者大都依据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来研究陈那所创立的新因明”。m沈剑英：《因明正理门论译解》，导言。

背景2：1985年，沈剑英先生的《因明学研究》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列为“中国学术丛书”之一种出版。此次列入中国学术丛书的共计七种，另外六种是：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伍蠡甫的《名画家论》、陈登原的《颜习斋哲学思想述》。1994年，中国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因明学研究》一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因明学研究》的修订版。

问题2：《因明学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本比较系统介绍因明学的学术著作，a韩廷杰：《梵本〈因明入正理论〉研究（一）》，《法源》2001年总第19期。听说这部著作是您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撰写的，而且在1978年即已完稿，但1985年才出版，可否请沈先生谈谈其间的曲折过程？30多年后的今天，您如何看《因明学研究》一书？

答问2：我本来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为此我在以往的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期我从“五七干校”回来，赶上“复课闹革命”，我便趁机转向，从事语言与逻辑的教学。期间我接触到了因明学，认识到这是一门绝学，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于是我着手搜集资料，试着去啃这块硬骨头。既然是块硬骨头，当然就不容易啃，因为因明典籍文字艰涩，索解匪易，而且参考资料在当时不易觅得，遇有疑义更是无处可以请益咨疑，所以我研习因明的过程特别艰难。但每有所得，体会也更为深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即着手著述，花了两年时间，于1978年完成《因明学概论》的初稿。它的出版过程有些曲折。稿子最早是通过复旦大学老校友冀勤（她是中华书局资深编辑）送到商务印书馆的（两家出版社同在王府井的一幢楼里办公）。商务印书馆请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印度哲学专家黄心川先生审稿，黄先生的审稿意见对拙稿作了肯定的评价，由此商务印书馆同意列入选题计划，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等我将修改稿寄去后，商务印书馆的W编辑却将稿子退了回来，从退稿函知悉，原来是一位Y先生对我在玄奘《真唯识量》上的论述有看法，从而影响到对全稿的评价。W编辑还说书名亦有不妥，既称“概论”，则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原稿却未涉及云云。这令我殊感无奈。于是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友人的介绍下，将书稿送到一家省级S出版社。谁知这一回遇上了不死不活的局面，因该社还在闹派性，两派对是否采用拙稿持不同意见，于是搁置两年有余还是难作定论。这一拖，就到了1983年，巧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学术丛书”，由主持上海分社的王元化先生统筹其事。王元化先生派编审姚芳藻女士来将我的书稿要了过去，并特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叶笑雪老先生来审稿。叶先生对佛学深有研究，承其对拙稿作出肯定的评价，于是王元化先生决定将拙著列入丛书。我的书稿本来取名《因明学概论》，含有自谦的成分，既然商务印书馆W编辑对此颇有微词，我就只好收起谦逊，改题为《因明学研究》了。拙著于1985年出版，叶笑雪先生还为拙著写了书评，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其过誉之辞令我汗颜。“中国学术丛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规格甚高的丛书，正如你所列的，它收入了熊十力、吕思勉、柳诒徵、伍蠡甫、陈登原等诸多大家的名作，拙著得以忝列其中，事出意外，实乃“毋望之福”也。

拙著成稿于20世纪70年代，限于我当时的学识水平和思想状态，1985年版的《因明学研究》存在不足之处甚夥。如陈那新因明同、异二喻的合式归纳和离式归纳，是陈那的创新，我却将其与穆勒因果五法作简单比附，还做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点我早有反省，所以我在撰写由王雨田主编的《归纳逻辑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的《印度因明中的归纳理论》一章时，就作了自我修正。1994年由台南智者出版社出《因明学研究》的中国台湾版时，我将上述错误在书中正式作了修订。还改掉了一些大批判式的言辞，这是我受“文革”思潮影响的表现，仅管我在“文革”中是受迫害者，亦难免受时代风气之薰陶。但仅在该版上作了修订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一直怀着再出修订版的愿望。1996年初，东方出版中心（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重印《因明学研究》，印数达一万册之多，但社方事先未及与我商洽，使我遗憾地失去了一次修订的机会。后来承出版社惠允，在销完这批重版书后再出拙著修订本。为此我即在已作过初步修订的中国台湾版的基础上再加修订，还在有关章节（如第三章、第四章）里加了若干必要的注释，以回应某些批评。还对附录中的《正理经》译文和注释也作了一些修订。这是第二次修订了，这次修订工作早在1998年即已完成，但直到2002年修订本才得以出版。十年后，我年届80，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和赵昌平总编辑的盛情邀稿，我将部分旧作整理成一部《佛教逻辑研究》，其中第二编《佛教逻辑学》即是在《因明学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新增五章（从原书的九章扩充为十四章），而且对原文又作了一次内容上和技术上的修正。这可以说是第三次修订了，也是修订量最大的一次。

释答2：1979年8月，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通县召开，来自全国的230余名逻辑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沈剑英先生当时提交的交流材料就是《因明学研究》一书的原始打印稿，此稿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他也因此被选为第一届中国逻辑学会的45名理事之一。a杜国平主编：《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的历程：中国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90页；沈剑英：《舒眉任笔酬：我的因明研究回顾》，《因明》第2辑。

《因明学研究》以《门论》和《入论》为主要依据，征引唐初诸疏，“从横剖面探讨因明的体例规律、推理格式和立言过失等等，并与西方传统逻辑作比较研究，以明二者异同”。b沈剑英：《因明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说明。以西方逻辑为参照进行因明学的研究，这是近代以来汉传因明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因明学研究》中，沈剑英先生既承接了这一研究思路，又着意分析西方逻辑和因明的不同之处。比如，在以三段论解释三支论式时，他一方面认为“宗”和三段论的“结论”相当，另一方面指出二者不但在形式结构上的地位不同，而且意义也有分别，这是因为因明的产生是基于古印度宗派之间激烈的争诘，因明的论式贯穿了“立”与“破”的精神。具体而言，“宗”是立敌双方所争的论题，具有“违他顺自”的特点，这就和三段论的“结论”不同。温公颐先生指出：“这样的解释，既说明了因明的逻辑共性，即逻辑科学的全人类性，同时又说明了因明的逻辑特性”。c温公颐：《温序》，沈剑英：《因明学研究》。

背景3：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汉传因明史上或简称“大小二论”。“大小二论”是玄奘据梵文翻译的译本，也是自有唐至民国期间汉传因明研究的经典文献。沈剑英先生拓宽了汉传因明的文献范围，使得更多的古印度因明文献能够为学界所了解。

问题3：在拓宽汉传因明的研究文献范围方面，沈先生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问3：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迻译《正理经》，二是迻译《遮逻迦本集》第三编第八章。这两种古印度的逻辑文献是研究印度逻辑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却未见有汉译本问世。

《正理经》是古印度婆罗门教六大正宗之一的正理派的根本经典，也是印度逻辑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世界上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在我国却无汉译本问世。所以我在1983年夏天，据日本学者宫坂宥胜的日译将其转译为汉文。由于《正理经》文简义奥，所以我又译出富差耶那《正理经疏》中的部分注疏，以资参考。《正理经》汉译本作为《因明学研究》的附录于l985年面世。由于我的汉译本是国内最早的译本，所以1987年中国台湾华宇出版社将其收入“世界名著译丛”第21册《印度佛学论集》之中。后来我又将宫坂宥胜的《〈正理经疏〉研究·序论》一文也翻译了出来，有裨于学人研读《正理经》。

《遮罗迦本集》是古印度的一部医书，遮罗迦是大月氏贵霜王朝时代的名医，他主张医生要学点逻辑，所以他在《遮罗迦本集》第三编第八章中专门讲了“论议的原则”，共有44目。这部分内容是遮罗迦所整理的流传于印度当时（约2世纪上半叶）的原始逻辑方法。《遮罗迦本集》流传至今有多种版本，各本异文互见，差别很大。日本著名佛教哲学家宇井伯寿对此作了校订并译成日文。我即据宇井氏所译，于1997年春将其转译成中文，并据产生于与《遮罗迦本集》差不多同时代的《方便心论》及稍后的《正理经》《正理经疏》《如实论》等古印度的逻辑文献作了委细之比较研究。实际上，这已是论译结合的长篇论文了。因篇幅较长，搁置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后发表在中国台湾《正观》杂志1999年3月出版的第8期上。现今我已将其收为《佛教逻辑研究》的“附论一”。

我认为《正理经》和《遮罗迦本集》中论议的原则一章是因明研究者必读的印度逻辑古文献，它可以帮助我们溯源和厘清因明发展的脉络。窥基《因明大疏》说：“刼初足目，创标真似，爰暨世亲，咸陈轨式，虽纲纪己列，而幽致未分，故使宾主对场，犹疑立破之则。……陈那……于是覃思研精，作《因明正理门论》。”这段话概括地阐明，陈那的新因明源于世亲，而世亲的因明汲取了足目及其后学的部分逻辑学说。如世亲《如实论》中的因三相说，即是正理派后学最早提出来的；他所列举的三类十六种误难，是对《正理经》所说二十四种误难的刪订和增补；他所胪列的二十二种堕负，更与《正理经》所列几无二致。陈那则在世亲的基础上对因三相作了全新论述，构建成新因明的学说，还删除了二十二种堕负，对世亲的三类十六种误难也作了改革，成其十四过类说，等等。所以要弄清楚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必需从原始文献中去理出头绪。

释答3：作为印度“因明之源”的《正理经》，“在印度是很重要的一部典籍，它不但贯穿整个印度因明史，而且还能让我们知道古印度的论难方式。”a释刚晓：《正理经解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前言。《正理经》现有三个中译本：沈剑英本、刘金亮本，b参见《灵山佛学研究会论文选》第1集，2003年。以及姚卫群本。c姚卫群编译：《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983年夏，沈剑英先生据日译本《正理经》转译成汉文；1985年《因明学研究》一书出版时，附录即《正理经》的汉译本。2013年《佛教逻辑研究》出版时，作者又根据姚卫群和刘金亮的译本进行校订，校订本《正理经》系《佛教逻辑研究》一书的“附译一”。在中译本《正理经》的注释中，沈先生“引译了富差耶那的《正理经疏》中的一些注释”，d姚南强：《潜心之作，嘉惠后学——沈剑英先生〈佛教逻辑研究〉述评》，《古籍新书报》2013年8月26日。《佛教逻辑研究》的“附译二”即汉译《〈正理经疏〉研究·序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释刚晓的《正理经解说》一书中，解说的经文依据是刘金亮译本，附录则是沈剑英译本。“二经一说”的著作结构，为人们在对照、比较中理解经文的含义提供了方便。《正理经》的基本内容是十六句义，或称十六谛。（1）量：获得知识的手段和方法。（2）所量：认识的对象。（3）疑：疑惑。（4）目的。（5）见边：即实例，指由已知的一边，推测未知的一边。（6）宗义。（7）论式：指正理派的五支作法，“其实五支作法不单单是正理派的，当时好多派都是用的五支作法，甚至佛教也是。”e释刚晓：《正理经解说》，第4页。（8）思择：推理论证。（9）决断。（10）论议。（11）诡论议。（12）坏义。（13）似因。（14）曲解。（15）倒难。（16）堕负。

《遮罗迦本集》第三编第八章，有两个中译本：沈剑英本和肖平本。沈剑英先生的译本系根据日文版转译成中文的。肖平先生的译本题名是《遮罗迦本集·论议道轨》，它系根据梵文译成中文的。为了与梵文进行对照，作者“采取逐字翻译并加注释的译注形式”。f肖平：《〈遮罗迦本集·论议道轨〉译注》，肖平主编：《珠玑古巷论因明——首届全国因明学培训班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为印度逻辑史上最早的重要文献，“遮罗迦将古印度的逻辑称作论议原则（亦译论议道），从遮罗迦所列的44个项目来看，当是印度逻辑文献诸系统中最为原始的。”g沈剑英：《佛教逻辑研究》，第578页。44项论议原则，包括：论议、实、德、业、同、异、和合、宗、立量、反立量、因、喻、合、结、答破、宗义、语言、现量、比量、传承量、譬喻量、疑惑、动机、不确定、欲知、决断、义准量、随生量、所难诘、无难诘、诘问、反诘问、语失、语善、诡辩、非因、过时、显过、反驳、坏宗、认容、异因、异义、负处。这些原则涉及逻辑、知识论和论辩术，“与可能稍后产生的《方便心论》所阐述的逻辑学说，基本上属于同一体系，有时连论列也相同。”h姚南强主编：《因明辞典》，第69页。

背景4：唐代是中国因明研究的巅峰时期。在玄奘大师的影响下，涌现出一批研究因明的学问僧，包括净眼法师等。净眼撰写了三种因明著作，其中两种，即《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抄存于敦煌藏经洞。写本虽于清末即已出土，但由于写本系被佚名书法家以草书抄写，不易辨识，故以往研究者甚稀。2002年，杭州华宝斋书社出版了沈剑英先生“破译”敦煌因明的著作《敦煌藏经洞之净眼法师因明论疏写卷》。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一书，沈先生进一步对抄存于敦煌的因明文献作了深入论释和校订。

问题4：请沈先生谈一谈敦煌遗书中有关因明文献的情况。

答问4：关于敦煌遗书中有关因明文献的情况，我在《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一书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概略的说明请参阅拙著中《敦煌的因明写卷》和《敦煌写卷出土的意义》两节。

释答4：出土文献研究是因明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侧面。敦煌遗书中的因明文献，在当代因明研究史上处于薄弱状态。钟东教授在《因明古籍叙要》一文中附有敦煌因明古籍目录，计5种：《因明入正理论》一卷，S.4956；《因明入正理论义疏》，P.2063b；《因明入正理论略抄》，P.2063a；《因明正理门论本》，P.3292a；《因明论三十三过》，P.3024b。他指出：“此上之敦煌遗书，可与传世诸本，加以比照。”a钟东：《因明古籍叙要》，肖平主编：《珠玑古巷论因明——首届全国因明学培训班论文集》。相对而言，沈剑英先生在《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的因明写卷之介绍更加具体。他介绍了7种文献。（1）《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残本，唐文轨撰。该写卷于20世纪初被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收走，现藏伦敦英国图书馆，编号S2437。（2）《过类疏》短片，唐文轨撰。“过去将此断片拟为《因明入正理论疏释》，不确。”b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页。该断片是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三卷中释十四过类中的第五可得相似和第六犹豫相似的部分文字。（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唐净眼撰。该写本除了诠释《入论》的一些问题，更多是对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提出批评和进行补充，“体现了奘门弟子研习因明时善辩的学风”。c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8页。（4）《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唐净眼撰。“《后疏》除随《入论》文句诠释外，还对现、比二量和十四过类作了专题阐说，这是颇不寻常的。”d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8页。该写卷于20世纪初被斯坦因收走，现藏伦敦英国图书馆，编号S2437。（5）《因明论三十三过》一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P3024。（6）《因明入正理论》一卷，现藏伦敦英国图书馆，编号S4956。（7）《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摄》残卷，“此写卷当产生于宋以后。”e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11页。上述7种文献，为汉传因明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尤其是有关净眼的因明疏抄，因为“净眼所撰的三种因明疏抄早在唐代后期即已不传于世，流传日本的这三种疏最晚至南宋时亦先后散佚。”f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第12页。

背景5：沈剑英先生除了在华东师范大学招收研究生，讲解因明之外，还先后到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戒幢佛学研究所、广东尼众佛学院、香港大学、台湾南华管理学院等地教授因明。

问题5：针对想学习因明的青年学子，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问5：研习因明首先应该研习原典，但陈那的《正理门论》很难读懂，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也不容易读，现在已出版了几种讲解大小二论的书，可供参考。切勿因畏惧原著的艰深，视其为道旁苦李，而只读二手资料，因为二手资料所论述的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会起误导作用，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反而会使研习者堕入五里雾中。

经典文献是需要沉下心来细细研读的，不可急于求成，仅凭一知半解即遽下断语，未免过于轻率。另外，知识具有历史积淀的性质，做学问的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高更远，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对前人的某项研究成果轻易地作总体上的否定，妄说前人全都错了，唯我独是。本来，在学术研究中不泥旧说、自创新见是应有的学术品格，但需要有翔实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来支持。

释答5：大小二论是汉传因明的经典之作。近现代以来诠释二论的著作，举其要者如下。《门论》类：（1）《因明正理门论校疏》，丘檗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书，这是一部完整注疏《门论》的著作。（2）《因明正理门论研究》，巫寿康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3）《〈因明正理门论〉直解》，郑伟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4）《因明正理门论译解》，沈剑英著，列入“真如·因明学丛书”，由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入论》类：（1）《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陈大齐著，由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出版。该书原为作者在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讲授因明课的讲义。后列入“真如·因明学丛书”由中华书局2007年再版。（2）《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澂著，张春波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该书原为吕澂先生1961年在南京佛学班上的讲稿。（3）《因明入正理论释》，周叔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4）《因明入正理论导读》，李润生著，1993年香港博益出版社出版。（5）《汉传因明二论》，刚晓著，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唐窥基撰、慧沼续《因明入正理论疏》，或称《因明大疏》《大疏》。“本疏内容丰富，几乎涉及因明的所有方面，成为汉传因明的纲领性著作。”a姚南强主编：《因明辞典》，第106页。近代以来，有关《大疏》的研究著作时有出版，这些著作，对于理解《入论》以及整个因明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择其要者如下。（1）《因明入正理论疏节录集注》，梅光羲著，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2）《因明大疏删注》，熊十力著，1926年出版。“本书系熊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因明学的讲义，删注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为治因明之津梁。1926年由北大印成讲义，并于同年7月经熊先生稍加修订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b《因明大疏删注·题记》，熊十力：《唯识学概论·因明大疏删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3）《因明大疏蠡测》，陈大齐著，1945年由书商于重庆铅印出版；后收入“真如·因明学丛书”由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4）《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郑伟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在阅读因明经典文献的过程中，熊十力先生关于《因明大疏》的“读法”建议值得借鉴。他说：“读者必须心气澄定，方可悟入。”“初读不了，勿便置之，一往直前，了一义便记取一义，于所不了，但知存疑。如此读竟，又往返数番，则凡宗庙百官之富美，莫不尽见。”c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附读法二则》，熊十力：《唯识学概论·因明大疏删注》。关于读书过程中的“存疑”和解疑，他另有阐述：“每读一次，于所未详，必谨缺疑，而无放失。缺疑者，其疑问常在心头，故乃触处求解。若所不知，即便放失，则终其身为盲人矣。学问之事，成于缺疑，废于放失，寄予来学，其慎于斯。”d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撰述大意。至于“触处求解”，王元化先生这样解释：“这四个字说的不仅是反复思量，查阅有关参考书，而且也包括把问题和实际联系起来去追究，去推敲，以便使书中窒碍皆去，脱尔神解。”e王元化：《序：读熊十力札记》，熊十力：《唯识学概论·因明大疏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