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时代文化发展，要求僵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单一的运行机制向灵活多样的文化治理机制转变。文化治理机制在文化治理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科学地运用好这些机制，才能找到文化治理的有效路径，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

一、文化治理机制：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机制”反映的是双方乃至多方的耦合作用关系，单一的人或物不能形成“机制”。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从物与物的关系上讲，“机制”是指机器或生物机体的内外构造、功能以及这些构造、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上讲，它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运行、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在过程、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规律。可见，“机制”是动态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存在要件和运行原理，当某系统的机制僵硬，势必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文化治理机制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治理机制、社会治理机制等，这是由文化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化是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器物与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复合体，文化治理机制就是这种复合体的多向运行方式和作用机理，它反映了公共文化事务或公共文化活动场域内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影响方式的安排。文化治理机制是国家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其他治理的价值取向。

首先，文化治理机制决定文化发展方向。多元化文化治理主体在一定的系统内相互作用，其作用形式不同、影响方式不一，就会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不同的治理机制就会制约文化的发展向路。故此，在文化治理过程中，为了保证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多种机制的综合运用，因为“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与世隔绝、自成一体且对世界变化无动于衷的实体。在预感或引起世界变化后，文化常常对它们进行综合，以显示一个社会的精神、愿望和挫折，一个时期的进步或倒退，一个人群的渴望和失望”。a[加]让-路易· 鲁瓦：《全球文化大变局》，袁粮钢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年，第86-87页。文化要表征的是社会某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或精神状态。对文化治理机制做适当的调整，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激发社会的正能量。如网络治理机制注重文化治理的整体性，它既包括文化的生产治理、消费治理，也包括文化的产品治理、市场治理，还包括文化的制度治理、政策治理等，它充分显示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信任机制偏重文化治理各方的诚实守信原则；行政机制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做出必要的宏观指导和管控；诉求机制能很好地满足民众的利益表达；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其基本要求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b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4页。激励机制是奖优罚劣的根本手段，有利于治理效率的提高；制约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思想在文化发展领域的具体运用；协调机制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和谐性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

其次，文化治理机制决定文化发展质量。从中外文化建设的实践来看，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治理机制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发展水平，僵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必然产生低效的文化生产方式、单一的文化供给模式和贫乏的文化产品。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建设采取了政府统包统办的发展办法，虽然坚持了党管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路线，但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极不匹配，文化的政治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化的经济属性荡然无存。新时代我国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够取得可喜成绩，一系列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一个个文化惠民工程落地生根、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生活化，关键在于科学合理的文化治理机制产生了效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文化发展水平高，能占领文化发展领域的制高点，也主要在于探索出一套适合本国文化发展的治理机制。美国能激发民众的文化参与热情，将参与机制、激励机制、制度机制充分发挥，使之成为世界头号文化强国；英国能很好地将行政机制、创意机制、社会捐赠机制结合起来，从而打造为特色鲜明的文化强国；法国能综合运用行政机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文化学习激励机制等进行文化治理，进而使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文化国度享誉全球。

再次，文化治理机制决定文化发展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文化软实力就是指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一表述的优点在于抓住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与重点，其不足之处在于有欠全面，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指向不明。如果进一步展开，文化软实力包括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和亲和力，文化传播的持久力和影响力。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是外部力量强加而为人们被动接受的，而是主体心折首肯的结果，要达到这一效果，最主要的是通过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力量，建立起满足民众利益需求的各种机制，进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高，靠的是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等要素的综合发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由政府、社会、公众等组成的网络系统，要使该系统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运行态势，就必须在政府、社会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作用机制，不断调整政府、社会及公众之间的关系。持久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仅取决于文化本身的品质，而且更重要的涉及文化传播主体、传播平台、传播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最后，文化治理机制决定文化发展政策。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任何文化政策都是社会的文化实践诉诸于文化理论的必然产物。文化实践具有时代性、民族性、效用性与目标性，文化政策也具有时效性、地域性、功用性和目的性。从文化管理转向文化治理，不单单是时间维度的目标转换，更重要的是完成目标所要构建的机制创新，新的治理理念需要治理机制付诸于实施，文化治理机制的内生性原理必然产生相应的文化发展政策。文化治理机制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制定文化政策的繁琐性和细致性，它是一个逐步完善并细化的过程。如文化产业治理机制就包含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资本投入与营运机制、市场规范与监管机制等，由此，文化产业治理政策的制定就要牵涉到文化人才引进与待遇政策、文化技术创新与产权保护政策、文化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再如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机制就包含了资金投入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人员保障机制以及调节改进机制等，与此相对应的就会形成资金投入保障政策、项目规划实施政策、人力资源供给政策和绩效评估办法等。所以，文化治理机制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中起着重要的反馈和修订作用。

二、文化治理机制类型：内涵及运行机理

文化治理的实践性要求赋予了文化治理机制的操作性特征，根据现实社会的文化治理实践，可以把文化治理机制归纳为八大类，即前面已经提及到的网络机制与信任机制、行政机制与诉求机制、市场机制与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与协调机制。只有掌握了各类文化治理机制的基本内涵和运行原理，才能整合各类文化资源，调动各种文化力量，发挥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作用，形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一）网络机制与信任机制。网络机制中的网络是借用了“互联网”的含义，网络治理机制并非指互联网的治理机制，而是把文化治理作为一个系统或组织，这个系统或组织的各个组成成员共享文化资源、共担文化风险、共负文化责任、共沾文化利润。它所阐释的是文化治理中的单位和个体在更大系统中的互动关系。网络世界的最大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因而形成了多中心的虚拟世界，同理，文化网络治理机制所呈现的也是多中心治理形态。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主体、对象以及区域各异，加上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和文化市场行情的不确定性等，必然要求由原来以政府为中心的运行机制转向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志愿者和个人组成的网络组织。在这个巨大的网络组织中，各位参与者都是平等的，都是基于一定的行动规则，通过对话或协商形成多种治理机制。在法国的文化治理过程中，就采用了公共文化部门与企业合作的混合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和特许运营机制。混合经济体的运行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发挥各自优长，参与图书馆、博物馆、剧院、游乐场所等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使地方政府丰厚的资金、私人部门高效的管理、公共部门恰当的调控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特许运营机制就是将政府的公共文化事业外包给文化企业经营，双方以合同的形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就很好地体现了企业或私人部门的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政府公共部门的监督、干预等权力边界也非常明晰，有力推动了公共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果说文化治理的网络机制是个大系统，那么信任机制就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它体现的是主体双方建立在“相信”基础上的托付关系。一个文化治理系统需要规则、制度等理性要素，它是建立平等、和谐秩序的前提，但是任何理性都是有限的，由此导出的政策制度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它也需要情感要素发挥作用。在社会分层结构发生变化、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多样化的社会变革时期，制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尤其是那些要解决具体需求的民众，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茫然地陷入“塔西佗陷阱”，更不用说通过民意来解决问题。就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感到信任问题是当前治理过程中最为棘手的事情。在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看来：“即使为数很多的公民在官员劝导下参与了决策，事情也并不一定就轻松了。据一些批评者观察，公众和行政官员之间相互不怎么信任，至少是在参与开始的时候。”a[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没有合作就只能是利益各方打自己的“小算盘”，其结果是各自的小目标完不成，系统或组织的大目标也化为泡影。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形成凝心聚力的组织文化。当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提高了，消除了部门或集团的私利隐患，公信力增强了，在全社会形成了讲诚信的好风气，“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b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3页。增强了，信任机制的建立就会指日可待。

（二）行政机制与诉求机制。无论哪方面的治理，政府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可或缺，但是在风险日益增多、各类资源流动性大、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单靠政府的行政指令来进行文化治理，显然是势单力薄，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文化治理的行政机制就是政府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之间进行互动的方式。国情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其行政机制就会不同。如美国的各级政府没有从事文化管理、社会管理的职能，且社会组织相当发达，所以，社会组织、企业等在文化治理中起很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定了文化的发展道路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党和政府在文化治理中处于领导、调控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就能无拘无束地越位、错位或缺位，政府是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文化市场的监管者。它是通过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来保证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行。当下，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内的文化治理滞后于经济治理、生态治理，因此，制定科学、合理、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行政问责条例就显得日益迫切，以此改变一些地区政府治理水平不高、效率偏低、职责不清、权责脱节等弊端。

文化治理中的诉求机制是指社会组织、企业、私人部门、个人等，通过一定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愿望、要求的方式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富足的物质生活，更向往多彩的精神生活，其参与愿望、利益表达愿望、利益维护意识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烈。有调查显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排序前三位的是：基础设施落后或缺乏、群众文化活动举办次数少、公共文化资源宣传力度不够。c江畅等主编：《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5—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页。但是单靠这种问卷调查来了解民众文化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常态化的诉求渠道，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工作统揽文化领域的信访工作。既要运用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来满足民众的利益表达，又要注重发挥现代科技手段来提高办事效率。虽然我国网民已超过7.5亿，但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率还很低，近五年来总是徘徊在27%—28%左右。上网本身是一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互联网+”已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增长点，同时利用网络可以充分了解民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事实上网上受理、网上回复、网下办理、网上反馈的工作机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广东省在建设文化强省过程中，充分发挥网络的技术优势和网民的聪明才智，动员社会各种力量献言献策，采纳各种提案达1500余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三）市场机制与激励机制。文化市场通常是指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与此相应地，文化市场机制就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机制、文化服务市场机制和文化要素市场机制，这三者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文化产品市场机制是建设现代高水平文化市场体系的前提，文化服务市场机制是搞活文化市场的中间环节，文化要素市场机制是壮大文化市场的关键。文化产品的供需脱节仍然是我国文化市场领域的主要矛盾，故而文化领域也存在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真正使有效供给成为拉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有力杠杆是解决供需矛盾的有效举措。一方面，要稳定图书报刊、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娱乐动漫等传统的文化产品市场；另一方面，要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在加强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的融合中打造新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市场机制建设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文化产品交易平台、文化产品流通渠道、文化产品配送形式等。真正成熟的服务市场机制应该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融为一体的、网络化的销售与交易及流通体系。文化要素市场主要是指文化资本市场、文化产权市场、文化版权市场、文化人才市场、文化技术市场和文化信息市场等。文化要素市场机制运行的合理性性与灵活性取决于它们与文化资源相融合的科学性和深度化。

激励机制在文化治理中起着重要的催化和促进作用，它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加速器。它包含参与文化活动的激励机制、拉动文化消费的激励机制、文化资本投入的激励机制、文化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等。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场所以及文化硬件设施等都是文化发展的必备条件，但仅仅停留在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上还不足以称其为文化发展，文化发展的实质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消费文化产品，去感受与体验，获得意义。一般来说，“文化设施越齐全的地区，公众参与文化生活的意识越明显；文化设施越匮乏的地区，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意识越薄弱。”a江畅等主编：《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5～2016）》，第245页。由此，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与文化基础设施有关。除此之外，健全的文化活动制度、科学的文化活动内容、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形式等也会提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文化产业占GDP比重的2/3是由文化消费拉动的，我国城市文化消费的比重比农村高，东部发达地区文化消费比重比中西部地区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收入高低直接影响了人们文化消费的占比。鉴于此，在增加民众经济收入的同时，探索文化的免费消费、廉价消费、甚至是奖励性消费等形式显得非常有必要。与扩大文化消费紧密相连的是文化资本的投入，其有限性依然是制约文化发展的瓶颈。文化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引擎，因此，搭建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创建创新团队、选拔领军人才等都有利于文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正常运转。

（四）制约机制与协调机制。制约机制是指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限制与约束而形成的有序化、规范化的运行方式。其中有关法律、政策与意见办法等是核心内容。如我国相继出台的《著作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等。这些法律层级高、约束力很强，对于不平等的市场竞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地方政府在文化领域不作为以及乱作为的行为，可以起到直接的追责制裁作用。另外诸如《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等，它们的层级相对不高，主要起到引导、规范的作用。除此之外，经济杠杆和行业自律也能发挥较好的辅助性约束效果。如投资、税收、价格、利润等调控手段更能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文化治理领域的行业自律几乎被各国采用，当一个国家的行业协会组织不太成熟，相关阻滞因素还无法完全消除时，实行行业自律与法治联动治理、政府职能部门与有关行业组织联合治理，也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方法。

文化治理的过程就是解决文化矛盾的过程，文化矛盾最主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平等协商，所以，要使文化治理取得成效，协调机制的运用必不可少。文化治理中的协调机制就是文化参与者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协商调解文化矛盾的方式方法。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各方总是有着美好的利益期待，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及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又很难达到预期目标。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可以看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问题。”a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页。有效的协商机制有助于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技术、文化信息的重组、共享、优化与流动。协调的主导者是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它们可以充分利用政策法律法规及公信力去充当利益冲突的仲裁者、规章制度的解释者和系统秩序的安排者。文化治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矛盾、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矛盾、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矛盾、城市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矛盾、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文化发展的矛盾等。要解决好这些矛盾，需要协调者以相关法律制度为准绳，与治理系统中各成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严管，何时又要适度放松管制，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其协调机制中最为根本的治理方法。

三、文化治理路径：综合创新与系统治理

文化治理机制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文化治理路径的综合性、系统性与创新性。这就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思想为指导，把握文化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抓住文化治理的关节点，保持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性发展，实现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树立文化治理整体观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首先，达成价值共识，推动多种积极因素协同发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吸收了世界上发达国家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指路明灯。为此，其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制建设之中。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应然判断，并不具有强制效力，只能凭借人们的道德水平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当以法律制度来赋予核心价值观神圣地位和崇高使命时，其实然判断的现实魅力必将凸显出来，对其敬畏之心定会化为力量之源。其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b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决定文化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进行“四个伟大”的任务更加艰巨，各种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甚嚣尘上，它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消磨了人们的意志。因而有必要从理论上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使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紧紧团结在一起。其三，集结社会多种力量投身于文化治理的实践活动。文化治理机制的运行方式告诉我们，文化治理既有国家与政府行为，也有社会与个体行为，其治理客体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如果事事依赖政府，就极有可能回到“统包统办”的老路上去；如果仅仅依靠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如果单凭个人力量，就有可能失去约束而滑向自由主义。鉴于此，需整合一切积极因素，分工合作，协同努力。

其次，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c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它是我们进行文化治理的根本性前提。由此，其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保护是转化的基础，发展是传承的升华。如果毁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毁掉了自己的血脉、破坏了自己的基因。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甚至大肆挞伐的有害做法，其教训是深刻的。其二，传承好革命文化，使之为文化治理提供精神力量和方法论指导。革命文化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才有了强大的政治定力，才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再到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无不谱写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篇章。其三，掌握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道德操守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旗帜、是方向，也是动力与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领航导向。

第二，以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为突破口，树立文化治理国家主导观念，提升政府文化治理调控能力。

首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政策制度体系。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存量与增量改革并举的新时代。对此，其一，进一步理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关系，提高治理效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9页。形成分工合理、协调有序的大部门行政管理体制。其二，进一步完善文化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法规。我国的文化政策法规多且比较齐全，但对于文化发展的前沿领域、有待加强的领域，其政策制度的制定相对滞后，如文化创意政策、版权引进与出口及保护政策、信息与网络文化政策等。其三，进一步加强文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设。重文化政策的制定，轻文化政策的落实；重文化政策的宣传，轻文化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这些都不利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文化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是完善文化政策的重要环节，也是调整文化工作思路和方法的重要依据。

其次，探索政府权力构架，实现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委主要管方向、揽全局，政府主要定政策、抓落实。在各种治理中，包括文化治理，“既不能党政合一，也不能党政分开，而是要坚持实行党的全面领导。而党政职能应该分开。党执政是通过党选派自己的党员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掌握实权来实施的。党同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b卢汉龙：《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但是，在某些地区党政职责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为此，其一，科学设置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做到统筹协调与依法治理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治理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治理的特殊治理，其意识形态属性的复杂性对党委的要求更高，其社会环境变化之快，给文化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所以，党委和政府权力机构的设置要体现全局性、整体性、明晰性、法治性和协调性。其二，理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文化治理效果。在文化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但并不能否定社会、企业、私人部门及个人的积极配合与参与作用，拥有权力的“强政府”与它们之间是共同合作的伙伴关系，最终实现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其三，探索治理新方法，提升文化治理效率。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文化产品与消费形式层出不穷，传统的文化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就要求利用好大数据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来掌握文化发展动态，建立起文化信息的传递、沟通、互动、监督、协调及处理机制，尽量减少文化领域危机事件的发生。

第三，以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重点，树立文化治理市场竞争观念，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形成文化市场新格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与成熟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其一，走文化企业空间集聚化道路，提高市场竞争力。小而全的文化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都是很有限的，为了避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紧缺、信息不灵等风险，有必要联合这些中小企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专门化经营。其二，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满足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其三，提高文化政策制度的实用性，发展多层次的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很多文化政策，但对执行具体政策的主体而言，有些人总是感到困难重重，其原因是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只有明确了相关政策的实现目标和实施办法，才有可能发展包括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体系、流通体系、要素体系、行业组织与中介体系、文化市场监管体系等在内的整体性文化市场体系。其次，夯实文化资本，助推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大小决定产业规模，同理，文化产业的规模是由文化资本大小决定的。鉴于此，其一，提供多种形式的扶持途径，发展特色文化企业。很多中小型文化企业规模不大，但其产品有较好的市场需求，为解决其小额贷款难的问题，政府可以开辟贷款“绿色通道”，甚至在企业发展的硬件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其二，广辟资金渠道，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除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外，可以通过贷款贴息、设立投资基金等办法，吸引社会组织、企业、私人部门、个人等投资文化产业，形成多元化、多层级的投融资体制。其三，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提高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要向创意能力强、项目品质高的领域倾斜，它不仅有客观的市场前景，而且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

第四，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为旨归，树立文化福利全民共享观念，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思想，提高人民思想道德水准。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的建设，人民的需要是文化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其一，摒弃“先致富后文化”的观念，实现“五位一体”的整体协调发展。其二，创新文化服务方式，扩大服务的受众范围。文化服务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一直是文化治理的重中之重。应该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普及信息技术知识，提高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率，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三，提升文化产品品质，培养创新潜能。文化服务质量高低是与提供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好坏密切相关的。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有其附加的情感元素和价值指向，每一种文化品牌都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创意技巧。有创意、有内涵、有特色、有品味的文化产品一定是有市场并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它不仅能获得民众的认同感与满足感，而且能潜移默化地锻造民众的高雅情趣，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其次，激发全民参与热情，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为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公益性、共享性、均等性、系统性的原则，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发挥政府的主导和调控作用，调动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其二，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2015年文化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主要目的就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公平竞争机制，实现文化服务项目与民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其三，“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3页。培育高水平人才。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得到人民的喜爱和传承，关键在于有人民的情怀。相反，那些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哗众取宠、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终究不会受到人民欢迎，更不会行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