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强

作者简介：

邵志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会员，常州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地方文史专家组组长。

我和老余结识，超过了半个世纪。50多年的相识、相知、相敬，这样的友谊，为数不多。

当年，我还是个朦胧中的小学生。一天，我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戚介成老师把我带到了工人文化宫文体科，见到了时任科长的老余。原来，工人艺术团的话剧队为了排演话剧《箭杆河边》，需要一个扮演地主儿子小虎的儿童演员，老余委托戚老师帮助物色，戚老师就推荐了我。

后来几个月的排练演出，老余时常关照着我，还特意安排徐导演的女儿徐姐姐照顾我。记得每星期排练两个晚上，一到下午放学时间，徐姐姐就来学校接我，一起到文化宫对面的小吃店吃晚饭，再送我到排练场，结束后再送我回家。在我的眼里，那时候的老余，既是长辈，也是老师，更是大领导。

演出结束，老余亲自到局前街小学找到戚老师表示感谢，他对戚老师说：“这个小赤佬勿错，演戏像模像样，如果将来吃这碗饭，会有出息。”

然后就到了1963年，常州锡剧团创办学馆。经市政府同意，决定招收一批在校小学生当学员，以“振兴锡剧，从娃娃抓起”。老余立刻想起了我，亲自带着几位老师到局小招收新学员。当时老余已经调至锡剧团工作。

戚老师挑选一批同学到大礼堂集合，点名我第一个唱歌。我唱了一首当时风靡全国的“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没唱完，老余打断了我，当即表态：“行了行了，这个孩子我们要了！”说完，他兴奋地向其他老师介绍了我以前演戏的情况。

我的班主任蒋纯老师站在一旁观看，当场着急地上前询问老余：“必须征求孩子家长的意见吧？”老余回答：“那是一定的，必须家长同意，孩子自愿。”

当晚，蒋老师急匆匆赶到我家，向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问：“蒋老师，您的意见呢？”蒋老师直话直说：“孩子学习好，是块读书的料，我不赞成他去。”“那就听老师的，谢谢了！”母亲当场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并严肃地对我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今后，就记住一件事：听老师话，好好读书！”

后来，我知道母亲还专门找到老余，当面说明了情况。据老余说，他当时还极力做我母亲的工作，未果。此乃后话。

老余，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余杰（1933年-2014年），常州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常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军入伍，进入部队文工团，与战友许又知结成伉俪。后转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转业后历任文化宫文体科长、锡剧团学馆负责人、文工团副团长、歌舞团团长、青年锡剧团团长。退休后，参与组建常州华音爱乐交响乐团、爱乐名族乐团和爱乐合唱团，参与组织举办多届“兰陵歌手大赛”和“兰陵音乐会”，成果斐然。

世界就那么大，常州更是那么小。山不转水转，谁料想多年以后，我和老余居然真的走到了一起，成了同事。

我到文化系统报到没几天，时任歌舞团团长的老余就来看我。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能拗得过你，我还是到文化系统来了。”

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老余特地说：“我家老许带信向你问好，过几天她再来看你，她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老许，就是老余的老伴许又知。20世纪50年代末，这座城市还没有少年宫，也没有青少年活动中心，但有一个小学生人人向往的“常州少年之家”，坐落在雙桂坊现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身下，老许时任少年之家主任。我上小学后，被学校选送到少年之家参加朗诵班和舞蹈班活动，经常见到老许，故有此说。

从此，我和老余、老许夫妇有了多年的共事经历。其中，有过许多难忘的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老余顾全大局、勇于担当，56岁挂帅，出任青年锡剧团第一任团长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省级以下所有的专业剧团都不好过。市里所有的剧团，全部属于集体所有制，财政差额补贴，工资人头费用得不到保证，必须自力更生，靠演出挣钱生存。要演出就要投入，排练费，布景、服装、灯光、道具制作费，演出补贴，交通费，各项投入不是小数，剧团捉襟见肘。经过十年动乱，各团人才流失，青黄不接，风光不再，举步维艰。而各地的工作重心，都在发展经济，文化工作相对滞后。于是，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到处一片“砍团”之声。事实上，江苏的剧团，在那个艰难的时期，起码被“砍”掉了三分之一。

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常州戏剧学校却正有一批锡剧专业的毕业生等待着走进专业队伍的大门。这批学员正当风华年少、阵容整齐、行当齐全，几十个朝气蓬勃的演员、成建制吹拉弹奏的乐队、老师们寒来暑往的含辛茹苦、学生们起早贪黑的厉兵秣马，如今要毕业了，何去何从？

如果分配去老剧团，早就有前车之鉴。前些年，常州也曾有过一支戏校整体毕业的京剧青少年队伍，同样风华正茂，踌躇满志，分配到京剧团后没几年，走的走，散的散，所剩者寥寥无几。因为剧团的根本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生存实在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前途渺茫。

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应该成立全民所有制剧团，由政府负责艺术人才的饭碗问题，让他们专心致志地繁荣艺术，心无旁骛地振兴锡剧！经过艰苦努力，1989年，常州历史上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剧团——青年锡剧团终于成立了。当时的省文化厅厅长王鸿为此赞叹：“到处一片砍伐之声，唯有常州独出新苗，高瞻远瞩啊！”当时的常州市长曹锦成和副市长陈三林交给了文化局一个任务：倍加珍惜，任重道远，选一个好团长！

党委再三斟酌，选定了老余。老局长陈东期和我一起与老余谈话。

老余自嘲道：“穆桂英53岁挂帅重披战袍，我已经56了，就怕力不从心。”

陈东期列举了老余的优势：一是有20世纪60年代培养锡剧团学馆学生的经历，熟悉锡剧，有感情，有经验;二是有多年当团长的经验，酸甜苦辣，深得其中三昧;三是为人忠厚仁善、公正民主、以身作则、资历深厚;四是这些学生在校时，老余就当过他们的兼职老师和乐队指挥，乐队的毕业作品就是老余指挥的二胡协奏曲《新婚别》;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只要是组织决定，老余从不推托，这是他几十年的行事风格。

这样的风格，是继承了他母亲的基因。

老余祖上是大户人家，先祖余保纯曾任广州知府，协助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史上有名。原北直街有新都剧场（现天皇堂弄小区），那附近一片都是余家祖产。老余母亲相夫教子，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决定将绝大部分房产捐献给了新政府。老母亲审时度势，紧接着又把两个儿子送去当了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文革”时，老母亲把家传留作纪念的古董全部砸碎烧毁，以绝后患，也为了子女后辈轻装上阵，没有包袱。老母亲在重大关键时刻，都用自己睿智果敢的实际行动，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安全、稳定、幸福的绿荫，也给老余留下了一条训育：听组织的话，不会错。

就这样，老余带领汤亚娟、朱正敏、史杏媛等，组成了核心团队，办起了青年锡剧团。一群学生娃娃，一切从零开始，创业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个过程，遇到了多少困难，碰到了多少问题，可以写一部大书，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

想起一个画面：1990年初，春节前夕，陈东期局长和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带着一头宰好的猪，到当年广化会场青年锡剧团的住地去慰问孩子们。看到孩子们都住在地下室里，生活、练功、排戏的条件异常艰苦，在场的人们都说不出话来，局长和书记都流泪了。倒是老余爽朗地说：“没事没事，一切都会过去，面包会有的！”老余还带领孩子们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振兴锡剧，为常州争光！”快30年了，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苍天不负有心人，青年锡剧团以《杨门女将》《宝莲灯》惊艳亮相，赢得业内和市民一片赞誉。紧接着，创作演出了现代锡剧《血色杜鹃》（后更名《杜鹃红》），先后获江苏省第四届锡剧节、省首届戏剧节优秀演出奖剧目奖和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十项大奖;现代锡剧《七部桥》又获江苏省第五届锡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多项大奖。剧团正是辉煌时，老余退休了。

老余终于有暇，又挥起了他一生钟爱的指挥棒，为这座城市的音乐事业奔波忙碌。我曾应邀去他一手组建的爱乐交响乐团排练场，几十位志同道合的演奏员，利用业余时间，一曲又一曲地奏响那些经典，乐此不疲。老余甩着长发，指挥全局，抑扬顿挫，陶醉其中。我确信：此刻，老余是幸福的。

以后的十多年，我们经常见面叙谈。几颗烟，两杯酒，酣畅淋漓。老余十分健谈，天下大事、业内新闻、过往经历、未来畅想，无所不包。当然，也会聊起老许的身体，儿女的成长、成熟。我也很确信：老余是满足的。

2014年五一节刚过，突然得知老余因病去世的消息，我匆匆赶到他家去跟他作最后的告别。

就在一个多月前，我还去看望他们夫妇，在他家吃了便饭。我因为感冒初愈，没有喝酒。他说，南京的二女儿晓玉孝敬了他一瓶15年的茅台酒，等我完全康復，一起把它干掉！如今，酒未喝，人已走，一去不复返。

老余，一生酷爱音乐。他的生命，也宛若一首乐曲。

人虽离去，那优美的旋律，却依然余音绕梁，回旋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