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龙

恩格斯在谈及费尔巴哈时，认为费尔巴哈曾经成为他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桥梁。“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然而，费尔巴哈何时进入青年马克思的视野，引起青年马克思的关注和崇拜，又在何时因何与费尔巴哈产生分歧，马克思又怎样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完成世界观转变，创立新哲学？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因各人研究视角差异，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成熟程度的判断不同，无法达成共识。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研究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一部关键性著作，西方学者有“顶峰论”和“断裂论”的争论，b参阅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编译说明”。国内学者则有“不成熟论”和“基本成熟论”“成熟论”的争论。c参阅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6-127页；赵家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6期；王东、王晓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版本结构新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刘秀萍：《“异化劳动学说”对“人本学”的超越》，聂锦芳编：《“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41-154页。最近，笔者读英国学者大卫·利奥波德（David Leopold）所著《青年马克思》一书，引发对上述问题新的思考。

一、青年马克思何以产生对费尔巴哈的敬慕崇拜

英国学者大卫·利奥波德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作品有着广泛的了解。马克思早期作品中多次提到费尔巴哈中期作品的代表作。二人思想的相似性突出表现在关于基督教和宗教的观点、对思辨哲学的论述、对科学方法的评论等多个方面。

有资料表明，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就参考过费尔巴哈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但是，从博士论文的整体来看，很难发现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的痕迹。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真正影响马克思始于《莱茵报》时期。其时，马克思在实践中碰到与黑格尔法哲学相矛盾的重大难题，即所谓需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正当苦闷之际，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名言“神学就是人类学”说明“神性和人性是一样的”，基督教中的上帝集关键的人性特点于一身，这些特点“从个体的局限中提炼出来”，似乎是独立于人类的一种客观存在。正是这一思想启发了马克思。40多年后，恩格斯回忆这部书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它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使之直截了当地重新登上哲学的王座，“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5页。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书信也印证了恩格斯的说法。1842年2月，费尔巴哈发表《论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评判》。马克思在1842年3月20日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曾拼命追随《末日审判的号声》式的笔调……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4月中旬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寄出。我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27页。说明马克思在文风和观点两方面都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d《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页。可见，马克思一开始便对费尔巴哈持有保留态度，但从信中依然可见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回应。拉宾认为，此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区别在于：“与费尔巴哈相比，马克思之所以前进了一步，是因为那时青年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活目标上已经胜过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研究新的理论，在制定新的理论之前不参加实际斗争。而马克思没有这种分离现象。思想与行动的统一，用思想来指导行动，这就是他在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原则和目标。”e[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7页。

《莱茵报》查封后，马克思退回到书房，将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颠倒”原则用于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其理论成果就是1843年夏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说：“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f《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马克思受费尔巴哈这一思想的启发，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本身也是把主词和宾词作了颠倒，只有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再次颠倒过来，这样才能获得真理。马克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与之相反”。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邀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撰稿批判谢林的唯心主义。信中说：“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建立法德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也必然是第一批支持实现这一联盟的事业的人之一。……您的任何稿件都是我们最为欢迎的”。g《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1页。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在《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采纳了费尔巴哈对犹太人及其宗教问题的观点，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关系的思想，从宗教问题着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和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深入探索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把他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寄给费尔巴哈，并致信费尔巴哈，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认为这两部著作的意义超过了目前德国所有的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3页。马克思还告知费尔巴哈，他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分别在曼彻斯特和巴黎出版。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领导者每周两次向成员讲述这部著作。

《巴黎手稿》把费尔巴哈推向崇拜的顶点。马克思充分肯定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首先，费尔巴哈奠定了实证批判的基础，开启了理论的真正革命。“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其次，费尔巴哈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采取了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再次，与鲍威尔等人的无限吹嘘不同，费尔巴哈是一个对世界作出伟大贡献而又保持谦虚作风的人，“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形成惊人的对照。”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199、200、20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借助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以“批判的批判”为特征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一看法”最先是由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有一口隐藏的火锅，用蒸气激起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绝对批判的魁首的怒火，这口火锅就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马克思用了一连串排比式追问彰显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认为费尔巴哈揭露了“体系”的秘密，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不是用‘人的意义’……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滥用的那些范畴。在这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之情仍一如既往。

二、青年马克思何以形成对费尔巴哈的暗中不满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歧是从《手稿》开始的。表面上马克思仍与费尔巴哈保持一致，高度赞扬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但背后已经潜藏着深深的危机，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及其思想的停滞不前，引发马克思的暗中不满，以致二人在哲学出发点及其一切方面出现无法妥协的分歧。《手稿》实际上是“穿着费尔巴哈外衣的马克思新哲学”。d张敏：《超越人本主义：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首先，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在哲学的起点上都强调从“真实的开端”即“感性的具体存在”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颠倒”，但在对“感性存在”的理解上，二人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费尔巴哈理解的“感性存在”以人的“感性直觉”为基础。费尔巴哈指出：“自然不仅建立了平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它不仅……，而且给我们两只耳朵，专门欣赏声音的和谐，给予我们两只眼睛，专门欣赏那无私的发光的天体”。e《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84页。正是因为有了人和人的思维、意识、感知，客观自然界不再是纯粹、抽象的“物”的自然界。只有在感觉之中，只有在爱之中……个别事物，才有绝对的价值，有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东西。大卫·利奥波德认为，费尔巴哈“新哲学的核心‘是什么就说什么’，这也许‘道出了真相’，但方式可能显得‘浅薄’。”f[英]大卫·利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刘同舫、万小磊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虽然费尔巴哈也提到了“实践”，但他所说的“实践”是指作为“类”的人的消费实践，或如他所说，“饮食”的实践，而不是生产实践。费尔巴哈还把“类”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如果我在类之尺度中来思想，那么，这样所想到的东西就是人一般地能够想到的，从而，如果一个人想要正常地、合乎规律地、因而真正地思想的话，就必须想到这些东西。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这样一条法则，除此以外便没有了。”a《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4页。这就是说，费尔巴哈虽从感性存在出发，却未能深入到感性存在的背后，把握感性存在赖以形成的深层根源。

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的确影响了马克思。如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但“感性世界”是人类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劳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料，如空气、阳光、水等，以及必要的生产生活空间，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创造适合人类目的需要的人化自然，使自然界成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不仅如此，人类还通过劳动生产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理论自身的矛盾以及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借助实践的力量，把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现今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哲学不可能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依然没有真正认识实践，依然遵循着以理论检验理论的旧哲学标尺。

其次，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的认识上，都使用了“类”“类本质”“类存在物”等概念，注重对人的本质的还原，但二者对人之本质理解的视角及其内涵截然不同。

费尔巴哈从自然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所独有的类特性。他认为，自然是人的根据。作为自然实体的人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人不是导源于天，而是导源于地，不是导源于神，而是导源于自然界；人必须从自然界开始他的生活和思维”。d《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677页。不仅人的肉体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人的思维、意识也是自然的产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仅有一种单纯的生活，它不能自我思想。动物如果没有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个体，就不能行使类的职能，而人却能够不要另一个个体而行使思维和语言的类的职能一一因为思维和语言是真正的类的职能。人的意识以类本质为对象，人的类本质也就是意识的内容。只有人才具有意识，“意识就是对自己的确证”，意识是“肯定自己的最高形式”，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的意识。费尔巴哈指出：“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理性、意志、心情。……思维的能力是认识的光芒，意志的能力是性格的力量，心情的能力就是爱。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目的”。在这里，费尔巴哈依然从意识、思想的层面定义人的本质，人的自身本质被视为主观的、“自我”所固有的本质，而人的对象化本质则是通过人们的意识所赋予客体对象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虽然是多变的，但其基本意向是利己主义。“对自己一切宽宏大量，无边无际地维护自己的‘我’，却要求别人不要有他们的‘我”’。e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45、657页。

马克思则从劳动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社会关系。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改造世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一方面，“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这就是说，社会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8、187页。只有通过社会才能把自然纳入人的生产生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再次，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认为“宗教世界的秘密在于世俗世界”，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相反，致力于宗教批判，但二者批判的方式截然不同。

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宗教颠倒了主体和宾词，即颠倒了人和神的真实关系，把真正的主体人，变成了神的属性、宾词，而神则变成了创造一切的、全能的主体。在《宗教本质讲演录》第三讲中，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就是说，上帝不外是神化了的人的本质。宗教和上帝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一切宗教,特别是在历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起过重要影响的宗教，其本意不过是谋划人类的幸福。基于这样的认识，费尔巴并不主张消灭宗教，而是力图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变上帝之爱为人之爱。他说：“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决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而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只是把真的东西与假的东西分开来——当然，与谬误分开来以后的真理，毕竟是一个新的真理，是一个跟旧的真理有本质区别的真理。”b《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15页。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认为宗教世界是颠倒了的世俗世界的幻影。但马克思并不停留于此，而是深入到对世俗世界，展开对世俗世界的无情批判。马克思指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的劳动仅仅变成了一种动物般的劳动。工人又退回到洞穴中，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劳动为富人创造了“奇迹”“宫殿”“美”和“智慧”，但为工人创造了“赤贫”“棚舍”“愚钝”和“痴呆”。只有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才能铲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最后彻底铲除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人性的复归，是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然、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最后，虽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曾考虑人类的未来，强调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性质，但二者对人类繁荣动力的考量却截然不同。

费尔巴哈从自然人道主义出发，把人类繁荣的希望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真正“爱”的建立。他认为爱是发自于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是最能表现人的本质的东西。因为爱表现为强烈的感情需要，表现出人对自己孤独的个性的不满和对别人的需要，表现出对“类”生活的渴望。“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Homo homini Deus est （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史的枢轴。”e《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15页。既然爱是植根于人的本质的，而人在本质上又是关系型的类存在物，因此，爱应该成为一切人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性别、年龄、等级、民族地联合起来，为了人的缘故“无限地、饶恕一切地”彼此相爱。恩格斯对此讽刺道：“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f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马克思并不否认“人道主义”，他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这样的人道主义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实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通过劳动将“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由此诞生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共产主义将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186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消灭了利己主义的渊薮，人与人之间不再互为手段，兄弟情谊将不再是口头的空话，而劳动将成为人与人之间真情和友谊的纽带，并且因劳动而放射出崇高的精神之光。

三、青年马克思何以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

从费尔巴哈一生所取得的哲学成就看，《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乃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此后，费尔巴哈长期蛰居乡村，虽说仍然不乏机智的洞见和警策的议论，但从总体来说已经不能再前进一步了。b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9页。而此时的马克思，其思想正处在青春朝气的上升时期，两人思想的分裂已成难免之势。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章，对《提纲》的观点做进一步展开，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创立，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

首先，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存在观，阐明新旧哲学的本质区别。《提纲》第一条是全文的总纲。马克思指出：一切旧哲学，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根本缺点是不懂得实践。费尔巴哈虽然不满意于旧哲学而试图研究感性客体，但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活动，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活动。因而他也不能正确理解环境决定人和人也反过来改造环境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在存在观上的“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实践，因而看不到人的活动对外在世界产生的影响，以为“感性世界”亘古如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改变周围世界的面貌，改变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528、530页。是根本不存在的。劳动实践活动一旦中断，哪怕一年，人及其周围感性世界都将随之消失。

其次，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以往的一切旧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都未能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提纲》第二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这一结论指出了社会历史的物质性，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去，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飞跃。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自在”的客观世界转变为“为我”的主观世界，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生产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意识。“‘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意识来源于实践，而其是否正确也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500页。在《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并不比他之前的旧唯物主义者更高明，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突出表现在：人们只有能够生活才能创造历史，而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则是生活的基本前提。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由此形成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人们为了能够生活，还必须进行生命的生产，即繁殖，由此形成家庭关系。因而生命的生产本身包含着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这就是说，意识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精神，而是社会的、物质的产物和结果。

再次，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观和宗教观，阐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而实现人类解放首先需要人对自己本身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提纲》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他没有认识到，人及其人的情感，“爱”等等，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宗教的本质，但他没有进一步展开对世俗世界的分析和批判；他不是主张消灭宗教，而是用一种宗教取代另一种宗教。因而他并没有指出消灭宗教，从而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和途径。马克思则提出了要从“神圣世界”进入“世俗世界”，提出了使“世俗世界”革命化的任务。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不是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出发，因而尽管他把人看做“感性对象”，但他并没有理解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对于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他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共产主义将消灭一切奴役关系赖以产生的基础，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让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从而彻底消除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最后，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阶级立场，阐明新哲学的历史使命。费尔巴哈晚年虽然阅读《资本论》，并与德国进步党的领导人保持交往和联系，但他终究没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一样，他没有能够超越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没有提出彻底变革现实世界的任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这里的“哲学家”，当然也包括费尔巴哈。“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突出说明了新旧哲学的不同使命。在《形态》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说明费尔巴哈根本不理解共产主义。按照费尔巴哈的逻辑，无产阶级不是奋起反抗，而是应当平心静气地接受自己的不幸。“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8、549页。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质疑，已表明了二人思想上的距离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