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佩, 李建群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现代社会步入到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中，人们即使远隔千里也能通过电话和网络及时联系、沟通。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不同文化与价值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这些文化与价值的冲突。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为人们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制造了许多障碍，人们之间的合作又不得不打破障碍建立共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人们开始反思他们共同生活的基础和理解交流的前提。新的共识建立在对传统共识的瓦解之上，后哲学话语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的猛烈批判。“传统的哲学充满了‘出场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人们有可能用认识代替意见的东西，而后哲学文化则放弃了这种希望，连同在现实与实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1〕后哲学思想反对传统整体性、统一性的思维方式，追求一种多元化、个性化的生存样态，揭示了现代哲学文化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在个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趋势下，人们陷入一种原子式、碎片化的生活之中，甚至开始质疑在一切传统被解构后是否还能达成共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实质上是对传统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反叛，最终导致了传统价值共识的崩塌和价值秩序的混乱。从库恩、维特根斯坦和罗蒂的思想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抨击传统共识建立的基础，但是他们并不否认新的共识建立的可能性，并且在可能性基础方面达成了很多一致性的看法。

一、价值共识及其面临的挑战

价值共识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需要的价值引导，其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意义却经久不衰。个体不是孤立地、随心所欲地生活，而是处于与他者共存状态。也就是说，人的观念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人的每一个行为也会影响他人，正是由于这种共存的状态，所以人们还须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现代社会世界是一个内部紧密联系的整体，只有加强交流、相互探讨才能达成一致性看法，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达到双赢的结果。传统社会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价值共识，因为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较为单一，价值观也比较统一，人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基础被打破，其客观性与权威性都饱受质疑，传统共识难以为继。

1.价值共识的内涵

价值共识是指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形成的一致性看法，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等方面。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观念，个体的差异性造成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但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能掩盖人们共同生活的现实处境。共同生活要求人们交往交流、互相帮助，也需要人们为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制定目标和行为规范，而价值共识为这些目标与规范提供依据。个体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个体的目的与意愿，而价值共识则是共同体内部成员意志的集中体现。这个群体意志不以任何个体意志为转移，而以共同生活作为基础，价值共识的客观性正来自于共同生活的客观现实而不是某些实体。价值共识是以个体的差异性为前提，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不断交流、反思、完善，才能形成广受人们认可的价值共识。个体的差异性是价值共识前进的动力，个体会不断质疑共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修正共识的内容以符合生活共同体的发展。人们生活的社会历史特征赋予了共识社会历史的属性，人们的价值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价值共识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共识受到个体价值观念的冲击，价值共识必须要对新的生活形式做出回应。即使从同一个价值观念出发，人们也可能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所以价值共识并不是要求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都变成单一的模式，这种方式只能造成对于个体意志的压迫。价值共识不是要求人们在价值观上趋同，而是希望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价值上的共鸣，每个人都可以从自我出发理解他人，将他人的视野作为一种可能性予以接受。价值共识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价值观念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过程，人们必须以一种包容、开放的观念看待价值，才能在共同生活的环境中形成共识。

2.传统共识面临的挑战

传统共识是在一个相对较封闭的环境中产生的，由于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共通性，很容易在内部形成价值共识。空间上地域的阻隔将人们的交往与认知局限于生活周遭，于是家庭和宗族成为人们价值观形成的摇篮。价值共识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人们在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规范的约束下活动，从而获得所处的生活共同体的认同和满足。由于主体同一性程度较高，相比共时性下主体的互动，传统价值共识更注重历时性的传承和延续。换句话说，许多价值共识并不是在主体交往互动中形成的，而是通过代际关系传递下来。传统价值共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以家族为起点，个体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实现自我。传统价值秩序是以家庭为单位，个体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相同的劳动，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种生活境遇之中，相似的生活使他们继承了相似的价值观念。这时，人们被动地接受了业已形成的价值共识，并将这种共识纳入到自我认同的机制之中。传统价值共识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封闭又完善的价值体系，每一个人都能在价值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社会制度也建立在系统的价值共识之上，从小到大、由表及里地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

传统价值共识是以传统认识论与本体论为理论依据，体现出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特征。人们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始基般的存在，万事万物都来自于它，从水、气到心灵再到上帝都曾被当作是世界的本源或造物主。从本体论逐步发展到认识论，人们强调的不仅是世界的本源，更关注认识的基础。人的认知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是独立于人的主观判断的客观存在，这就为知识提供了可靠性的保障。认知的普遍性是由本体的同一性所决定，知识的客观性来自于本源的独立性。传统认识论与本体论将它们所支持的价值共识抬高到不容置疑的地位，把价值共识打造成超历史的永恒的真理。价值共识的可靠性依托于认知的客观性，世界现象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实体本质或者观念本质，这种本质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变的存在。人们为了保持真理共识的一贯性与普适性，一步步将个人因素排除在本质基础之外。传统价值共识的形成不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而是在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之中。一旦个体的自由意志觉醒，这种共识就面临被消解的危险。传统社会为了保证价值共识的有效性，还赋予了其绝对权威的地位，个体只能服从于价值共识的指导，这种至高无上性需要绝对权力的维护，体现出一种强制性。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原本认知的客观性基础从哲学中转移至科学领域，科学将中立性发挥到极致，人们再也不能从理论本质基础中找出共识的依据，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维持的价值共识就陷入权力的漩涡，权力成为共识的主导力量。当人们发现共识仅仅是权力的意识而非真理，便开始不断反对与肢解传统价值共识，甚至将其弃置一旁。个体意识在对传统共识的批判中成长起来，当传统支离破碎时，个体也丢失了自我存在的根据。人的思想与行为受到生存需求和物质利益的牵引，进入到一种碎片化的、无需反思的异化状态之中。因此，价值共识的作用是把人们的生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之中，摆脱人们被权力和利益奴役的状态，重新建立起人们生活的合理性规范。重构共识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共识所处的理论困境，从实际出发找出价值共识的可能性基础。

二、后哲学话语对于传统共识基础的批判

“后哲学”的概念是由罗蒂提出的，指对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批判。“‘后哲学’所要克服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建立起的非人的东西(上帝、理念或绝对精神)的信念。”〔2〕传统哲学总是试图找到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世界的本质和认识的基础，正是这个信念促进传统哲学建立起无所不包的体系，也走向了自我封闭的深渊。在罗蒂看来，并没有什么超历史的、绝对的、普遍的标准与真理相连接存在于世界深处，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现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了传统哲学的贫困，开始反思传统哲学的基础，尤其是对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20世纪已形成了后哲学的文化思潮，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哲学家都加入到反传统的行列之中。杜威认为传统哲学所主张的思想理论并不具有真理性，其只不过是人们的假设，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设计的工具，由此否定真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认为人们局限在本体论的框架中遮蔽了存在的意义。费耶阿本德强调传统哲学文化受到普遍理性的束缚，而这种普遍性的信仰掩盖了知识的历史性。“人们总是从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形式但却发现除了相对主义之外别无选择。”〔3〕后哲学文化的兴起体现出人们试图打破传统，为哲学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传统价值共识也在传统哲学危机中举步维艰。库恩、维特根斯坦、罗蒂从不同角度展开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人们可以在其中重新思考共识形成的可能性及其基础。

1.库恩的不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是库恩反科学主义传统的核心议题，这个命题始终贯彻于库恩的哲学思想之中。库恩认为理性所掌控的“常规模式”下，人们的科学研究会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其内部会有一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个时间段形成了对于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共同认可的回答，这些便是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其内部成员也是由于对范式的认可而聚集在一起。常规科学的发展由于科学革命的出现被分割成为不同的科学共同体，这种非连续性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同科学共同体由于范式的障碍，成为不可通约的存在，这是由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封闭造成的。内部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另一方面，共同体的范式一旦形成，其内部成员就不会再对范式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追问。科学共同体内部很难完成范式的自我更新，而范式的标准与方法也只适用于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会自动失效。于是不可通约的问题在科学革命后范式的改变下突显出来，范式的改变使得科学研究者在逻辑上、思维中乃至世界观上做出推翻以往的变革。不仅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新旧范式之间也同样不可通约，即使新的范式可能建立在旧范式的基础之上，其与旧范式还会产生误解，因为旧的词语、概念、程序会在新的范式下建立起新的关系。不同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冲突与矛盾体现为世界观上的不可通约，“两群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工作，即使在同一方向上的同一视点也看到的是不同的事物，即使面对同一个对象，他们看到的事物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不同。”〔4〕

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在库恩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将不可通约性与语言相连接，将之从科学范畴推广到各个领域。虽然库恩是从科学领域出发批判形而上学所主张的理论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但这个思想却带来了思维意识领域的革命，在跳出科学范式框架之后人们应当思考的是人类内部究竟是否能够相互理解、互通有无。库恩认为外部世界独立于人们的认知，不同的共同体会提供不同的方法与标准，只有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人们才能获得同样的认知材料，才能对某种刺激形成共同的反应。这时共同体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语言，但是人们无法寻找一种中性的语言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相互理解的中介。语言作为文化的标识，语言的不可通约反映在文化的不可通约之上，“文化与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一个文化具有它的相对价值，与其他文化并不构成规律关系。”〔5〕在库恩看来，人的认知总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些认知只针对某个时期的某个共同体才有效。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观念，其不仅是对人们能获得普遍性的知识的否定，还是对人们能达成普遍性评价标准的质疑。理性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下追求自我认知与外在世界的一致性，并相信知识的积累能够一步步接近真实世界，其带给人们的是对于世界终极事物与终极秩序的追求，但当人们细细地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理性并不是普适的、连续的，人们很难找出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变化各个阶段的统一标准。人们即使秉承同样的信念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普遍性与普适性的方法与标准早已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与评价标准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所以认同每一标准合理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对科学与哲学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价值认知方面还是在价值评价方面，都为价值共识的建立带来了重重困难。

2.维特根斯坦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分析

“在现代哲学的观念中，哲学的基础和起点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现代诞生的数理逻辑；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逻辑不再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思维的基本能力，而被奉为哲学发展的真正楷模。”〔6〕逻辑分析也是思维的起点，但当维特根斯坦把视线转向日常语言之时，他立即放弃了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逻辑分析方法，将关注点放在人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源于语言的错误使用，如果能消解语言的误用，哲学的问题研究将迎刃而解。传统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追寻以语言为中介，人们所有的认识都承载在语言之中，而其哲学的探究最终还是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人们怎样描述世界而非解释世界，是“看”而非“想”。所以哲学的意蕴并不是对本质与意义的追求，而是表现在语言游戏之中。在语言的世界之中，人们会发觉并没有什么背后的本质，只需要具体地分析语言即可。如果说传统哲学是从个别到一般，那么维特根斯坦则是从一般到特殊，他以语言游戏为起点将人们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体验哲学的意蕴。语言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其只能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考察，它之所以可以获得时间上的连续性，就在于其受到语言规则的支配。语言规则是由人的生活形式所决定，生活形式是人们存在的方式，它为人们营造出生存的文化图景，是人们交流理解的“前见”。人们要相互理解就必须建立共同的生活形式，这并不是要求人们统一思想而是要将不同的生活形式纳入到自我理解的可能性中去。

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传统哲学所说的最终本质与根基对人们来说是无用的，根本就不存在认识掩藏在现象背后的共同本质。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用一种不确定性、多样性代替确定性、统一性的思维方式，展现出文化的不同样貌。在他看来，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危机正是由于对本质的执着与思辨的困境造成的，解决危机就在于打破本质主义与思辨思维的桎梏。传统哲学的危机在于陷入思辨语言之中不能自拔，不考虑现实的实践活动。人们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之中迷失自我，放弃了作为根本的生活基础。他用语言游戏来瓦解传统哲学，拯救现代哲学遭遇的危机。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理解交流的工具，更是人们的存在方式，所有世界的意义都通过语言活动彰显出来，这里语言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人们生活中具体的语言活动，人们都是从自身的生活文化视野出发去理解语言，这是对具体情境的反思。传统认识论一直要求人们在差异性中追寻一般性，在现象中找出本质，实质上是人们用逻辑的手段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并把它抬高到真理的高度。维特根斯坦反对共性的构建过程，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抽象的、理论上的共性存在，共性脱离了具体实践过程就失去了效用。事物的共性只不过是语言使用中表现出的一种相似性，并没有隐藏在事物背后本质意义上的共性。他对于本质与共性的拒斥体现在其与形而上学分裂的决心，将人们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传统认识论将本质与共性看作是认识活动的前提，正是本质与共性赋予了认识活动的意义，对本质与共性的批判瓦解了传统的客观性基础与价值依托，一切对本质的追寻都成为无意义的盲从，传统共识的认知基础也随之崩塌。

3.罗蒂反基础主义的知识论

自传统哲学形成以来，人们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无论是人的存在还是人的认识都有一个不变的基础，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事物，它的性质不依赖于人们对它的看法，而拥有独立于人的规律。基础主义是人们在对本质、本体的探讨过程中发展而来，是人们认识取得一致性的前提。从柏拉图开始人们就设想存在一个理念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范本，人们将理想的理念世界看作是世界本真、真理的来源。人们希望找出理念世界的认知方式，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来自于人的经验，而唯理论者认为知识是人理性能力发挥的结果。笛卡尔把人们的一切怀疑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将心灵清楚明白看作是“我思”的唯一标准，这时人们便分离出“心灵”所折射的标准世界模式。康德更进一步提出“先验范畴”来解释人认知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在罗蒂看来，基础主义塑造了一个权威大厦，压制人的个体感受，将认知定义为抽象的、绝对化的过程。罗蒂指出基础主义的观点只能解释知识的某种因果联系，而不能论证其正确性，所谓的心灵反映论只是一种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猜想。世界并不是在头脑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主客观都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所以罗蒂提倡将事实与价值融合，主客观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行为主义知识论。知识的客观性不是来自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是人们主观上的共识。事物并不具有任何“永恒形式”，人们所面对的一切对象都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中，人应当从具体的历史活动中总结经验与规律，而不是用已有的形式去解读历史活动。人们所能达成的一致性并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人们对话交往中形成的主体间的协同性。正是通过一种主体间交流沟通，人们才能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去发现超越个体认知的“客观性”。罗蒂还指出人的认知并不是表现为普遍性而是境遇性，“有价值的恰恰是那种可以在某个历史上某个特定的共同体面前获得确证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在‘一般人类’面前获得确证的东西。”〔7〕知识的有效性永远是“为人”的，任何知识都要放置于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之中。协同性与境遇性都是罗蒂在后哲学话语背景下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的新设想，从客观性到协同性、从普遍性到境遇性实现了传统知识论到现代知识论的转变。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是一种镜像哲学，提出了“自然之镜”的隐喻，人的心灵如同一面镜子，人的知识就是心灵获得的各种表象，人们只能在表象之间进行比较，但无法印证表象与事物的关系，传统哲学也就陷入了无法自我确证的循环之中。即便后来分析哲学用语言代替了心灵，但还是没有解决镜像的准确性问题。镜式哲学是一种以视觉为中心的认识论，强调真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前者是一种静止的、绝对的存在，而后者只能部分地、被动地反映前者，这里主张的是一种“静观”的认知方式。人们要打破镜式哲学就要用参与者的身份代替旁观者的角色，用行动代替观察。罗蒂倡导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他考察了人的外部条件与主观意愿对于知识的影响，强调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人们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一致性，反映的不是理想而是人的需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企图用一种与其他文化相并列的“小写的哲学”代替那种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大写的哲学”。〔8〕“小写的哲学”不再追求绝对性和同一性，而是追求相对性和差异性，不再强调中心性和永恒性，而是强调多元性和历史性。罗蒂哲学彻底消解了传统认识论的基础，反基础主义和反表象论瓦解了认知的客观性与同一性，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共识的可靠性濒临崩塌的边缘。

三、反思后哲学话语背景下价值共识达成的可能性

所有后哲学思想理论的目的都是带领近代西方哲学走出自我困境，拯救主客体分裂和理性绝对权威的危机。近代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哲学家们通过怀疑反思在基础和方法上重新建构知识，笛卡尔将知识的起点确定为理性，康德又将普遍必然性诉诸于先验综合判断，即理性的产物，但还是没有解决主客体分裂的问题，甚至将“物自体”悬置起来。黑格尔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却把主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更加强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将哲学固步自封在自己的体系之中。科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形而上学理性的桎梏，成为知识可靠性和确定性的第一来源，于是哲学面临合法化的危机。传统哲学的贫困直接导致了现代人精神文化的匮乏，科学的新发现也为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原本认识论的可靠性被颠覆，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哲学的滥觞，反对由来已久的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反对认识表象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这种对哲学毁灭性的攻击，打破了理性认知的绝对性与客观性，知识的客观性被交付给了科学，但以理性权威塑造起的价值标准却面临崩溃。后哲学文化常常被认定为一种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而其导致的价值的多样化与相对化，为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选择带来了挑战，标准的混乱和界限的模糊更阻碍了人们的理解与交流。哲学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就需要把关注点放回到人自身，为人们的共同生活找到理解与认识的基础。库恩、维特根斯坦、罗蒂等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是诊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他们直指传统哲学的弊病，反对用普遍性一概而论。虽然哲学家对“基础”或“本质”嗤之以鼻，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共识的可能性，都承认在现代社会需要建立起新的共识，并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在对普遍有效性的质疑过程中承认存在一种“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后哲学文化并不是一味地支持相对性的观念，也赞同事物或范式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库恩认为“范式与由范式所决定的对象具有相似性的联系。”〔9〕维特根斯坦直接指明家族的相似性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对世界进行概念把握时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些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导致了多元化、多样化的面貌，但他们却不认为由此可以推断事物之间是相互隔离的、个别分裂的。个别性与差异性是消解传统哲学带来的后果，这也是新的共识建立的前提。如果说传统共识要求人们价值观念趋同，那么新的共识则强调人们价值观念趋和。

从后哲学文化思想中人们还可以窥见到价值共识的可能性基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理性”“共同体”“语言”“实践”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后哲学文化都批判理性对人的压制，但是又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并指出传统理性需要打破自己的片面性。库恩指出人们的意志选择不可能仅仅由逻辑理性来决定，其中包含了许多非理性的因素，所以应当扩大合理性的范围，将主观判断纳入到科学决定与科学信念之中。罗蒂也认为传统理性仅仅与客观真理相连接，是僵硬的且私人的“强理性”，这种“强理性”将人文精神排除在外，只关心手段与目的，并且把人当作工具。人们还应该加入一种“弱理性”，其代表的是一种协同性的愿望，提倡一种道德美德。这些思想提醒人们在现代社会新的共识的建立不再仅仅依靠目的理性，而应更多考虑价值理性，并将其作为新共识的关键。其次，无论是库恩还是维特根斯坦都强调语言对于认识的意义，语言既是认知的工具也是交流的媒介。库恩反对科学语言的封闭性，认为语言是历史性的、语境性的，所以语言也充满不确定性。维特根斯坦直接把哲学理论看作是语言游戏，语言是构成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理解世界与表达思想的基础，由于语言的意向性，它的目的不再是寻求本质，而是在于语言规则的正确使用。语言是共识达成的必要手段，也会是阻碍共识形成的困难，新共识的达成必须不断转换语言的角色，合理使用语言帮助人们摆脱语言的束缚。

其次，这些哲学家都支持从共同体的视野出发建立新的共识。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都处于一种语言共同体之中，私人语言并不存在，语言的目的就在于交流，相互理解的首要条件便是具有共同的语言。“语言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先在的，人们可以用语言相互交流和理解是因为人们共同接受了社会约定的语言规则，任何超越共同体的语言交流都会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10〕人们所追求的语言使用的一致性是一种社会共识，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约定而成的。库恩认为虽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人们还可以在范式内部形成共同体。罗蒂则从知识论的角度为人们构建起共同体，知识的客观性并不是来自基础，而是源自于主体间的统一，人们总是在共同体中对话、交流，提出意见到达成一致。“他把真理理解为自由研究或公开论战获得的意见，即大家的自我认同以及相互认同，是在自由公开的遭遇、论战中获胜的东西。知识共同体在对话中以各自的价值取向、价值构架去接受、剪裁当前的观念、意见，最终形成的一致性必然渗透着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认识。”〔11〕共同体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所有认知的起点，这是不同于家族的新的组织形式，需要人们建立起新的共识。

最后，后哲学文化哲学家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对实践的重视。库恩用科学实践代替科学理论，理论式的研究只能把研究者的思维限定在理论逻辑领域，只有科学实践才能帮助人们获得新发现，人们不是要为科学提出规范性的要求，不是要求科学应当如何，而是要进行科学实践。罗蒂与维特根斯坦也指出人并不是观察者，而是实践者与创造者，实践是人类共同的活动，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指向实践，无法应用于实践的思想与观念没有合法性。后哲学文化抨击的是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所营造的形而上学的幻象，认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人们的认识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内容、标准、方法都是不断变化的，这是新的价值共识与传统共识所面临的环境的不同，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人们只能不断地打破再不断地建立。

后哲学话语是对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基础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的反叛，导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认识论体系的终结，其虽然未建立起新的秩序，但却给人带来了启迪。人们应当以一种方法论而非本体论、手段而非结果的眼光来看待后哲学思想，其对人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新的理论，而在于被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康德，无一不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体系，其所达成的本质性、确定性、同一性、固定性的原则忽视了主体的差异性和相对性，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传统哲学所塑造的权威地位压制了一切边缘性哲学思想的成长空间，使其无法再产生出新的哲学理论，因此最终走向了自我终结。后哲学话语以批判性、革命性的方式出场，阻隔了新的思想文化通过传统哲学汲取理论资源的路径，但是它并没有斩断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联系，它为不同哲学话语的登场提供了平台，多样价值理念的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人们之间对话交流的前提并不在于本质、基础等抽象概念，而在于人的生存实践过程，在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人们不应受制于某种原教旨主义理论，而是在文化、价值、语言等方面建立起广泛、多元的联系。但是传统体系哲学的绝对真理与终极价值排除了它所设定之外的一切学说和理论，只能提供一种单一性的价值标准，压制了人们通过深入交流增进共识的可能性。所以后哲学思想反对一切固定的先验理论，认为没有所谓现存的基础或模式，强调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观念，保持一种开放交流的对话状态，在不断扬弃自我的过程中达到与他人、世界的共通性。“后哲学文化不再为玄之又玄的永恒性预设而寻求答案，它所做的是在思维中使它自己身处的时代得到理解与启迪，从而引导人们在现实文化中不断探索、不断发掘新的意义，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契合点，使不同文化在有关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中，用宽容的心态看待歧异。”〔12〕后哲学话语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反映出现代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其以一种批判方法的姿态被人们接受，它瓦解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冲突的异质性内容，消解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交流的障碍，成为各种文化融合的动力，从而促进了世界文化体系的整合。

注释：

〔1〕〔2〕〔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254页。

〔3〕〔5〕王书明、万丹：《从科技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5页。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6〕〔10〕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89页。

〔7〕〔美〕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8〕涂纪亮：《美国哲学史》(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2页。

〔9〕何兵：《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11〕顾林正：《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罗蒂知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12〕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