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伦理意蕴〔*〕

2018-02-20张志丹

学术界 2018年2期

○ 张志丹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新时代的最大理论创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新时代中国的主流经济伦理学。从思想发生学来看，这一经济伦理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沃土，批判地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和把握这些经济伦理思想，既有助于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经济思想，也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核心理念

经济伦理主要回答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经济实践、经济政策和经济目标等经济领域诸多方面的道德合理性问题，以是非善恶、公平正义等价值判断为准绳，评价、规范和约束经济领域中人们的行为。其涵盖内容十分丰富，从内核到外围，从理念到制度、目标等，都有相应的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其中，理念是最高层次或者最为内核的部分，统领和渗透于处于外围的经济伦理的价值观、制度和目标、策略等。如果没有科学的经济伦理理念，就谈不上正确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及其实践成效。

通过文本耕读，不难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最为关键的是其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理念围绕“一切为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时代经济改革为什么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方向的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括精准扶贫思想、共同富裕思想)不仅回答了改革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且回答了如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下面分三个层面来阐述这一理念：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理念是与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高度一致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可见，共产党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说：“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2〕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将“为人民谋取幸福”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解放，说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提出和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目标、执政立场、工作导向，使得国家治理和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不菲的新成就。总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3〕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理念是与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分不开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理念的提出是党在新时代立足新实际，针对新问题，展示新担当。具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目标是指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党的工作重心、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也有重大调整。其中战略布局的调整就是，在全面布局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中，明确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规划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梦想的清晰路线图和时间表。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5〕

最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理念还有切实可行的路径和举措。比如，围绕“美丽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重大的治国理政问题，既有长远规划，又有短期目标，从不同层面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全新目标凝心聚力，不仅开启新征程，更铺就了一条通往强国的道路。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6〕诚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及其经济伦理路径和举措的落实，还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发展。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经济伦理方法论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身规律，“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利益与观点，立场与思想之间的关系”〔7〕。同理，经济伦理作为思想观念不是“自组织”“自我决定”的，其发展变化也是有着自身客观规律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经济伦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变化。基于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蕴含着立足于经济批判基础上的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下面以经济制度伦理和经济伦理价值观的批判与建构来加以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理念的实现，需要聚焦社会基本制度的批判及替代，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旧制度框架中研究如何做大“蛋糕”，如何切分“蛋糕”的问题。为此，就要对失去道德合理性的奴役性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置换，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使得经济伦理理念得以落地生根。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此难以做出科学的回答，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站在过去的基点上，面向过去地去批判资本主义，力图倒转历史前进的车轮的批判(如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是站在未来的基点上但是无法深入到历史纵深处的纯粹伦理批判(如伦理社会主义)，更不要说立足于现存的基点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视界进行的“修修补补式”的“虚假的批判”(如新自由主义)，均无法找到经济伦理根本创变的现实路径。

基于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特色在于，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消灭“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的旧的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并为最终建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的理想社会制度夯实制度基础，以此彰显科学经济伦理学的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方法论。事实上，批判并非是简单地否定，其本质是澄清事物“是其所是”，建构由此逻辑地推出，所谓“破立结合”。科斯洛夫斯基指出：“‘个人良心不能抵消体制失灵。’只有在不会通过体制设置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才能期待道德行为。”〔9〕由此可见，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之于个人伦理道德建设的优先性位置，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无伦理”“市场不道德”“为富可以不仁”等现象诚然直接导源于经济领域的冲突、对抗和不和谐的境况，但一般的原因则是社会状况——即资本主义私有制。〔10〕因此，从制度变迁视角去思考经济伦理建构的问题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道德乌托邦主义，在具有扎实而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感的基础上推进经济伦理的构建，这是在经济伦理建设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抛弃了基本原理，必然走向歧路，坚持基本原理，并根据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加以转化与创新，才能使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另外，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经济伦理方法论，还体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价值观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价值观的建构。这是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实践具有蛊惑性、迷幻性，可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所以，如果没有批判，建构的前提就不存在，建构就如同“雾里花水中月”一样虚无缥缈。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同质作用”思想中可以找到根据。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同样道理，“武器的批判”不能替代“批判的武器”，思想力量如果单靠物质力量去消除恐怕是不够的，思想力量还要靠思想力量去较量和角力。因此，意识形态(价值观)批判、“以观念破除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必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价值观，进而为建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价值观铺平道路。

自从资本来到世间，资产阶级一直宣扬其自由、平等、人权等经济伦理的价值观。这构成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国内不少人上当受骗，不知不觉地成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吹鼓手，甚至“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12〕本质上讲，自由、平等、人权观是一种狭隘的、虚伪的、自私的价值观，贯彻在经济领域就表现为“自由贸易”，“自由买卖”，是资本和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平等或“人权”。同样，在交换领域，表面看来确实存在平等交换的自由关系，但是这种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掩盖实质性的不平等。“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13〕其实，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理解是全面、辩证的，认为自由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不仅是单个人的，而是每个人的，不是片面的、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全面的、目的性的存在。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可见，共产主义者并不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以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因此，这种自由观才是真正的自由观，也是真正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因为它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5〕。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的和全面的经济价值观，显然是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超越。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伦理或者形式化伦理、程序伦理等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合理性，却不能当做我们的终极价值追求。职是之故，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16〕总之，上述经济伦理批判是立足于经济批判、历史批判基础上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批判，因而在能够走进历史纵深处的同时能够回应挑战，并能够为建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价值观指明方向。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架构的经济制度伦理

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总任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其实，实行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科学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性的问题，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不具有合法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伦理、非道德根源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之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17〕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奴役的物化制度，劳动者劳而无获，不劳动者不劳而获。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典型的颠倒特征，不仅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颠倒，而且活劳动和死劳动也是“颠倒”的，即“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8〕。面对历史的进步洪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又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资产阶级的必然行为取向是：“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9〕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了代表性著作《21世纪资本论》，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据，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他以十分翔实的数据揭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内之财富不平等程度以及恶化趋势已达或超越了历史最高，认为不是别的，而是不加制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现象。“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20〕这再次证明，具有头脚倒置的颠倒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不符合道德的，因而必须再颠倒过来，回归生活世界的本真面目，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

因此，新时代主流经济伦理学坚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新道德，因为伦理道德问题说到底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认清其非道德性，而且需要研究和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道德性，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建设，占领道德的制高点。诚然，基本经济制度是与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这是基本制度的科学性的体现。但是，基本制度还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占据着道义上的制高点。这种制度伦理的性质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伦理正当性决定的，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伦理正当性。其次，还需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伦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正当性无法与公有制的正当性平起平坐，因为前者是具有工具性可为的正当性，而不是价值性可为的正当性，所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约束和衡量非公有制经济的伦理。

诚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两个毫不动摇”：一则需要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二则需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21〕尽管“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22〕，但是在伦理定位上却不是如此，需要区分轻重主次。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伦理层面上的辩证法：一方面从战略上承认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伦理地位，另一方面在策略上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伦理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两者之间的两点论与重点论之间的必要张力，才能道路不偏离，方向不弄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3〕

除此之外，还需要重视微观的经济制度伦理建设，没有微观制度伦理，宏观制度伦理无法落地，无法发挥应有的实践效应。因此，需要宏观制度伦理与微观制度伦理有机结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24〕

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很多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创新性的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制度伦理落到实处。可以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伦理的特色，这一制度伦理的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因此，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衡量我们的经济制度合理不合理、道德不道德的“不二”价值尺度。美国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说：“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实际功利的。”〔25〕

四、以党和政府、个人和企业为主体的经济责任伦理思想

德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经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精神空间。无独有偶，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同时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26〕道德责任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必要精神条件和价值依托。如果市场经济主体缺乏应有的道德责任感，不能够使道德介入市场活动，那么市场经济蕴含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维度就无法得到张扬，市场经济很可能成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或者如同萨特所谓的“他人就是地狱”的“动物世界”，那样，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也会遭到质疑。

针对我国经济主体的道德责任感尚未充分确立并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经济主体伦理进行了阐述，认为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诚然具有道德权利，但是更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以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夯实微观道德基础。下面对此加以简要地阐发。

其一，党和政府的道德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党和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道德责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推进市场经济的道德责任(也可以说政治责任)，二是参与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就第一个层面而言，需要党和政府承担起发展市场经济、防范经济风险、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道德责任。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加强调研思考，加强实践历练，增强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能力，努力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27〕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道德责任和伦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说，党和政府需要划定自己的“权力边界”“道德底线”，不能“有权就任性”，任意干预市场运作、人为地扭曲市场，这不仅是违背法律政策的，而且是有悖市场主体伦理要求的，应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实行权力清单。因此，“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如果很多有大大小小权力的人都在吃拿卡要，为个人利益人为制造障碍，或者搞利益输送、暗箱操作，怎么会对经济发展有利呢？这一点，相信广大正直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切身感受。”〔28〕

其二，企业的道德责任。马克思曾经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9〕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当中的重要成员，享有应有的权利，得到了社会的支撑，所以也需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就业稳定、民生改善、文化繁荣和生态良好，离不开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切实履行。然而，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目前大部分企业仍然认为承担道德责任是“额外的成本”，没有认识到道德责任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承担道德责任之于孕育机会、促进创新、获得竞争优势以及企业基业长青的必要性，因而并未真正树立应有的责任意识，“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30〕，更谈不上将履行道德责任提升到战略高度。为了提高企业履行道德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从战略高度深入理解企业道德责任。习近平曾经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另外，针对我国涉外企业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31〕

其三，个人的道德责任。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离不开党和政府，企业的道德责任之外，还有个人主体的道德责任，主要体现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如何信奉和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道德体系，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价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通过其规范功能、定向功能和驱动功能来实现的。核心价值观为经济主体提供规范经济行为的基本框架，设定约束经济行为的道德底线，避免“价值选择”的恐慌和焦虑，使个人从事经济生活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且可以激发个体经济主体潜在的各种能力，并使之产生并保持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保证市场经济充满蓬勃发展的活力。因此，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的维护者”〔33〕。

不仅如此，新思想中还对经济主体缺乏道德责任感提出系统的治理思路，诸如需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提高人民的道德自觉，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而且，“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34〕

五、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伦理

实际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35〕。显然，发展理念科学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理念，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就是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不可能与伦理无涉、价值中立，必然具有相应的伦理意蕴。所以，新发展理念“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36〕。新发展理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和主要内容，所以，新发展理念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伦理。

其一，新发展理念是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破解的发展难题而提出的。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指出：“发展指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同时地，不可分割地，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37〕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西方国家的发展失去了平衡，陷入了困顿，至今前景不明朗。何以如此？其原因除了全球化、资源约束等之外，更为根本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因素。新自由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疯狂鼓吹“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国家干预只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为由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甚至波及世界。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持续停滞，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制度安排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而不能自拔就是必然的结果。与此类似，多年来，由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不少国家和地区上当受骗，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神话”而陷入困顿和泥沼。因此，试图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势必难以破解当代西方乃至世界的发展问题。

其二，新发展理念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发展难题而提出的。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和“营养剂”。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8〕世界发展曾经陷入创新动力不足，不协调、污染环境、封闭保守、贫富差距巨大等问题。痛定思痛，人们在思考“发展向何处去”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与我国的新发展理念类似的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谋求创新性发展，是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得出的判断，也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新发展理念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伦理原则，最突出的伦理价值就是积极回应和拓展了发展伦理学的某些价值目标，并且是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实现这种共享发展的价值目标。〔39〕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实际上，我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创新发展方面，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协调发展方面，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在绿色发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人民反映强烈的天不蓝、山不绿、水不清、环境不宜居等生态短板问题；在开放发展方面，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是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在共享发展方面，共享覆盖面不足、共享内容不丰富、共享实现途径不畅通等问题突出。直面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新发展理念的主要任务，新理念反映了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价值观。

其三，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新时代中国健康发展的内在统一的发展伦理价值观。应该冷静地看到，“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40〕为此，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各方面的创新助力发展动力；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整体协调发展解决一系列社会矛盾；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抛弃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通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集合体，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而是要统一贯彻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伦理的实践中去。显然，“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41〕因此，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用新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建构经济发展伦理，为人民谋福祉，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境界。

六、以生态文明为坐标的生态经济伦理

生态经济伦理是经济伦理与生态伦理的有机整合，既是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伦理，也是生态保护和优化中的经济伦理。其基本价值要求是，人类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仅仅只是为了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还必须考虑这种经济行为是否能够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和谐统一，相互促进。不难读出，在我国生态文明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事实上，生态文明的出场是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在对自身发展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迈入的崭新文明类型。这种新的文明形式主张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倡导节俭生活、绿色生活，践行可持续消费的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与和谐共处。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包含着丰富的伦理诉求，核心是经济发展中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将伦理问题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2015年9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理念，即“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空间均衡的理念，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42〕这六大理念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的概括，也是指导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美丽中国理想的思想基础。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显然，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下面聚焦上述六大理念，对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简要阐发。

其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关键。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人和自然、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经济伦理生态的核心理念。“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43〕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实质上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履行人类的环境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善待、尊重和敬畏自然，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和合共生、良序运行与持续发展，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其二，发展和保护相统一。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方法论。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离开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唯有以辩证的视野，坚持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才能找到出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44〕换言之，把对立性思维转换为辩证性思维，树立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45〕，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

其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经济功能。梳理有关文献，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经济伦理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早在2005年，习近平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中谈到：“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46〕这里，初步阐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含义，后来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7〕的理念，形象地说明了生态环境也能产生经济效益。

其四，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立论前提，自然也是四大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一。这一价值观有利于重视对自然资本的投资，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维持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性，反映生态文明的价值要求。但是，“用经济学的词语表达，自然的工具价值在原则上总是超过它的审美价值和内在价值。”〔48〕由此，生态价值基本上被工具化、功利化了，甚至被简单化约为工具价值、功利价值。在生态经济伦理学看来，自然界具有双重的价值，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或者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环境伦理学者罗尔斯顿在工具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实际上，强调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有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资源节约和环境的修复等理念深入人心。

其五，空间均衡。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实现路径。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习近平指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49〕空间均衡是从空间结构入手，分析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均衡及合理性问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之一的空间均衡理念，以人本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相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生态经济伦理价值诉求。为此，现代的空间均衡要求通过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各个空间的定位，进而实现生态经济伦理的价值诉求。

其六，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生态经济伦理的价值诉求。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生态系统论、生态辨证论，体现了新时代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基于此，“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50〕由此可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凸显了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因此，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对人类生存、经济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51〕。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尤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2〕，“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53〕，表明今天我们对生态经济伦理的价值诉求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与把握。

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全球经济伦理

新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伦理，主要体现为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指向，以共同价值为伦理依托的价值体系，并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路径、方案，进行了创新性实践。这里的全球经济伦理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评价、衡量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规范，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牵引。

环顾全球，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诸如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世界乱象接踵而至，有人将这些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于是乎，一些国家“去经济全球化”“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动作频频，就是与此认识误区不无关系。现实一再证明，“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54〕。实际上，因为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些问题而因噎废食，开历史的倒车，只能将问题的解决引入死胡同。正如习近平指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55〕实践不止步，思考不停止。“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6〕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新思想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其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解读和谋划经济全球化。全球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57〕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明确主张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五个坚持”集中回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也体现了破解世界经济发展难题(诸如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伦理理念。后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这些理念，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8〕这些重要论述，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凝聚全球共识，绘制了以“平等互利”“共赢共享”为价值取向的世界发展的美好蓝图。毫无疑问，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或价值指向来谋划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理念反映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为此，我们必须摒弃丛林法则、不搞零和博弈、着眼人类最大公约数，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赢得未来。

其二，以共同价值敷设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基础。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以共同价值为价值牵引。究其原因，“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9〕换言之，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已经成为多数人的追求。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人类命运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特征，世界发展需要“‘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60〕。

显然，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必须讲求效率、主张公平，必须敷设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价值——即“共同价值”，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加强全球化的合作与交流才是全人类共同的期待和理想的未来。习近平指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61〕因此，我们不仅着眼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把致力于为全人类做贡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寻求合作发展，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难题与挑战。因此，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时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62〕，这一概括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世界性关怀，是对当前全人类共同利益取向的科学概括，为实现世界合作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基础，尤其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的发展敷设了经济伦理价值基石。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了正确义利观的思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企业经营问题，他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6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共同价值”思想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互利发展开启了新的思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契合点，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福祉注入新的价值引擎。

其三，以战略性伦理举措推进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64〕所以，任何人、民族、国家都不能封闭地发展、孤立地解决世界性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65〕基于这样的正确认识，中国不仅选择了对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坚持、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态度，而且积极推进时代责任、促进全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6〕。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会议等一系列举措，致力于人类发展和全球福祉，谋求应有的国际领导力和塑造力。尤其是围绕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67〕如今，中国正在以自身切切实实的行动驳斥“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论调，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以积极的姿态改变世界的面貌。毫无疑义，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共同价值为驱动力，以切实可行的战略性伦理举措推进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挑衅姿态，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全球经济伦理的魅力与价值。

八、几点启示

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着悖谬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挑战、风险增多，其中的经济伦理乱象却层出不穷，纷纭涌现，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如果没有科学经济伦理学加以研究、分析和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应对方案，问题会不断积累，风险会不断增加。针对上述经济伦理问题，新时代经济伦理思想做出了必要的伦理回应和理论解答，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可以说，该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建设提供了不可取代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源泉。新经济伦理思想中价值理念主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义利统一的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理念。这些理念，无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还是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理念提供了审视经济活动的正确经济价值观。比如，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发展生产，无论是分配，还是交换消费，无论是对于党和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应该树立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的意识，团结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否则，经济发展必然走向邪路。再比如，义利统一理念也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遵循的。如果见义忘利、不义而取，经济发展必然混乱一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以及“权力的任性”“官员的不自律”都会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作。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认为，正是动物精神的泛滥，最终摧毁了英美自由市场的根基。因而，坚持义利统一，最起码要遵循无伤害原则、遵循市场伦理原则，与此同时，还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弥补市场伦理的“漏洞”，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完善我市场经济伦理秩序，进而捍卫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其二，为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建设提供了不可取代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为评价审视当代世界经济实践敷设了适切的基本价值准则。批判和建构相统一的方法论启发我们，把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解构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建构有机联系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特别注意理论的透彻性与实践的针对性之间的必要张力，防范“左”的同时也拒斥右。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理念、方法论、价值观、制度和机制等是多位一体的，本质上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从而树立文化自信、价值自信和制度自信。防范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及其价值观借助于市场化、全球化的契机，借助于我们对它们学习借鉴的时机而“反客为主”，根本颠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及其制度体系。再者，当代世界经济走入低谷，不见回暖之势，经济全球化踯躅不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共同价值的提出显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当代世界经济实践敷设了适切的基本价值准则，有助于推进全球经济伦理走进新时代。

其三，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建构应妥善处理的几大关系：首先，认识到当代经济伦理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现实紧迫性。基于影响经济伦理因素的复杂性，经济伦理建设显然具有复杂性，而基于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起点新征程新要求，经济伦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性。因此，既不能消极懈怠、无所作为，又不能急躁冒进，幻想“一蹴而就”；其次，注重经济伦理建设内容之间的必要张力。经济伦理建设具有多重维度，有理念维度和制度维度，有体制维度和机制维度，有生态维度和全球维度，有组织维度、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因而需要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把握好平衡与节奏，有序推进；再次，要把经济伦理建设与经济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建设统筹起来。经济伦理是经济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同时也关涉复杂的文化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不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统揽全局，整体推进伦理建设，是不行的。同时重点抓好分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消费伦理等，积极推进全球经济伦理建设。总之，坚持以新时代主流经济伦理思想为指导，以“超经济强制”超越狭隘的经济逻辑，保持对经济伦理“实然”的“应然”批判之张力，必将有益于现实经济活动的良性展开，也必将有利于社会和谐、世界的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要人类的经济活动内含着丰富的“道德指数”，它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幸福指数”也就不言而喻。

注释：

〔1〕〔8〕〔11〕〔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422、9、412、41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5页。

〔3〕〔4〕〔5〕〔12〕〔16〕〔21〕〔28〕〔30〕〔31〕〔33〕〔34〕〔35〕〔36〕〔43〕〔47〕〔51〕〔54〕〔55〕〔61〕〔63〕〔65〕〔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3、188、188-189、327、327、260、265、264、501、135、134-135、214、205、394、393、209、481、477、524、501、543、480-482页。

〔6〕习近平：《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

〔7〕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4页。

〔9〕转引自陆晓禾、〔美〕金戴如主编：《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10〕张志丹：《弱化与强化：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两个层面及当代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23页。

〔15〕〔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3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22〕〔23〕〔24〕〔32〕〔40〕〔45〕〔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9、22、9-10、168、93-94、209、85页。

〔25〕〔美〕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65页。

〔26〕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