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鹏 耶斯尔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自1978年以来，阿富汗的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根本原因在于其国族构建未完成。自1747年建立近代国家以来，阿富汗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不同措施，希望构建阿富汗的国家民族——国族(nation)，但都未成功。阿富汗国族构建面临几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矛盾、中央集权与部落自治传统之间的矛盾以及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但其现政权目前没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因此，阿富汗的国族构建前景暗淡。

阿富汗是中国邻国，位于南亚、西亚和中亚的交界地带。自1978年发生“四月革命”*“四月革命”系指1978年4月苏联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推翻达乌德政权的政变。4月是阿富汗历二月，因此“四月革命”也被称为“二月革命”。以来，阿富汗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2001年11月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阿富汗也开始了国家重建，但重建并未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繁荣，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民族和解也是命运多舛。为什么阿富汗至今难以实现和平？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阿富汗的国族(nation)构建困难重重，导致其国族构建至今没有完成。主权国家的属性和功能因为民族认同不完整而难以体现与释放。这便是阿富汗社会长期动荡的关键所在。*刘泓：《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重建》，《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一、阿富汗国族构建的历程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国族构建的成功与否是影响民族国家发展和稳定的根本条件。“国族是由民族国家创造的，没有民族国家就无所谓国族。所谓国族，即国家民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或披上了国家外衣)的民族。”*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阿富汗的国族构建从1747年杜兰尼王朝建立至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民族的构建，第二阶段为现代民族的构建，第三阶段为国族构建的停滞，第四阶段是民族的重建。

(一)近代民族的构建

1747年，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推选普什图杜兰尼部落*杜兰尼部落原称“阿布达里部落”，1747年该部落联盟首领阿赫马德被推举为阿富汗国王，他采用了“杜尔—依—杜兰”的称号，意为“珍珠中的珍珠”，表示他与其他部落首领地位平等，史称“杜兰尼王朝”，阿布达里部落因此也被称为杜兰尼部落。联盟首领阿赫马德为国王，由此建立了杜兰尼王朝，全体阿富汗人第一次获得统一。参加选举的有普什图、哈扎拉、俾路支等部族的领袖，其中普什图人最多。杜兰尼王朝是阿富汗各部族妥协的产物，它没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国王只是各派共同的首领，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其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这一时期阿富汗国族认同基本上等同于普什图认同。

1880～1919年，阿布杜尔·拉赫曼和其子哈比布拉先后任国王，阿富汗国族建设取得很大进步。阿布杜尔·拉赫曼(1880～1901年在位)担任国王后加强中央集权，以普什图人和逊尼派作为国族的基本属性，在与外部强权的斗争中维护本国生存，但在国内推行内部殖民和强制的民族同化。他利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依据，任命一些非普什图人担任要职，采取措施强制部落迁移，加强对各部落的统治。普什图吉尔扎伊部落先前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地区。1886年，拉赫曼将该部落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与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族群生活在同一区域。这样做既可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也防止了吉尔扎伊部落与杜兰尼部落争夺国家领导权。此外，拉赫曼对反抗的哈扎拉人进行残酷镇压并征收重税。

(二)现代民族的构建

1919年，阿曼努拉继任国王。他通过第三次英阿战争使阿富汗获得了独立。阿曼努拉与“青年阿富汗派”合作，致力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他以民族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在政治、经济、司法、宗教、社会等各领域推进现代化改革。阿曼努拉的改革在理论上否定了穆斯林对非穆斯林、普什图人对其他民族、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优势地位，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和制衡机制，加强了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转变为民族主义。*黄民兴：《试析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与特征》，《西亚非洲》2008年第4期。但在实践中，阿富汗政府推广普什图文化、建立普什图语学校和研究院、推动普什图语传播。

1930年，纳迪尔建立了穆沙希班王朝(1930～1973)，这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纳迪尔注重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间的平衡、国家与部落之间的平衡，推行中立外交。纳迪尔以普什图属性、形式上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人民主权构建民族认同。纳迪尔的政策被其后继者继承。随着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增多，阿富汗普通民众也具有了现代民族意识。*④ 姚大学、闫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及特征》，《西亚非洲》2014年第6期。

穆沙希班王朝力图在多元社会中整合国家认同。穆沙希班王朝大力提升普什图语的地位，使普什图语逐渐取代达里语成为阿富汗的通用语言，同时以官方形式重新诠释阿富汗历史，塑造集体记忆。据此，现代阿富汗被视为上古雅利安文明的延续，普什图人则成为近现代阿富汗的历史主角。穆沙希班王朝试图以普什图文化强制同化多元族群文化，加强国家认同，削弱族群认同。*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文化整合与族际关系》，《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20世纪60年代后，阿富汗政府已完全接受了人民主权观念。阿富汗人指称阿富汗境内所有人，不分民族和宗教；宗教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所降低。④

(三)国族构建的停滞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阿富汗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其国族构建也趋于停滞和倒退。第一，各派抗苏力量带有明显的族际分野。逊尼派“七党联盟”中有6个政党以普什图人为主体，什叶派“八党联盟”的主体是哈扎拉人， 强化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识和认同。第二，军阀也以族群划界，彼此混战。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这些军阀都以民族划界，使阿富汗内战异化为族际冲突。*③⑥ 姚大学、闫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第三，塔利班代表普什图人利益，而非阿富汗各族人民的利益。1994年，崛起的学生军——“塔利班”以保守的伊斯兰主义作为旗号，但其本质上代表普什图人的利益，其绝大多数成员为普什图人。*Ahmed Rashid,Taliban:Militant Islam,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2010,pp.250-251

(四)民族的重建

2001年12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同月，联合国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各方签署波恩协议，启动阿富汗重建进程。2002年6月，阿富汗召集紧急支尔格大会，选举产生以卡尔扎伊总统为首的过渡政府。2004年1月，阿富汗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10月举行了阿富汗历史上首次总统选举；2005年9月举行了议会选举，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举行了第二届和第三届总统选举。

在阿富汗新政权中，少数民族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基本上掌控了军权。虽然普什图人控制了政权，但在一定程度上其地位却降低了。③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是普什图人、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是塔吉克人、第一副总统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是乌兹别克人、第二副总统萨尔瓦尔·丹尼什是哈扎拉人，这种状况引起了普什图人的不满，因此，塔利班能够继续在普什图人中发挥影响。

二、阿富汗国族构建中的问题

(一)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矛盾

国族的构建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支撑，正是有民族主义的动员作用才使得各族群产生对国族的认同。国家民族主义就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的国家表现。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反映了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以及当今世界的关系。*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阿富汗的国族构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使阿富汗统合各民族存在困难，导致国家认同被架空。对阿富汗各民族而言，国家利益还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各民族往往将本族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国家利益束之高阁。*刘泓：《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重建》。

首先，普什图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阿富汗国家民族主义要构建一个为全体阿富汗人认同的阿富汗民族，但在阿富汗国族构建历程中，普什图族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从1747年杜兰尼王朝建立至1978年，阿富汗执政者都来自普什图族，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建立“普什图人”的国家。因此，阿富汗中央政府所奉行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为普什图人代言和牟利，并将其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⑥这就是“大普什图主义”。由于统治者采取优待普什图人、歧视其他族群的政策，导致阿富汗中央政权与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哈扎拉人的关系非常紧张，非普什图各族对“阿富汗人”的认同不强；一些少数民族甚至不愿意接受“阿富汗”作为国名，因为在历史上“阿富汗”与“普什图”同义。

其次，少数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与阿富汗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纵观阿富汗历史，少数民族长期受到普什图人的歧视性对待。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阿富汗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也随之兴起。一些少数民族开始认为，只有主权才能使其免受主体民族的压迫并张扬其民族文化，他们关注“阿富汗国家”的兴趣在逐渐丧失，主张通过建立本民族控制的政府来寻求能够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和利益的最理想的管理形式。*刘泓：《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重建》。

苏联入侵后，阿富汗政权由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把持，普什图人第一次丧失对中央政权的控制。阿富汗抗苏运动本身带有明显的族际分野：“七党联盟”中有6个政党以普什图人为主体，“八党联盟”中哈扎拉人居多。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且皆以特定的族群划界，例如，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者主要为普什图人、拉巴尼和马苏德则依靠塔吉克人、杜斯塔姆依赖的是乌兹别克民兵。塔利班兴起后，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武装力量组成“北方联盟”与塔利班对抗，而塔利班的成员主要来自普什图人。

目前，阿富汗三大少数民族都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政党，如塔吉克人主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哈扎拉人的“伊斯兰统一党”以及乌兹别克人的“伊斯兰民族运动”。这三大少数民族因担心塔利班加入政府后威胁其现有权力和地位，强烈反对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

(二)中央集权与部落自治传统之间的矛盾

国族的构建必须仰赖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便推行统一的国家意志，推动国族的构建，否则国族构建将失去组织机制。国族建设的中央集权要求与部落社会的文化、政治传统处于矛盾状态，妨碍了阿富汗国族建设的顺利推进。

首先，其部落社会文化传统具有分裂性的特征。阿富汗社会沿着以血缘为基础的谱系分裂为众多相互独立的部落，这些部落只有面临外部干涉时才暂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一旦威胁解除，部落联盟便宣告解体。总体上看，普什图部落组织的规模大都较小，不同部落组织之间充满了矛盾。*③④ 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

其次，部落政治传统具有自治和冲突的特征。第一，在部落家族的政治传统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家族和部落隶属关系决定个人及部落组织的政治忠诚与行为选择，社会政治认同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第二，追求平等与自治，反对外部力量干涉和控制。这进一步体现为，阿富汗人反对任何来自家庭以外的力量的干涉和控制。③

再次，社会文化具有对立与冲突的特征。阿富汗的部落在维护各自独立的同时，不同部落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从深层次看，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部落之间对抗的实质是防止任何一方独大，维系整个部落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从而使个人及部落组织保持自治地位。④

(三)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的矛盾

阿富汗在构建国族的过程中，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对矛盾。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建立后国家力量有限，无法统合相对独立的宗教阶层。

1880～1901年，阿布杜尔·拉赫曼国王当政期间整合宗教力量，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强化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把宗教人士纳入国家政权控制。拉赫曼的政策取得了较大成功，宗教力量被统合进国家体制。

1919 年，阿曼努拉继位后，效仿土耳其及西方国家，在公共领域全面推进世俗化，将宗教力量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以“人民主权”取代部落和宗教权威，国王的权威不再来自部落和宗教，而源于阿富汗民族。阿曼努拉的改革严重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1929 年，在宗教人士的鼓动下，阿富汗部落叛乱四起，阿曼努拉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1930年，纳迪尔建立了穆沙希班王朝(1930～1973)。在整合宗教力量方面，穆沙希班王朝推行宗教“国家化”与渐进地世俗化并行政策：一方面，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另一方面，渐进地推动公共领域的世俗化。纳迪尔使宗教人士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丧失其独立地位。*闫伟：《国家与宗教的博弈——现代阿富汗政教关系嬗变及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穆沙希班王朝的政策基本取得了成功，但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地区很少触及。

1978年，人民民主党通过政变上台，仿照苏联建立了世俗的政治体制，宗教人士在政府完全丧失了影响力。在司法领域，人民民主党政权以世俗法取代伊斯兰教法，推动社会生活全面世俗化。这些政策激起了宗教阶层的强烈反抗，最终该政权垮台。

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垮台，阿富汗开始了重建。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政治重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虽然阿富汗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法在社会生活和立法中占有一定地位，但阿富汗新政权是世俗政权。阿富汗现政权的世俗性质与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的宗教性构成难以解决的矛盾。

三、阿富汗国族构建的前景

由于存在上述矛盾，阿富汗的国族构建面临严峻挑战，且问题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阿富汗的国族构建前景暗淡。

首先，阿富汗现政权无法消除族际紧张关系。在阿富汗历史上，由于政权都由普什图人掌握，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在阿富汗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少数民族对普什图人掌权非常警惕和敏感，如果新政权完全被普什图人控制，那么少数民族将面临再次被歧视的危险，而普什图人也无法接受阿富汗政权被少数民族主导。

阿富汗现政府奉行民族平等政策，即根据各族群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分配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利益。由于“北方联盟”在推翻塔利班政权方面有着特殊贡献，因此，作为“北方联盟”的成员，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权力分配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卡尔扎伊执政时期，哈扎拉人在阿富汗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哈扎拉人政治家在阿富汗政坛的影响举足轻重。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普什图人内部陷入分裂状态，形成以阿富汗中央政府为代表的普什图温和派和以塔利班为代表的极端派。即使如此，两派都对哈扎拉民族主义怀有很大戒心。*张燕军：《阿富汗重建中的哈扎拉人研究》，《世界民族》2016年第4期。

阿富汗的总统竞选在不同族群间展开，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都在竞争政府权力。因此，无论哪一个族群的领袖当选都很难从其他族群那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2014年的总统选举，加尼和阿卜杜拉分别代表普什图和塔吉克两大族群。在塔吉克人占多数的卡比萨省，6个区中有5个区的多数票都投给了阿卜杜拉，得票率都在78%～97%之间；而在普什图人聚居的巴达赫尚省塔加布区，加尼获得了82%的选票，投票人关心的是谁更能代表本民族和为本民族服务，而不是候选人的政纲。*Sean Mann,Are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s Great Hope?the Rand Blog from the Foreign Policy,November 11,2014,https://www.rand.org/blog/2014/11/are-ethnic-politics-afghanistans-great-hope.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18日)。阿卜杜拉在竞选时承诺给省政府分权，这正是塔吉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键利益所在，少数民族都担心中央政权被普什图人掌控；加尼则表示要推动与塔利班的和谈，反映出普什图人对结束本民族内部分裂的希望。*Sean Mann,Are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s Great Hope?the Rand Blog from the Foreign Policy.

加尼和阿卜杜拉两人对2014年的选举结果有争议，在美国的斡旋下，两人达成分权协议：由加尼任总统、阿卜杜拉任首席执行官，共同组成民族团结政府。但在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任命等问题上，两人仍然矛盾重重，加尼支持普什图族人选、阿卜杜拉支持塔吉克族人选，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则被排斥在外，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也不同这些少数民族协商，使得族群和地区间的隔阂增大。*Afghanistan:The Future of the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Report No.285,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April 10, 2017,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afghanistan/285-afghanistan-future-national-unity-government(上网时间：2017年8月17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阿富汗最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得到的外国援助也最少。*Bipin Ghimire,Tackling Structural Violence in Afghanistan,Fair Observer,May 1,2017,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central_south_asia/reconstruction-afghanistan-south-asia-news-75463/(上网时间：2017年8月20日)。加尼也由于将权力集中于他的普什图和同部落盟友、边缘化其他民族而受到批评。*Pamela Constable,Ethnic Minority Leaders Push for Afghan Reforms,the Washington Post,July 1,2017,http://www.standard.net/World/2017/07/01/Ethnic-minority-leaders-push-for-Afghan-reforms(上网时间：2017年8月17日)。

其次，阿富汗的民主机制存在退化的可能，对阿富汗的国族构建构成严重挑战。民族国家通过民主政治机制保障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但目前阿富汗的民主制度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实行的是一种“美国式”的民主政治。阿富汗作为一个保守的国家，没有政治妥协的传统，而且其强烈的部族社会文化不适合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生存和发展。在2001年后的阿富汗政治重建过程中，哈扎拉、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共同努力，力图限制普什图人的政治优势。例如，一是主张实行联邦制，从而为少数民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二是限制总统权力，宪法规定只有赢得50%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总统，由于普什图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0%，这就意味着普什图候选人要当选必须争得其他民族的支持；另外，宪法还赋予国会更大的权力，例如国会具有监督和弹劾总统的权力，对重要的人事任命拥有否决权等，总统却无权解散议会。但这种政治体制极其脆弱，极易受到国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影响，如国内安全形势恶化、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态度、本国的民族宗教矛盾、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斗争等。

“北方联盟”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在战后阿富汗的政治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例如，“北方联盟”的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卡西姆·法希姆任阿富汗临时政府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后来又担任第一副总统。阿富汗过渡政府于2002年成立，其中“北方联盟”获得三个副总统职位(过渡政府共设5位副总统)，在29个内阁职位中，“北方联盟”获得了14个，其中包括外交、国防两个极为重要的部长职务。但随着阿富汗重建的推进，“北方联盟”的政治优势逐步下降，这主要源于卡尔扎伊政府采取的措施。其一，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2004年1月4日，阿富汗通过了新宪法，规定阿富汗实行总统制，总统兼任政府首脑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直接领导内阁。其二，逐步解除“北方联盟”军阀的兵权。从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开始，卡尔扎伊就推行解除兵权的策略，即授予军阀以政府职务，使其赴喀布尔任职以削弱其对地方的控制，如赫拉特省的军阀伊斯梅尔·汗被任命为水电部部长、乌兹别克族军阀拉希德·杜斯塔姆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和总统驻阿富汗北方地区特别代表等。*张燕军：《阿富汗重建中的哈扎拉人研究》。

阿富汗现任总统加尼虽然在竞选时允诺维持政权的族际平衡，但就任总统后加尼及其团队都不遗余力地排挤主要的少数民族成员。为削弱塔吉克人的竞争，加尼在巴尔赫省长阿塔·穆哈迈德·努尔(Ata Mohammad Noor)*阿塔·穆哈迈德·努尔是塔吉克人，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阿卜杜拉之间制造矛盾。2017年4月，加尼还解除了其高级助手阿赫麦德·齐亚·马苏德(Ahmad Zia Massoud)*阿赫麦德·齐亚·马苏德是塔吉克人，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的副主席。的职务，使政府的族裔构成更加不平衡。乌兹别克族政治领袖杜斯塔姆任阿富汗副总统，但他也被排挤。加尼的做法使阿富汗的政局更加不稳。*Bismellah Alizada,Sacked Afghan Minister Symbolizes the Government's Precarious Position,the Diplomat,April 22,2017,http://thediplomat.com/2017/04/sacked-afghan-minister-symbolizes-the-governments-precarious-position/(上网时间：2017年8月16日)。“北方联盟”政治优势的丧失必然导致普什图人政治势力的独大，这将严重影响阿富汗的国族构建。

再次，现政权无法解决其世俗性与宗教之间的矛盾。阿富汗现政权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建立的，世俗性是其鲜明的特征。虽然阿富汗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和立法中享有一定地位，但阿富汗政权仍然是纯粹的世俗政权。但是，伊斯兰教是阿富汗民族的整体记忆，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例如，在普什图传说中，所有普什图部落皆为卡伊斯的后代，而卡伊斯被认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在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当前的民族与国家被视为是对伊斯兰文明传入前的文明的延续和传承。然而，阿富汗人只认同民族起源的伊斯兰属性，否定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历史。*姚大学、闫伟：《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及特征》。

自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大多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阿富汗内战各派力量也多打着伊斯兰的旗帜；后来的“塔利班”就是由学习伊斯兰教经文的学生组成的武装力量。这种经历使得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政治中的影响力大增。阿富汗现政权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其世俗性特征也是西方政治经验的表现，并不适合阿富汗的文化和传统。阿富汗现政权也没有能力解决其世俗性与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影响力这对矛盾。

从18世纪中叶至今，阿富汗的国族构建虽然经历了各时期政权的努力，但并未建成可以称为“阿富汗民族”的国族。阿富汗的国族构建仍然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阿富汗的国族构建依然前景暗淡，阿富汗的和平也充满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