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品以国家、意识形态、情感三者为核心要素，集中探讨了主人公在面对个人情感选择和人生时内心的波澜起伏的历程，对于国族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不同国家的角色对之有不同运作机制，而大时代下的个人选择也不可避免受到裹挟并由此引发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国族  意识形态  情感

作品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虎虎虎的日文发音东风雨来作为片名，意在指出本片的中心事件为情报传送的故事主导整体叙事进程。在此过程中，安明和欢颜的爱情;中西正弘的国际共产主义情怀;教堂唱诗班的颂歌;歌舞厅里面悠扬的乐曲构成了整个电影伤感凄美的叙事格调。“这种虚拟真实让作品具有很真实的代入感”而作为情报输送的过程则成为作品中叙事的主线，在传递过程中展现出各色人等的较量和博弈过程。

一、 国族与意识形态的复杂扭结

影片中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家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场面中，不仅仅出现我们熟知的敌我双方的正邪斗争，谍战作品刺激迭出的快节奏叙事，这是紧张有趣并且乐于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因素之一。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在这场战争中上海作为文化和战争的场域，提供多国人员活动的舞台，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有日本人，混血儿，共产党，汉奸，国际友人，苏联人，英美人，印度公主，等等，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情感、党派、血缘、信仰等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叙事要素。

在日本方面看来，也自有其占领公共租界的内在理据，以貌似合理的幌子来掩盖其侵略战争的本质目的。影片中“白种人滚出亚洲去”“大东亚共荣”透漏出日本动用种族主义理论资源来为侵略张目的意识形态内涵。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对立是先验存在的，这是种族和地域的先天条件所造成的，所以日本的大和民族在日本人看来将会成为对抗英美霸权的领导者。和英美不同的是，亚洲的中国和日本都属于黄种人，这在客观上成为日方借以利用的话语资源，建构起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以“反对英美殖民侵略”的正义性呼声为向中国的入侵提供国际性意识形态的论说依据。然而悖谬之处在于，打走了老虎引来了另一群狼，英美赶走以后日军更是以残酷的手段杀害包括英美中在内的反法西斯阵营为实质行动的论说的。

在作品中，成海岸是作为混血儿出场的，父亲东北母亲日本的身份使得他成为日侨，不过并未因此而受到日本的特别优待，反而因为抵抗日军的暴行，输送情报被自己的母国所逮捕，正是这一人物的设置（当然也包括中西正弘）宣告了日方的种族主义理论的破产，一切只不过是日本侵略别国的幌子而已，凡是妨碍己方占领中国的人或者事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而不论其是否是日本人。这样吊诡的意识形态运作同样被日本运用在对待英美侨民上，正是种族的抵抗成为侵略战争的借口，但是借着成海岸又解构了意识形态性的建构，发现了另外一种真实。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特地设置中西正弘这一人物形象来代表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近卫首相的秘书，他本应成为大和民族的忠实捍卫者，也就是应该秉持国族主义的情感立场，战争作为体现国家认同感的最高形式，可以提供显而易见的日军形象，正如诸多抗日影视剧中鬼子型日军那样，然而为了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苏联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和中共党员安明并肩作战，以至于被捕，这里不仅仅是出于塑造不同样态的日本军人的需要，更关键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苏氏意识形态在国族背景下的多样化选择。苏联和日本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反法西斯战线中是敌我分明的，但是在珍珠港事件时，日本和苏联并未进入宣战状态，况且是中国的上海，自己还是日方高官。那么中西正弘的递送情报就带有更深的文化社会内涵。在当时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虽然没有冷战时期的剑拔弩张，但是苏俄时期的白军红军斗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况且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存在于一套不同于英美的国族意识形态内涵，这就是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同质化。换言之，苏联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借用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资源来使得广大共产党员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名义下，保卫苏联，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在作品中并没有得以显豁。中西正弘帮助中国抗战，并且愿意帮助中共党员安明是基于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者信念，不是二者的国族认同（一中一日），而是跨越国界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上海特殊场域的发挥和彰显，在此意义上，和西方人类意义上的宗教相类似，中西正弘也是具有国际精神的斗士，他超越了国家认同的局限性，为了信仰而和中国的同志共同奋斗，抗击日本侵略。在战争的状态下，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运作体制是自洽的，其民族利益和共同信仰的混用在共同对日的战争中相得益彰，也可以用安明的一句“一笔写不出两个共产主义来”说明信仰对于国家民族的超越性，而在这背后是人类的博大胸怀和对于和平的期盼，提供了另外一套关于国族和信仰的意识形态建构方案。

英美的资本主义阵营固然因为偷袭珍珠港而成为日军的交战国，而在中国上海，限于英美的实力和当时日军的充分准备，在其中并不是坚船利炮和日本开阵的大规模战争场面，正如诸多好莱坞太平洋战争中大肆宣扬的那样，而是和中国一样同样缺乏军队，陷入日本的宰割和杀戮。在此英语民族的视野下，基督教上帝的博爱和救赎显然成为对抗法西斯暴行的话语资源在影片中多次使用。在此的意识形态运作意味不言自明：日军的暴行和基督的博爱恰恰构成其宗教运作的合理外衣，让中国人民和西方世界共同站在一个阵营颞部来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在宗教的弥合下，租界这一本是中国耻辱和被殖民的象征的能指便产生了两重所指：第一，中国和西方阵营是作为日本受害者的面目而存在和出现的，和日军的强大残忍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寓意显然不言自明，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西方人第一次反客为主（尽管他们是租界的主人，但是租界毕竟有时间的限制，到时候中国会收回）地和中国人民一起成为正义的一方，而租界的性质的意识形态所指显然已经被人抛弃在一边。第二，基督教的博爱所代表的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和日军不文明的暴行同时也是线性历史论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之争，虽然暂时中西一方由于敌人的淫威而不得不屈居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不过一种进化论式的乐观便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因为根据历史演进的规律，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上帝与我们同在”成为这一乐观性胜利结局的最好预言。特别是作品中，日军的野蛮，枪杀，酷刑都作为显示日本的非正义性得以广泛运用。

作为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的共产党，国民党，汪伪政权各方势力角逐，展开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谍战大戏，在此民族主义成为超越一切党派的最高原则，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统一得到彰显，全民不分党派，性别，国籍都投入到抗击日本入侵的反法西斯阵营中。作为主人公的安明不仅仅是抗日的战士，同时还要面对自身外部内部的考验，换言之在铁板一块的中国人国族意识形态寓言中还存在敌我友的认同问题，出现了汉奸和国际友人这两类无法化约的对象，当以民族主义高扬抗日大旗时，汉奸作为投靠日方的民族败类，又逸出民族主义的血缘框架，作为民族的背叛者而出现，而有趣的情况在于：无论是汉奸还是中西正弘，在被对方定义时，皆是民族的背叛人，但是作为国际友人的中西正弘正是在反抗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意义上才作为抗日斗士的先验英雄而存在;同样的，汉奸因为投靠日本人也被认为非正义而成为民族的败类，不仅不容于己方，也为日方所不齿。然而问题并未因正义和非正义的简单二元对立而终止，对于安明来说，问题还远为复杂。对于内部组织的不信任，安明需要自我证明清白，这和传统抗战题材的作品中简单明快的基调产生了差异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还要在内部防止和查找汉 同样作为国族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内容在作品中书写，由此得以走向纵深的维度。

二、意识形态和情感的大我和小我

在作品中，郝碧柔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小我和大我的统一，和传统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模式不同的是，她是一个柔弱的小学教师，在收容所里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但是作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她也是极为热爱生命的，甚至对于死亡也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我怕被捕，从来就没有挨过打”，但是真是到了生死关头，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志，也是同样的慷慨赴死，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英雄式转变，在此，大我和小我在国家的意义上得到统一，为了大我，牺牲小我，成就自己的同志成为一种必然和自觉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小我的挣扎和恐惧也是异常真实的，郝之所以选择向电车奔去的死亡方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害怕自己被捕后的酷刑也是人之常情。既然自己已经被捕，已经被敌人盯上，那么自杀也就有了国家民族之外的一层内涵：选择一种更为体面的死亡方式，这样的书写不会影响伟大英雄的品格，反而显得真实可信，也可见出爱国者平凡和人性展露的路向，一直到日军拷打的折磨终于促使他自己自杀，为了更加快乐地面对死亡而采取的极端措施，“通过强化表现这类焦虑与恐惧释放了许多现代人的心理压力”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结束自己的生命，换回更多人的生存。

同样而更为复杂的是安明和欢颜之间的爱情和选择，当战争没有来临时候，他们完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对于大量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是颇有意味的，正如结构主义中的“平衡——打破平衡——再平衡”模式，战前的生活是宁静祥和的，这也是人们对于战后幸福生活的正当性期许。然而，问题并非止步于此，在国家民族的关系之外，还有一层党派之间的冲突;虽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党派之间的矛盾还是在战争时期存在，欢颜在安明看来，两人只是爱情关系，正如战前那样，但是在大时代的裹挟之下，个人的爱情也和国族、党派等因素混合在一起，成为大我和小我之间的舞台。

安明和欢颜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之处在于身处不同的党派，对于欢颜接近自己是为了情报还是为了真爱，安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作品中有一个场景较为典型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得知欢颜在自己的咖啡里面下迷药时候，他一把掐住了欢颜的脖子，而后二人又相拥抱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掐一抱中显示出二人之间的内心挣扎。“他们为了各自的信仰和使命，穿梭在这个即将沉沦的都市里”不同党派之间的立场，自己被人诬陷的洗刷，爱人和国家命运的选择这些因素都作为国家民族之外的叙事因素在作品中出现，甚至包括老易，作为汉奸为了保命而成为双料间谍的面目都是作品中复杂性展现的绝佳材料。

三、爱情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

欢颜和安明之间的爱情关系因为党派的立场而出现龃龉，但是共同的国族奋斗目标又使得二人并未出现传统小说中大我和小我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欢颜指认自己从而救出安明这一情节中，小我和大我相互异质同构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为爱人牺牲的方式为国家尽忠，作品较为巧妙地实现了两者的统一和融合，在两人的爱情关系中，固然存在党派的立场不同而有利益的冲突，比如对于情报的争夺和双方在外敌入侵之下却并未止息内部的纷争，但是作品中都一一真实呈现，并且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党派立场而否认军统的抗日立场和牺牲精神，这也表现在两人的性格上都富有奉献品质，为国家谋利益的民族责任感和自尊心，在此意义上，他们也就是共同为国家奋斗的战友和同胞，爱情在国家的意识形态规约下不但没有走向泯灭而是得到更加深刻的彰显，这正是作品的独特魅力之处。

通过二人关系的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层潜在的含义。正如安明所说“她是自己冬天里的第一支迎春花 ”，在思想和生活上，她也扮演了启蒙者和指导者的意象，在欢颜死亡后，继承抗日的遗志成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她像壁炉融化了积雪”的意象反复被书写，这一笔是饶有趣味的。这里的融化既有感情意义上的，对于自己爱人的照顾和体恤，例如当安明和欢颜选择谁将会出走保护对方时，欢颜走之前对于安明的永别场景;也包括在她死后，对其不断的缅怀;还包括两个人在战争间隙彼此之间关于光明未来的向往。“我们是半兽半鸟的蝙蝠，飞向光明的未来”，这是作品中的亮色所在。

在此我们更需要深入探讨的是，爱情和国家民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统一或着矛盾的？对于双方来说，对话都是深爱自己的，即使是在有背叛组织的嫌疑之下也在所不惜，具有日常人物中的伦理情感和大量两人情感美好生活的描写，这不仅仅是两人感情的甜蜜表示，也在症候学上对于未来信仰世界的预期给予了潜在的说明和暗示。但是，仅仅有风花雪月的美好是远远不够的，一旦面临人生的抉择，那么尴尬性场景就会出现，当两人只能有一人存活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也是战争条件下二元对立的敌我阵营的真实写照，那么只有牺牲自己，成全爱人和同志才能完成自我的涅槃，也正是爱人和同志身份的重叠带来了个人情感和对敌斗争两者的统一。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这种统一要通过生命为代价，这也就从两个层面确立了伟大：爱情和国家，也由此确立生命的真正价值，三者都得到了升华。而继承自己爱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为国奋斗，但是最终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终一切人都死亡，只有那份情报存在着，牺牲精神昭示出爱情和国家之间和生命的关系，这也是作品的深刻之处。

参考文献：

[1]刘帆，李骥.《东风雨》：拧巴的史诗及其叙事悖论[J].电影艺术，2010，（9）.

[2]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小荷.1 2 3……数字阅读《东风雨》[J].电影，2010，（4）.

（李忠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