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东

摘 要：《阿难》中的男主人公阿难身份难辨，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人物身份的混淆性钩织了一部似幻实真的作品。本文从身份问题出发，从文本的行文细节处来探析阿难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的去向等等，折射出了虹影本人的国族观与世界意识。

关键词：虹影；《阿难》；身份；国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1

《阿难》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了印度，这使这部海外华裔作家创作出的文本具有一种双重的跨文化视点：从创作主体上看，虹影长期旅英，在中西文学的阅读体验中创立了一种具有特色的跨文化女性写作；从书写客体上看，由中国/海外作家书写的“印度故事”也为文本本身打上了一种双重文化印记。同时，从故事的主题上看，文本具有暧昧性和模糊性。作者用写侦探小说的手法，通过空间的位移，一步步揭开了故事的真相——用侦探揭秘的形式裹挟一个关于反腐败、赎罪、跨文化旅行的故事。

“《大智度论》上记载：四百四病为身苦，忧愁嫉妒为心苦，合此二苦，谓之内苦。外苦亦有二种，一位恶贼虎狼之害，二位风雨寒热之灾，合此二者，谓之外苦。也就是说，所谓内苦，是指身体的病痛和心理、感情方面的痛苦；所谓外苦即包括来自外界的各种灾难祸殃。”[1]佛教假定以人为主体所生存的外在世界是一个“苦”的大环境，这种苦既包括肉体所收到的一种物理侵害，具有实体化的性质，也包括人在思考世界、与人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体会到的一种精神上的困惑。如果想超脱这个以苦为主要基调的世界，则需要通过赎罪、忏悔的方式来达到一种“灭”的境界。“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幻无常、假而非真的，人生在世也是烦恼无穷、苦多乐少。而当人们认识到佛教的真理、了悟人生的阵地，就会进入一种烦恼灭尽、常乐我净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入灭或涅槃。”[2]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俗世世界充满了苦，而摆脱苦的方式是要通过对佛、禅的参悟和理解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超脱和洁净。同时，苦也是和污、不洁等词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想摆脱这种不洁与肮脏，同样要通过摆脱烦恼、了悟佛法的途径。《阿难》中缺席的男主人公阿难，自由生活在一个苦的世界中，童年生活的黯淡与冷漠、情感的缺失导致了他在成年后自我欲望的膨胀，仿佛只能通过更多欲望、物质的获取才能弥补自己在童年时由环境带来的创伤。欲望的膨胀犹如恶性循环，在文本中的主要表征为对金钱的渴求与性爱的撷取，这种俗世的罪恶导致了文本中阿难身份的难以指认性。三重身份、三个能指、三段故事、三个人物，为读者解读这部文本制造了一定的难度，在阅读的过程中同样会进入一种侦探小说的“探秘”过程。

第一个阿难，是佛经中佛陀的弟子，他存活在佛经故事中。佛经中的阿难是一个“问题少年”，人如其名，他的求法、学佛过程也是一条较为困难的道路。难以抵制魔女的色诱，他毁了自己的法身。同时，他也并没有像其他佛弟子一样能通过自我灵魂的超脱与解救来达到精神层面的洗涤，而是需要佛师的提点。但他也是最具备智慧力的底子，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俗世/超脱、欲望/智慧之间的两难。《阿难》中提到佛经故事的阿难，让这个人物、这部文本具备了一种原型化的色彩，在宗教故事的依托下来由中国作家讲这部印度故事，文本打破了时空、地域、文化之间的限制，凸显了一种跨文化、超越时空、超越信仰之间的隔空对话。第二个阿难，则是中国俗世社会中的黄亚连，他是一个经济罪犯，是小说中国际警察将要逮捕的对象。黄亚连的罪与苦，首先表现在少年时代的放火行为上。

放火烧英国大使馆的罪行源于阿难对于“文革”的不满，在這场政治运动中，他失去了自己的抚养人叔父，自己也遭到了调查小组的虐待。他的这种苦，转化为了一种过激和犯罪的行为。长大成人后，他并没有选择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来消除原罪般的人生之苦，而是扩大了自我作为一个主动行为人欲望的撷取，将这种愤怒、不满转化为了一种贪欲，来满足自己在童年成长期一种爱的缺失。

追求现世世界的物质来满足自身的贪欲，让黄亚连铤而走险地触动了现实社会中的“法”。此时的法律与个人的欲望已经形成了对立格局，实际指向规则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当个人对金钱的欲望触动了法的界限时，必将遭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非法行为的管制。黄亚连，是罪行的实施者，当他化名为第三种身份Ananda摇滚歌手阿难时，他是一个要洗刷自己罪行的赎罪者。无论是赎罪或者犯罪，文本中的阿难/黄亚连都是缺席的，他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行为达成文本中情节实施的主动者，他始终是一个别人口中被讲述的他者，他在文本中的地位始终是缺席的，是一个被言说的人。小说通过“我”答应了苏菲交代的任务，在印度不同空间转换的过程中寻找阿难，在寻找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他的故事。此时的阿难是一个逃脱者，他逃脱了自己的犯罪地点——中国，抵达了佛教的发源地、宗教文明的精神家园——印度。空间的指涉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暧昧性，而恒河的出现，更是承担了“水”原型所具备的洗刷、洗涤灵魂的功能：

阿难选择了佛教的发祥地——印度来洗刷自己之前所犯下的罪行，并意图消除自己的贪欲。他始终在逃离，逃离原有的罪行，逃离自己的爱情，逃离自己的身世。阿难的身份是模糊的，更名换姓、逃离中国、前往母国，通过宗教的净化来救赎自我的灵魂。三种身份、三个故事指涉的不仅仅是一个能指的模糊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披挂宗教神秘的外衣下，割裂所指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让文本成为一场超现实主义的跨文化对话。

注释：

[1]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页.

[2]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