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刚刚经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大部分中小国营企业，面临生产效率低下、持续亏损以及冗员众多等突出问题。为调整产业结构，释放更多生产潜力，国家对国营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提出“抓大放小”，允许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在改革中，工人阶级尤其是普通工人成为最易被剥夺和地位最不稳定的群体①。孙立平将这一转型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转轨使得大部分中小国营企业的工人失去工作。由此，孙立平将这一群体定义为事实上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②这些在国家经济转轨中生命历程发生重大改变，且下岗后生活困难的工人，对改革政策、自身身份以及国家和政府有着怎样的政治认同？这些认同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本文试图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和工人的自我认知出发，对该群体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展开讨论。

下岗工人研究与政治认同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特有的产物，国企下岗工人也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王朝明将其概括为三种：特殊体制转轨背景下的体制性特征；集中在现代产业部门的集中性、群体性特征；缺少自我支配的生产要素的无自主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下岗工人作为城镇新贫困人口的特殊性。③在关于下岗工人的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基于社会转型中阶层的分化理论，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之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以及在此分化基础上不同的认同心理。这种分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国有企业内部普通工人和管理工人、技术工人的分化。刘爱玉、李静君、佟新等学者发现，改革前管理工人和普通工人在意识形态上维持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性。随着社会和企业开始注重发挥经营者的作用，重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价值，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肯定其地位，使管理者、技术工人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之间的差距变大，工人内部不同职业之间的认同差异已经开始出现。④普通工人开始与较低的地位相联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始主动或被动的剥离出工人阶级。⑤之前管理工人和普通工人相对融洽的关系开始被“当官的”和“干活的”两种人的分野和自我意识取代，⑥并形成一种“失序的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⑦。对于这种国有企业内部的阶层分化，黄红指出了下岗工人面临的心理困境：作为改革中牺牲较大的群体，下岗工人并未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反而是相对于管理者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曾是主人翁的一线工人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由于管理者由工人的代理人转为掌握“生杀大权”的监督者，与普通工人间的平等地位被打破，从而使普通工人对管理者产生了疏离感。⑧

除了上述提到的普通工人和管理工人、技术工人的阶层分化之外，体制转型同样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阶层分化，即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分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这种二元收入结构吸引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分化。而相对于外来打工者，下岗工人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都不是最低的，但城市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却远远强于外来打工者。王浩斌指出，这种较强的阶级意识是由于下岗工人发生了向下的流动，这种向下流动使其丧失了原先的体制内所得利益，产生了较于原先优越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⑨沈原提出了适用于马克思模式解释的由流动农民向“新工人”的转化过程，和适用于波兰尼模式解释的原国有企业“老工人”向市场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使“老工人”产生了不同于“新工人”的自主性意识。⑩

第二个方面是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分析工人阶级的抗争心理。集体行动理论中包含了两种较为鲜明的视角。首先是对下岗工人集体无行动的发现。李静君提出，由于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不同职业的工人有着不同的机会和资源，使其难以形成集体行动，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冷漠、不合作、行为无效率。刘爱玉同样发现了国企工人采取“服从”“退让”和“个人倾诉”这三种策略而导致的集体无行动现象。对此他提出了三种解释逻辑：基于对“好公民”的身份和制度认可、对惩罚性制度的畏惧而产生的守法性逻辑；基于预防性制度的建立，为获得基本社会保障而产生的生存逻辑；基于不成文的价值、理念、习俗、习惯等体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对工人压力的缓解机制。不可忽视的是，在上述解释之外，学者大都提到的一种观点，即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之下，工人阶级的主体认同感和自豪感对集体行动的消解作用。然而，认为工人存在集体行动的学者则认为，集体行动正是由这种旧意识形态下的主体认同与现今的地位反差所激发。于建嵘指出，工人的抗争，更多的是采用以意识形态为依据，“以理维权”的模式，提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厂则是工人的工厂。佟新认为，下岗工人在市场就业中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共同记忆，兼并和私有化会激发其“主人”概念，加剧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以及集体认同。从而以当时的文化传统为自身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求合法性和利益最大化。同样，吴清军也指出，国企工人面临自己身份被解构时，会维护自己国企工人的身份，并结合这种身份所赋予的权利与资源，对市场冲击进行有策略的斗争。

可见，在下岗工人的心理研究中，对其行动机制和身份认同的解释，更多的是基于改革前后，工人阶级经历的变化，以及国家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宣传、塑造而产生的落差，即国家主人翁地位消失之后的相对剥夺感、挫败感和失落感。一方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即国企工人刚刚经历身份转变和生活落差的时期。而国企改革已经过去近20年，在此期间，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新的意识形态宣传下，下岗工人对改革政策、自我身份以及权力主体的理解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下岗工人心理上的自我能动性，即对改革政策基于自我认知的主动理解和消化。

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政治认同对象细化到对国家、政党、领袖等政治权力主体，研究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领袖认同，或是将政治认同主体细化为不同群体，如研究大学生、农民、网民等的政治认同。其次是探究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的联系与区别。合法性体现着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它与有效性一同构成政治认同的两个条件。同时，政治认同也是合法性的情感来源和社会情感基础。最后，是与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概念相联系的政治认同。陈捷提出政治支持的两种类型：对政体基本价值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抽象支持，以及对某些改革政策和政策表现总体评价的具体支持。而政治信任主要指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府当局及其领袖所持有的感情认同和政治支持。它包括对政府当局治理能力和绩效的认同，对基本政治制度正当性和具体制度安排的认同以及对政治价值体系(包括意识形态)的认同。目前学界对政治认同大都采用这样一种定义：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体现为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的统一。而本文所研究的政治认同主要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政治制度、政党、国家领袖和政府政策等一系列与生活相关、可让人感受到的政治现象的认知、情感、态度和意向。在此意义上，政治认同不仅仅代表着归属感和依附感，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理解、承认和接受也可以体现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

生命历程的落差与政治认同的生成

本研究选取了湖北省某地级市的20名下岗工人作为访谈对象。作为中部地区发展最快的工业化大省，湖北地区在1998-2004年间下岗人数总和为274万，仅次于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下岗工人成为该省数量最大、最为困难的弱势群体。而作为本研究访谈对象的20名工人，也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共同特点：下岗时较为年轻，只有30岁左右；夫妻双方同时下岗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工人下岗之后通过艰难的打拼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大多数工人下岗之后收入微薄或无固定收入，再就业经历十分曲折，且面临频繁的再失业：有下岗后创业失败负债累累的；有做保安的；有下岗之后摆小摊，之后去超市做推销员的；也有在超市做保洁员，几年之后去卖保险的；还有蹬三轮，做货运的；还有在医院做保洁，之后当月嫂保姆的。

可以说，改革政策使这些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发生了较大落差，而正如郭于华在生命历程理论中所提到，这种命运的改变更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属性。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安排不仅使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命历程发生了制度性紊乱，同时也限制了他们适应这种危机的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部分国企工人，在下岗之后一直在社会的边缘徘徊的现象。

之前我是轧钢厂的。那时候多安稳。虽说工资低，但是单位福利简直没得说。反而是那些私营企业，工资比我们高，但是他们一是没有那么好的福利，社会地位也没我们国营企业的工人高。但是下岗之后我文化水平也不高，又没啥技术，国家政策又让我们自己出去找事做。我当时是在**批发市场附近摆了个卖电子表的摊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赶紧起来去抢位置。好的位置很重要啊，人流量大卖的就多，而且一有什么城管工商的人来，跑起来也方便(笑)。我当时大概摆了三年左右的摊儿，唉，生意难做挣不到什么钱，有时候被城管工商的抓到了还得交罚款。后来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地上做过几年，现在在澳门的一个酒店干活。工资勉强够用吧……那时候的问题不是你懒不懒。之前我们在厂里上班，是被当作螺丝钉培养的，你只需要会这一个工序就可以了。所以下岗了之后几乎要从头开始，很多工作真是无能为力，只能出去做劳动力。去当个服务员，打扫卫生，或者摆个小摊儿。我身边很多下岗的朋友，下岗之后基本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一下岗生活突然就没有保障了，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打击，想到那时候就觉得痛苦。

通常而言，使个体生命历程发生有悖于常态的制度性紊乱和错位的政策出台，必然会影响到个体对政策的感受和认知，一定程度上还会引起对政策及其制定者、政府甚至整个政治体系的不满和抱怨。而与这一预设不同的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存在着一些下岗工人，在对过去近20年经历的回忆中，几乎没有表现出较为激烈的不满情绪，更多的则是透露出一种无奈和释然。甚至部分生活困难的下岗工人，即使其生命历程因改革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落差，却仍然有着较为积极正面的政治认同，而这种释然和认同在下文下岗工人的话语中可以充分体现。那么，对于这些生命历程经历落差而生活困难的部分下岗工人，其不满和抱怨如何被消解，甚至转化为较为正面的政治认同，则需要从其背后的生成机制上做进一步解释。

下岗工人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塑造，对工人阶级形成主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同化作用，这可以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进行分析。“国家具有教育和塑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使‘文明’和广大群众的道德风范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继续发展。”“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治理者对被治理者的认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这种领导权并非简单地建立在运用武力等强制性的压迫之上，而是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教育使被治理者自愿赞同和接受治理者的观念和知识。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建立在教育、报纸等媒介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巨大的文化制度网络对人民进行同化。意识形态的宣传一旦获得被治理者内心深处的认可，便具有深厚和持久的影响，使其对领导权视为当然。“人们总是以一种无系统、偶发的方式进行思考……服从于某种外部环境机械强加的世界观”。同样，福柯的权力理论也提到了权力在知识和话语中的影响，“我认为权力的实施还间接地取决于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无任何干系，似乎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而实则不然的机构。”对于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接受意识形态宣传的国企工人而言，这种宣传在他们话语和认知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工人阶级最终接受并将其内化为对自身主体地位和国家权力深厚的政治认同。即使在改革之后，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也并未消失，而是在内容和主题上发生了不断地变化。因此，经历了命运波折却仍然存在较高政治认同的下岗工人，他们表现政治认同的话语体系也深刻体现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同化作用。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化之下，被治理群体的话语中还存在着一种从内出发，基于自我认知和理解的解释机制。被治理阶级并非时时受到权力的约束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之外，被治理阶级的政治认同也来源于对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见之物的理解和认知。贺萧提出，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创造，是过去的事件与现实的特定情况汇集的产物。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的沉默后的产物。国企工人经历下岗后多年的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自身的心态和感受不断变化，从而在对改革及之后经历的回忆中，形成了一套基于自我认知的话语解释机制，解释改革政策及其背后权力的正当性。由此，本文试图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化和下岗工人自我认知的双重视角下，理解该群体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

1.政策认同：因无奈而产生的命运归因

国企改革时期，报纸、媒体等宣传机构对改革政策及后续相关措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宣传，这对下岗工人理解和认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宣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政策推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阐释。1994年国家经贸委提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请示》。《请示》中指出，90年代，中小国有企业亏损严重，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生产效率。新闻、报刊等报道中大量提出，“砸三铁”“抓大放小”，让经营不善的中小国有企业破产等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下岗工人需转变就业意识，走出企业保护圈，不做经济发展的拖油瓶。其次是在下岗潮爆发后，报纸、媒体对改革后出台的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之下，很多工人顺利实现再就业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宣传和报道。大众媒介的宣传和报道对下岗工人的政策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出了理解和认同，认为国企改革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同时，他们承认此项改革确实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将中国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于当年及时对经营状况较差的中小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在安置和保障政策的宣传以及众多顺利实现再就业的案例之下，再就业过程中面临困难的下岗工人只能更多地将其生活困难归结为自身原因，而无法过多埋怨政策制定者、政府等政治权力主体。

那时候国家都在号召，说我们工人要替国家着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没办法啊。但是其实也是这样的，每个地方都建一个洗衣粉厂、酿酒厂之类的厂子，没有那么多需求，没有效率。所以国家允许这些小的企业破产也是有原因的，不改革掉那些企业哪有现在经济发展得这么好？

虽说下岗再就业，打破了一个饭碗，突然失去了保障，但是这也要看你怎么看了，即使说你是失去了一个铁饭碗，但是你同时也给自己了一个机会，不管你自己怎么走，但最少自己拼搏过。世界那么大，总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阴影毕竟是少数。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由于对现状的无可奈何和无法改变，下岗工人从而只能从自身理解出发，转向“命运”的解释机制。孙立平提出，“受苦人”对苦难有着自己的应对方式和解释。在苦难中挣扎以求得生存是所有下层人民仅有的选择。农民对苦难的最常见解释是“命苦”。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境遇归结为命运不济，“祖坟没冒烟”。同样，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也一直存在着对命运、祸福相依的解释机制。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认为，“命之授于天，赋之于天，是谓天命。”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道家思想中所讲“命运无常，祸福相依”，老子提出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都体现出接受命运、安于现状的要求；佛家中也有关于天道轮回，因果业报的解释。因周围环境的改变以及日常生活的洗礼，当初对政策的不满情绪逐渐被这种无奈的命运解释机制所消解。这种类似的解释逻辑在下岗工人中也得到印证。对于自己下岗后面临的就业困难和生活压力，下岗工人更多的是从自身出发，将其归结为运气、机会等其他因素。

2.身份认同：国家建设者向个体劳动者的转变

除了政策宣传对工人的影响，国家对工人的身份塑造也经历了由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者向市场经济中个体劳动者的变化。李金指出，市场体制改革下，国企工人经历了去身份化和再身份化。转型前的身份格局中，国家对工人身份存在着三种制度性强调：政治强调、功能强调和意识形态强调。体制转型之后，原有的强制性规定瓦解，“去身份化”运动推行，政治强调转为经济贡献，能力、贡献的作用提升，意识形态上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而市场在淡化一些身份的同时，对一些新的身份和资源分配进行强化，重建新的身份秩序。

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的工人作为当时的类中产阶级群体，享有工厂“主人翁”的称誉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主义福利待遇。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下，国企工人对其工人阶级的身份有着很高的政治认同，并常常将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看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和主人翁，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正是这种对国家建设者和主人翁的认同惯性形成了下岗工人早期的身份认同。

那时候说自己是工人心里很自豪哇。工会一开会大家都很积极，到得很齐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大家对厂子的感情都很深。按道理说国家的建设我们工人可是有贡献的。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受党的教育，工人要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现在国家发展遇到问题了，要让工人下岗，我们也是义不容辞。

改革推行之下，国企工人的工龄被买断，与工厂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切断，主人翁地位因此消失。工人的身份认同发生巨大落差。葛兰西提出，领导权在实现某些重要政治事业而引发被治理阶级的认可危机时……可以迅速改变调整其纲领以适应危机的变化。对于下岗工人身份的认同危机，改革后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的调整。与计划经济时期强调整体性的工人阶级的劳动者不同的是，报纸和媒体将自愿主动提出下岗的劳模作为榜样案例，赞扬积极主动下岗，为企业减负的工人。提出工人要改变就业态度，鼓励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出击，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同时对各地成功创业的个体劳动模范进行广泛的报道和宣传。被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量下岗工人，在国家对市场个体劳动者的宣传之下，成为个体工商户、打工者或摊贩、三轮车夫……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存问题。

电视上宣传下岗光荣，我们厂里有些还主动要求去(下岗)的。

下岗的人那么多，国家哪管的过来？都指望厂里能好好安置我们，厂里每个人发万把块把工龄一买断就算安置了，只能出去打工，自己出去找活干。

而从自我认知出发，在这种专注生存、回归家庭的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之下，下岗工人作为原子化的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低下，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例如，在问到是否有过类似投票选举或者上访等政治参与活动时，很多人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原来从来没有收到过选票，我估计就是原来单位那些人自己随便填了。今年选票发到家里，一张选民证跟一张选票，搞得还挺正式的。但是还是废票。为啥？连在哪投票我都不知道你说它是不是废票，我们还参加这些有啥用，再说了那些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浪费时间投了也白投。

之前因为退休补贴上过一次访，当时别的单位都有下岗补贴就我们没有，但是上访了之后问题还是没解决，以后不会再参与了，没有用。

在作为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下，一方面，基于宣传报道及身边同样经历下岗，但抓住改革机遇实现个体发展的事例，下岗工人最终自觉接受并认同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转变，个体生存的困境也只能归结为劳动者自身原因而消解掉对政治系统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下岗工人专注个体生存而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以及政治参与的无效性，使其缺乏集体行动意识及集体行动能力，失去表达和抗争的兴趣。大部分下岗工人最终选择背离政治参与，而走向被动的服从。政治认同是一个从服从到理解再到信仰的过程，即服从是政治认同生成的萌芽阶段。即使这种服从并非出于内心真实自觉的意愿，即使这种服从是在各种压力作用之下而被动采取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但在被动服从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对政治系统的直观体认，在此基础之上萌生对其的接受和承认。

3.国家认同：对个体不满意的消解机制

改革后的意识形态对政治认同的宣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闻媒体的报道以饱含温情的话语，体现了社会和政府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帮助，如“下岗无情关爱有加”、“给下岗工人家的温暖”、“调整无情操作有情”、“全社会都来关心下岗职工”，这些报道对于处在困难中的下岗工人有着心理上的安抚作用。在经济改革的调整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改革仍然坚持对下岗工人的有情操作，从而在情感上获得了下岗工人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后至今近20年来，学校、新闻媒体和整个社会对国家民族复兴等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以及改革后国家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国际地位等综合实力的提升所进行的报道，使得下岗工人基于自豪的情感而产生了对权力体系的强烈认同。

在关于农民政治信任的研究中，李连江提出了一种对中央政府高信任和对地方政府低信任的差序信任格局。笔者进一步指出了国家的政策变迁对这种差序信任格局的再塑造，在国家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之下，取消农业税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另一方面持续甚至恶化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低信任。与农民不同的是，由于大部分下岗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参与基层政治活动，很少与基层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因而在下岗工人群体中，政策变迁没有产生鲜明的对中央高信任和对地方低信任的差序信任格局，而更多的是导致了他们对政策的低认同和对国家的高认同。而事实上，这种对政策的低认同与对国家的高认同之间并不矛盾。陈捷对认同客体进行了“政体”和“现任当局、政策”的划分。他指出，中国公民对政体基本价值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普遍支持，不同于对具体政策及政府政绩满意程度的特定支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弱相关。持续不断的特定支持一定程度上产生普遍支持，而这种普遍支持一旦形成，便会趋于稳定并长久维系。

就下岗工人的自我认知而言，由于前文提到的下岗工人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他们很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明确清晰的划分，下岗工人更多的是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整体视作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将作为“权利”的政治认同与作为“道德感、使命感”的国家认同混为一谈，将国家和政府、政党以及政治领袖混为一谈，将政府、政党、领袖等简化成统一的国家想象。即使国企改革政策瓦解了下岗工人的特定支持，但是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整体的普遍支持依旧存在。这种高水平的普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他们对特定政策的不满意。

我明白中国现在可以说从古至今应该是最好的时代，国富民强、生活安定，老百姓不必担心发生战争。你看看世界上别的地方再比比国内，应该说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中国。社会安定，儿女平安，无病无灾就是最大的心愿。至于钱多钱少，够用就行。有句古话说得好，宁做盛世犬，不为乱世人。

结 语

意识形态宣传对底层的观念系统有着重大影响。被治理者在文化领导权的影响之下，其观念和话语会不自觉地为主流宣传所同化，从而形成对主流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但要看到的是，在主流宣传的意识形态之下，底层群体也有一套从自身观念出发的心理机制。国企改革意味着经济变革的影响面向社会更广泛的群体，部分下岗工人，即使下岗后生活困难，却仍然有着较高的政治认同。其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一方面体现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同化。另一方面，与工人从自身认知出发而产生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国家对改革合理性的阐释和再就业案例的报道下，无法顺利再就业的下岗工人由于无奈而产生的命运解释机制，使其随着时间的流逝化解了对政策的不满和反对。其次，在由国家建设者和主人翁向个体劳动者转变的身份塑造下，下岗工人开始更多地关注私域的个体生存。由于对政治生活的疏离感和政治参与的低效能感，下岗工人产生了一种消极或逆向的政治认同。最后，国家对个体情感的安抚和对民族自豪感的激发，使得下岗工人因利益损失产生的对政策的低认同，因为对国家及其导向的普遍认同而被消解。

然而也应当注意的是，通过对下岗工人的深度访谈，以及对政治认同形成机制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国家宣传对工人政治认同的影响之下，无论是命运解释机制下对政策的再认同，还是身份转变带来的消极认同或逆向政治认同，又或是作为国民的高国家认同对低政策认同的消解，都是下岗工人在经历国企改革之后，对无法决定的政策及其带来的命运转变，只能无奈接受而从自身认知出发对政策、身份转变和权力体系产生的理解、消化和认同，是一种被动且不自觉的政治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主体在下岗工人话语中的缺失。因此，将政府这一行动主体带回下岗工人的话语中，不断加强政府对下岗工人群体生活保障的关注和扶持，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政府及政策对其生活状况的改善，才能使他们有意识而主动地产生更高的政治认同。

①据官方数字，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即使如此，很多下岗再就业的工人不久便经历了再失业，因此失业数字实际上要远大于官方统计。

②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③王朝明：《中国城镇新贫困人口论》，《经济学家》2000年第2期。

④佟新：《新时期有关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浙江学刊》1997年第1期。

⑤刘爱玉：《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政治与公共行政》2004年第6期。

⑥⑨王浩斌：《社会转型期的阶层流动与阶级意识问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黄红：《改制后东北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心理困境分析》，《学术交流》2009年第6期。

⑩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