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和学术旨趣在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作为说故事的社会学者①，要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②。“历史想象力”对社会学的研究十分必要。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就多次强调历史与社会学之不可分割，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社会视野的构想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③。

在社会学领域里，本土化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屡屡提及的重要论题，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也概莫能外。近年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动，本土化呼声重新兴起。因此，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本土化在历史社会学中的重要作用：锚定属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经验和场域架构，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关系网络和互动情境，在此基础上转变并创新比较研究的模式与方法。唯此，研究才既具备理论层面上的机制分析标准，又具备经验层面上的本土特殊性。

本文主要聚焦中国历史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路径与理论创新范式，并以“革命与国家建设”“帝国治理与官僚体系”及“教育与阶层再生产”三个研究话题为例，深入剖析在探寻本土自觉过程中的历史经验与理论拓展，从而构建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范式和创新贡献。

历史社会学：源流与变迁

社会学本就是带着“历史”的胎记降生的，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解释历史性巨变。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他们的著作都在历史的维度上对划时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思考，强调阶级意识、宗教形态、历史进程和不同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在人类发展与现代性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渴望挖掘出历史发展的趋向与规律。虽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曾指出，社会学“正如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旅社，里面充满了各色人群——被实证主义、女性主义、互动论、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经济学和人文主义包围着，每一派都企图占有一席之地”，④但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科学地位，正如历史学家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所言，“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本质。”⑤

历史社会学，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套在过去的档案资料、史料故事之上，而是更进一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理出非故事性的过程，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关联以及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的社会机制⑥。方法论上而言，历史社会学强调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强调需要将“比较”和“模式”的工具与方法纳入在研究过程中，这就是掩盖在历史变迁中的特定机制的“社会学考古”：通过研究共变，探索出导致差异化的因果因素，进而对历史予以解释⑦。创造性的比较研究，就在于改变它们，代之以焕然一新的认识⑧。在历史比较研究中，“模式”是韦伯所言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或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所说的“对照导向比较法”(contrast-oriented comparison)。比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提到，“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叙述性总结就是一种模式，因为它必然要简化其中的事件，并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以使之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的故事”⑨；再比如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三国的革命成因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引入一种能够替代所有(或者说大多数)现存解释途径的新模式”以及“我还要论证，比较历史分析是用来建立既有历史根基、又能超越个案局限的普遍性革命理论的最佳方式。”⑩最终，诚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所总结的，“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彻底审视并且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学科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学说。”

整体而言，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经历了三波发展思潮。

第一波思潮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盛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潮流的一种反思，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莱因哈特·本迪克斯、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早期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为代表。第一波思潮关注现代性问题，尤其是现代性是如何在宏大的政治结构及其变迁之下形塑。虽然第一波思潮未形成特别的理论性或经验性议题，但却发出了在社会学视野里进行历史研究的鼓舞人心的呼吁。

第二波思潮则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正式成为一个社会学分支，标志性事件即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正式提出，而不再单纯对历史上的单一国别的单一事件进行社会学探讨。在运用历史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一般运用三类研究模式：第一，将理论或概念化的模型，运用到历史中，用历史来检证理论；第二，运用特定的概念来解释历史，如马克思主义者即常为之；第三，从历史资料中，建构事件自身的因果性解释。第二波思潮的重点是进行结构性分析，通过个案比较的叙事史来确定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共同机制和变异的关键向度，探讨诸如革命如何爆发、国家如何建构、社会阶层如何形成、国家自治、国家和战争之间的互动等话题，但却忽略了文化、情感、宗教和非正式组织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及所带来的历史非期然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第三波思潮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于第三波思潮来说，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文化意义上的转向(cultural turn)，透过对微观情境中主体内部的话语分析，更为细致地探究第二波所忽视的诸多文化维度。一方面，学者们更加试图用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去分析参与社会行动的个人，或者组织、社群、个体是如何在历史关键节点上的互动中进行策略性与符号性选择。譬如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在研究19世纪中期巴黎工人起义时，不再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说明某个特定的阶级行动者是否存在，而是转向揭示这些阶级行动者在社区文化建构中，如何被社区网络进行动员。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聚焦之外，重新把宗教、情感、惯习、性别、身体、他者与我者以及所有非理性的要素带回分析的视野当中去。诸如“社会文化多样性”“时间过程”“具体事件”以及“意义性行动和结构性决定因素的辩证”等话题被引入到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和研究中。

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自觉

历史社会学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历史之上的学科，本身所包含的历史面向导致这一门学科必须将本土化纳入其研究视野中。同时，本土化也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新鲜的学术给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重建与发展，从最初的一片空白到接受国外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概念和理论并以此来思考、探讨中国问题，却由于缺乏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而始终面临文化、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费孝通就曾提出，新中国需要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学，为新中国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a new China)，是本土的。要改善这种状况，就要推进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建构，建立起新的中国性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使作为“舶来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适合中国实情、具备中国社会基本特征，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

针对推进历史社会学研究本土化进程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颇有参考意义的见解。如李强、张莹在论述社会运行理论时就提到，必须在了解中国社会自身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中国社会有五个基本特征(政府主导型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级和礼仪社会、家庭伦理本位社会)，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要将这些特征纳入理论体系当中去，考虑到中国立场的特殊性。渠敬东在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时，指出“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社会学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强调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建议将历史视角注入社会学研究当中，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因为历史是现实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解历史，有助于探寻现实背后的动因；不仅仅知道现实是怎样的，还要知道现实何以如此。这些需要用历史的眼光，追溯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和人文传统，予以解释和说明。周晓虹则推崇主客体并置的中国研究立场和研究范式，在全球化不断推进和中国经验地位提升的背景下，主客体并置使得中国研究成为一个既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参与其间的研究领域，有助于中外研究者们通过相互间的理解产生某种共识或知识的共通性。周雪光在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性逻辑时，提出“理论-比较-历史”三维度合一的研究视角：“理论的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来审视所观所闻，引导学人‘独旁搜而远绍’；比较的角度启发我们关注制度设置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角色位置，明了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特色，进而识别其内在机制；历史的角度帮助我们解读研究现象的来龙去脉，从纵向上提供了制度延续与演变的线索。”

这种共通性的知识，将使中国内外的研究者转换自己的立场成为可能，把中国立场上看到的中国与外国立场上看到的中国结合起来，一方面加深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学者们将中国社会变迁中符合普遍规律的部分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理论相衔接”，从而达成对中国社会的普遍性共识。惟其如此，才能推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最终建立起契合中国本土模式的社会学范式。

目前，我国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复建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学科前范式阶段，即学科成立之初，专业人士须投身于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努力赢得来自学界和社会承认的合法性，而占据主流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婚姻与家庭、分层与流动、小区研究(尤其是乡村小区变化)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主要是针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社会学询问，试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的体系，但却忽视了历史维度的系统关切和溯源，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敏锐度。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建设，虽然在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次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却很少进入到经验现象的复杂肌理中来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诚如应星所言：“今天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规范化，却也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看似精巧，实则越来越小家子气。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格局与我们身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是远远不相称的。”反思学科研究落入如此狭窄之境地，与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把握是分不开的。就如同贺雪峰所指出的，“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多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可见，要更加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还要重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特别是强化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历史档案收集。通过运用诸如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强化对于中国问题和经验现实的概念理解，摆脱对于既有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过度依赖，形成所谓的“经验质感”。而采用定量研究中的系统性和纵贯性数据分析，研究者可以用历史数据拓展样本的丰富性和代表性，提供因果推断的更大可能。“有情和理，用传统的人文之法，自然是好的人文研究；有情有理，用最新的科学之法，也必然是好的科学研究。”唯其如此，才能直面中国经验，以中国现实经验为本位去思考，利用田野进入的一手资料优势，在“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等本土性的议题上有所贡献。正如曹锦清所言，“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话语、宏大叙事。就像中国向何处去，13亿中国人怎么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应该关心的。……把西方最想念的东西、就算是最先进的东西接纳进来，看来也不行，因为它遗忘了我们民族当下困境、问题和诉求。”

整体而言，对于历史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创新的目标，我们可以从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意义上来把握。方法论关注的是整体主义视角下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特殊性等方面；价值观关注的则是强化中国研究的自主问题意识，以及中国文化话语权在历史社会学学科中如何建构等问题。

首先，方法论意义的本土化，是本土化论题最为直接的内涵，目的在于建立起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自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之所以提倡推进本土化，是因为由于中国社会在文化、历史演进过程中日积月累出的内在逻辑和地方道义关系，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如果仅仅只是站在西方主位立场上，单一地用西方经验和理论脉络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运作范式，则必然会因为缺乏切入肌肤的“地气”而导致对中国的误读和误判，而无法有效地解释诸如“过日子”“受苦人”“自己人”“将心比心”“祖宗之法”“气”等在地的非制度化实践。但是，考虑到历史社会学导源于西方，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一开始不可避免会以西方学者眼中研究客体的角色出现。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研究传统，去追溯西方理论视角下大规模结构和基本变迁过程对历史社会学学科的影响。如周晓虹所言，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和“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都是将中国作为研究客体，置于某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的主体性立场。

其次，价值观意义上的本土化，目的在于建立起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理论自觉是学术话语权的前提”，强调知识的权力属性和文化话语权建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流行于西方的有关东方研究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并非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它是东方在与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关系中所处劣势地位的符号，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它成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对社会科学理论中隐含的知识立场有更为清醒的认知，是实现“理论自觉”的前提。当然，这种清醒认识并不是提醒我们要竖立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而是要有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范式，并可以将之实证解释其他国别环境中经验案例的学术志向。

革命与国家建设：动力、群体与例行化

革命一直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在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和西达·斯考切波的研究之后，革命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重点议题。在晚近的学术发表与著作中，革命日益成为偏向于历史维度的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这一些学者通常认为，革命对于形塑中国近代社会诸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革命为社会变迁提供巨大动力，改造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形塑新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日常实践。尤其是近五年以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显要主题。大体看来，有两方面原因导致此问题得到当代学人的重视：一方面而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革命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转变都与革命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另一方面而言，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和议题的转向，尤其是对革命过程中文化生活、情感表达与社会互动的关注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譬如对革命传统的文化置位与操控的研究，对革命招募机制的研究，对革命过程中政治选择与群体互动的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本土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革命议题进行反思。这些学者试图通过研究革命进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革命存在三个维度：其一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演进的动力分析，其二是对革命过程的日常生活状态研究，其三是对革命与反革命的研究。孟庆延指出，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具有一个显著特征：通过对某一具体政治任务或者具有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身份群体的研究进而理解革命演进的方向。譬如，杨可通过“做事”与“证明”的概念梳理了中共在民国前期码头工会工作与旧式工人团体关系，以码头工人为研究对象展现了中共阶级政治话语的实践和组织能力。孟庆延通过对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和以彭湃为代表的“鼓动家”的细致考察，检视了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内“计划管理”干部和“农运派”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及其对此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制度演进的影响。应星以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为案例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的多重张力，对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新的解读。应星在晚近研究中同样指出，以往学界过于关注革命中“技术环境”的问题。但学界对于中国革命动员中的“治理术”的关注并不新鲜，郭于华、孙立平等人在早期研究中就将“诉苦”这一土改中的权力运作同国家意识形成紧密联系起来，展现出革命研究中早期的技术取向。因而，应星尝试以北伐前江西中共党团组织发展为例，从制度环境方面阐释了学校和地缘对于革命组织发展的深远影响——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形成一方面深嵌于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嵌入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之中。

另一个重要转向在于，对革命的动力机制分析开始转变到对其社会意识与文化生活的分析上。一方面，在早期革命的研究中出现了一批研究国旗、党旗、革命仪式等文化分析面向。其侧重点在于，通过日常生活中节庆活动的变动轨迹，展现政党如何运用政治符号和制造文化以改造群众。另一方面，在文革研究中，同样出现了研究革命过程中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转向。金大陆尝试用“正常”和“非常”的框架解释民众如何将反常的革命过程内化为正常的生活实践：“正是这种动荡时局为青年人提供了适宜于‘营造生活’、‘构筑生活’的时空条件”，在这种政治动荡的革命时期中民众也在创造属于自身的日常生活。孙沛东从国民的日常着装入手，分析革命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形塑个体的日常服饰穿着，关注在非市场化条件下社会时尚的传播机制。

以上述主要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革命研究的面向虽然有所反思与突破，但依旧存在着狭隘的话题取向。首先，此方面的研究过于关注早期中共的政治实践与群众动员，甚至主要是对于某些群体的精神气质分析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因而结构性和机制性的机制分析仍然欠缺。其次，革命研究的视域被有意限制：在土地革命到新中国建立的时段中，缺少对早期革命分析；同时被限制在对中共组织研究中，缺少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关注；再次，缺少一个比较的维度，缺少和其他社会形态和政治情境下相似议题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是，当下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就是对中国革命本身的研究，而非在案例基础上生发出一般性的理论和学科领域进行对话。换句话说，在机制挖掘与理论延展上，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帝国治理与官僚体系：权力、体制与边疆

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中，帝国尽管不属于西方主流历史社会学的四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但同样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这一研究主题本身是包括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研究重点，不同学科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切入，给出了不同回答。

就学理而言，帝国应当属于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最初被马克思主义学说广为讨论。依据列宁的分析，帝国体系是一个建立在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上的一个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这一综合性的分析概念随后进入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视野中。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认为，官僚帝国是人类历史中最具有延续性的政治体系。在帝国的结构上，帝国的中心是完全分化的，政治中心是自主的和结构化的，因而形成了统治阶级和相对独立的宗教阶层或知识分子。其中，中华帝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与影响被重点阐发。在艾森斯塔特看来，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体系的性质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帝国体系，他在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基础上加以帝国体系的分析。

帝国研究，尽管具有不同的学科传统和方法进路，就其社会学定义而言，通常具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一个包括较大幅员的、包含不同族群但拥有一个强力政治核心的国家。当前已经出现了一批分析中华帝国治理体系/逻辑的优秀研究。一般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背景和濡化能力的制度体系，并将其他文化体系有机纳入其中。这一概念/话语对孟德斯鸠、马克思、恩格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有深刻影响。从知识谱系上看，尽管帝国的概念源起古罗马，但19世纪初中文中出现的“帝国”一词来源于对“empire”的翻译。至此以后，中国官方就沿用了这一称谓。学理上看，中国是由天子/皇帝统一之下的单一中心阶段和多中心的多邦体系阶段交杂而成。因而，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以西方的帝国话语来阐发中华体系。研究方法上采取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进路，再尝试同西方理论进行对话，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中国本土历史社会学对帝国体系的阐释展现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特征：既关注整体层面的帝国治理体系历史逻辑与演变的宏观解释，又在局部层面上对治理策略与过程进行微观考察。实证与理论研究中，本土历史社会学以三个理论维度对帝国议题进行分析，其一是中央-地方关系，其二是官吏关系，其三是直接/间接统治关系。

从中央-地方关系上看，差异化的中央-地方权力分布会影响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周飞舟以“大跃进”为分析对象，揭示了高度集权控制既会导致竞赛的产生，又必然导致竞赛的失败，并影响到国家发展。渠敬东则关注到新的央地治理机制——项目制，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了既有以单位制为代表的科层束缚。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因幅员广阔，需要平衡中央-地方治理效率与统治风险之间的关系，曹正汉从风险视角出发，将控制治理风险视为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演变的动态因素。在这一体系内，统治者需要在政变风险、民变风险和外患风险之间保持治理平衡，但风险平衡的调节机制越到朝代晚期越难奏效，导致“历史周期律”产生。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既从近期国家中央-地方权力关系和政策过程切入分析，也关注中央-地方关系的历史逻辑演变。

就官吏关系而言，周雪光等人贡献了不同于早先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学者们的社会学分析视野。自秦始，中国就建立了足够成熟的官僚体系。尽管传统中国难以产生理性资本主义，但在政治制度上以家产官僚制实现了长时段的政治稳定。在官僚制的理想类型之上，周雪光以“帝国逻辑”与“官吏分途”阐释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历史演变，并从“委托-代理”“名-实”和“正式-非正式”三个维度解析了“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之间的关联及对当今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周黎安以“行政发包制”视角重塑了“官吏分途”治理逻辑，认为政府的多目标性和垄断性特征和晋升机制决定了行政内包与外包的组织边界，解释了为何明清基层政务的外包存在巨大的潜在危机。刘建军和马彦银进一步整理出中国地方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的三种类型——“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同时引入政党“使命政治”概念补充了官吏关系的解释。可以看出，官吏关系这一视角主要处理国家治理体系中官僚这一主要担纲者的影响。这一视角的特点在于既拥有可供讨论的宏观理论，又有可以微观化的对话议题，可以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假设和操作。

直接/间接统治关系是另一研究重点，并直接体现在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上。按照在西方历史社会学中帝国研究的议程设置，边疆是国家形成后进行维持与扩张的重要关注点。布班克(Jane Burbank)指出，“帝国是适合合并新的民族并保持区隔和等级的政体，并假定政体内不同民族将会被有差异地治理。”就中华帝国而言，边疆治理包含了这样的族群冲突。回溯历史，有的学者认为清帝国在17-18世纪的扩张，与英、法等世界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是同步的，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以满人为最高统治族群、采取封闭的八旗制度、强制推行满人文化、以理藩院为殖民管理机构以及提高地图绘制技术和编制族群图谱。具体案例上，田耕追溯了18世纪清朝甘肃地区建立行省的历史，以人事权、财政体系、区域功能性与治理形式的同质性对建省进程进行解释。王利平在中蒙关系的三个时期——土地改革(1900-1911年)、革命和过渡时期(1912-1916年)和军阀统治(1917-1930年)中将边疆治理体系的形成、整合和解体描述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主体，并论证了中心外围(center-periphery)的影响，阐明了中心外围关系的两极分化及其对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田耕与王利平等人对清代边疆治理的关注具备现实考量和历史的延续性，即清代的边疆问题对当今中国边疆治理策略有历史性的重要影响。清帝国的治理体系同过往的朝代相比产生了实质性改变，其影响延续至今。清帝国的崩溃标志着中国国家建设开始从传统的历史逻辑向现代的历史逻辑转换，即从帝国体系朝向现代国家转换。在此过程中，统一建制、边疆调查、民族教育等成了主要治理策略。新中国成立后，以政治运动为契机，将统一的政权组织拓展到边疆基层，以建设兵团等策略戍边扎根和实施积极的边疆民族融入等策略都可以视为是对清代边疆治理的继承和更新。其中，对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治理的分析仍然存在较大空白。

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精英、权力与资本

同教育社会学一样，教育及相关议题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差异在于，历史社会学更加关注教育在历史中对精英塑造、权力分配与资本转化等的影响。在历史社会学看来，长时段历史中的教育体系，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存在显要贡献。韦伯曾指出，在西方社会中一个陌生人可能会被问及他的父亲是谁，但在中国他可能会被问及已经通过了几次科举考试。在中国，教育通常是个体进入官僚机构的主要途径，在官僚机构中拥有职位就相当于拥有了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精英群体也由此被塑造成型：通过教育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权力，由此掌握其他社会资源，再通过教育实现再生产。何炳棣指出，明清时期，国家辩“贤”、举“贤”的制度性路径主要依靠科举考试，而贤的养成主要通过教育。古代中国，财富本身不是权力来源，但必须要转化为官员身份才能够实现合法化，而教育提供了这一合法途径，同时中国是长期的传统式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教育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国家的教育体制也相应产生了变化。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社会学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以量化数据库的搭建为研究导向，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展现教育体制变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其次，研究跨越时间较长，缺乏内在变动机制的分析，并将其视作缺少自主性的国家机构；再次，缺少比较分析，未能凸显教育在近代/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独特影响。

李中清、梁晨等人通过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籍卡资料，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变革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李中清等人发现基础教育普及、全国高考制度和重点中学等因素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生源的多样性，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应星、刘云衫对这一问题继续展开讨论：“数字背后被遮掩的社会事实是什么，被抽离的历史脉络又是什么”，二者指出改革开放前的高等教育本质是“阶级内的平等”，改革开放后的高等教育放大了城乡差距。尽管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论，但本身反映出一个重要取向：将教育视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在这一框架下，学者们重点关注教育流动的阶层差异、地域差异和体制变动等议题。李中清、董浩、任韵竹和梁晨等人继续耕耘这一领域，对中国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期教育精英的结构性转变进行分析，以期深入理解中西方社会精英构成与历史变动的差异。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教育精英本身成为与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并列的三大精英群体。精英教育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等方面的变动，不仅仅影响教育精英来源地，还改变了教育经营的地理来源。李春玲同样对新中国成立后精英教育和社会不平等进行了反思，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府推行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和扩大基础教育的政策提高了教育机会平等化的水平，但仍然存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阶层分化和城乡分化。李煜则尝试建立“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并揭示出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初期各种因素对于文化资本传递的冲击。

以上讨论反映出前文指出的研究特征。在以上的研究和讨论中，我们难以见到教育体制变动背后的机制性分析。尽管建国后我国教育体制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但仍然缺乏对于这一变动本身的分析。我们仍然需要回答：这些变动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互动的？变动过程中重要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关键性影响？

应星试图突破窠臼，借用布迪厄的“场域”(field)概念，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逻辑。他以中国近代废科举和立学堂为例，展现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这一场域的力量变动。随着中西互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被打破，后科场场域孕育了反体制冲动，导致了其本身的彻底瓦解。应星随后再以早期中共发展为例，指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对于其扩散的重要影响。尽管应星尝试拓宽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但对于回应历史社会学本土化而言，仍显不足。历史社会学需要追问近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体制的独特作用。文化再生产的存在使得我们重点关注教育体制对下一代灌输传统价值观而得以延续的倾向。如果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元命题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教育的两个面向：权力和知识。前者在以上的研究中已经得以管窥，而对后者的研究仍然缺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于知识本身及精英阶层与社会转型的比较历史社会研究，通过解释场域中行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得以加深对于历史变迁中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的认识。我们可以在国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可供借鉴的创新，比如精英私立学校如何在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变动中依旧可以保留有强有力的精英招募，再比如借用策略性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的理论对中国新闻报纸业差异性新闻报道的研究。

本土化的趋向：方法取径与理论框架

回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思潮及在中国本土化探寻的努力，通过对“革命与国家建设”“帝国治理与官僚体系”“教育与阶层再生产”三个话题的批判性回顾，我们得以冀望本土化的未来方向。在构建历史社会学的本土性上，我们尝试提供一把“量尺”，并勾勒出一些基本的研究要素。

首先，在理论维度上，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创新，需要强调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解释(explanatory)而非解读(interpretative)的分析框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非故事性的过程，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关联以及不同时空脉络背后所发挥的社会机制，从而形成一个更优越的“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查尔斯·蒂利对历史学家做过一个恰当而准确的归纳：历史学家们强调将时间和地点作为变异的基本原则。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通过他们所研究的特定时间和地区来限定自己。但是历史社会学者却更加强调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强调探寻被社会学所普遍关注的宏观性的理论问题。针对此，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趋向上，我们提出需要有四个维度的面向：探究历史过程与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分析这种差异性是否有其特殊的成因，抑或者是历史共在的因素所促成；对历史过程或者事件发生的机制进行理论化提炼；将机制放置于不同文化或社会脉络下进行比较解读，以总结其普遍性规律。

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我们很容易提前预设一个普遍的机制或者理想类型，认为具有相似标准的成群的历史片段来源于相似的原因，但实际情形远比我们设想的复杂。毕竟历史社会学是被实质性的问题和观察，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所界定。要厘清机理，就必须将其放入具体的历史片段中，在甄别历史档案与材料的基础上呈现历史张力，抽象社会理论。毕竟，“人们并不将理论运用于历史；相反他们用历史来发展理论。”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创新，需要强调在“方法自觉”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土的历史研究资料，包含原始资料、次级资料、过去生活经验记忆的记录(譬如口述史等)，编织历史的景观，检验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从而探讨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模式。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针对具体的问题采用最佳的方法路径。有好的研究问题，适合用定量的用定量，适合用田野访谈的，则用访谈，或者两者相结合。好的研究设计的最终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抽象机制，与学科对话。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史料也是历史记录者的主观描述，文献、档案资料往往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因此在描述的时候要选择比较标准化的指标，对不同历史材料进行相互引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社会学的本土性自觉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知识的普遍性，而是重新回到一种辩证的立场，强调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的相促性及其融合性，诚如谢宇所言，“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演进模式来解释中国的本土经验，也不能脱离知识的普遍性原则，闭门造车。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抽象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有其合理性的，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迭代出符合社会学学科范式的本土历史社会学，并与国际社会学界进行对话和共进。

①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社会》2016年第36卷。

②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2015年第35卷。

③C. Wright Mills,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p. 145.

④Andrew Abbott,ChaosofDisciplines,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

⑤Philip Abrams,Historical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

⑥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⑦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Advancesin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

⑧徐晓宏：《比较研究的意义世界：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⑨Peter Burke,HistoryandSocial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viii.

⑩Theda Skocpol,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and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