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在内的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个广泛的论域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以及由此建立的新社会尤其构成了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主调(参见王奇生，2013)。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势力的角斗，也是不同政治力量为了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的尝试(参见应星，2009)。围绕这一议题，无论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抑或是国内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都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研究者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问题意识，并根据当时的主导理论范式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参见孟庆延，2013；王才友，2010)。近年来，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很多学者提出“新革命史”的转向(参见李金铮，2010，2016；常利兵，2017；应星，2016a)。实际上，在诸多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传统中，孙立平、郭于华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口述资料收集计划”(以下简称“口述史研究传统”①)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其一，口述史研究传统持续多年，形成了一批在学术界有着重要意义的研究作品，②为我们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其二，口述史研究传统挖掘了包括“诉苦”(郭于华、孙立平，2005)、“无事件境”(方慧容，2003)等在内的诸多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土地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国家政权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出传统“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理解路径；同时，口述史研究传统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孙立平，2005)也为研究者们理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此外，口述史研究提出要理解“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治理逻辑与运作机制”(郭于华，2006)，并开启了全新的问题意识。尽管近年来随着研究热点的转换等原因，口述史研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该传统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依然可以引发下述讨论：

其一，口述史研究传统是否只是在分析范式与视角上的“目光向下”？只是提供了理解革命的“底层视角”？这一研究传统的理论意涵到底如何理解？其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其二，口述史研究传统有何内在局限？其内在局限与整个口述史研究传统的逐渐淡出有何关联？其三，口述史研究传统提出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方式，又以何种方式延续下来？并构成了我们今天以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讨论革命这一主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

“历史书写”与“社会记忆”：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双重主题

口述史研究传统以“共产主义文明”作为其研究的总体关怀，以口述史实践为研究方法，同时又可分为“历史书写”与“社会记忆”两大主题。

1.“在地”的革命：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

在西方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口述史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宏大叙事与权力塑造历史这一境况的回应与挑战。汤普逊强调过去的历史学关注的是重大政治事件而非日常生活，同时也指出“整个权力就像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过去”(2000：3)。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是围绕人民而构建起来的历史，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汤普逊，2000:24)。

口述史研究传统以民间口述资料为核心对象，特别是通过对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访谈来重建历史表达的多种可能。因而，基于底层视角的历史重建，乃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郭于华关于骥村的研究是口述史研究传统在这一主旨上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以骥村为具体历史场域，呈现了从土地革命到人民公社几十年间历史演进的社会过程，以此“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正如作者所言，这一努力“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郭于华，2013:13)。

李康的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是另一呈现“历史书写多种可能性”的口述史研究。作者以西村为我们呈现了革命编织下的西村历史风貌，特别是书写了普通农民“卷入”革命洪流，并以“走向革命”的方式完成了革命的主体性塑造的微观进程(李康，1999)。

2.“再造”的记忆：社会记忆的权力维度

除了构造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之外，口述史研究传统还呈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即对社会记忆议题的关切。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讨论历史是如何被包括家庭、宗教社团等在内的社会性组织纳入记忆的链条并书写下来的(哈布瓦赫，2002)。景军(2013：17-19)指出，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可以分为集体记忆、官方记忆以及民间记忆三种研究取向。具体到中国研究的具体语境而言，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几乎必然同革命对集体记忆重塑这一主题相关。

目前中国研究领域有关记忆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比如刘亚秋(2003)有关知青社会记忆建构的研究、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研究(周海燕，2013)等。其中方慧容有关华北西村“无事件境”的集体记忆特征的研究，以口述史的方式提出了极具社会学想象力的学术命题：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权力究竟是如何形塑普通人社会记忆的，以及被形塑之后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着村庄的历史书写(参见方慧容，2003)。

在有关西村土改的口述史实践中，方慧容从研究中的“意外”——被访者接受访问时呈现的有关事件的模糊记忆与官方史书中的清晰记载之间的张力入手，围绕“诉苦”这一土改场景中的权力技术，提炼出了“无事件境”这一理解中国乡村社区集体记忆特征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即普通农民并不按照时间序列对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重复事件进行分类的模糊记忆状态(方慧容，2003)。

作者指出，调查研究和诉苦的发明都源于以跨地方的事件发生重划个人生活节奏，进而实现对农村社区的重新分化整合的努力。前者同“划成分”相连，后者同“塑造”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相连。但是调查研究的考证化和诉苦在遭遇农村社区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无事件境”记忆的汪洋(方慧容，2003)。在这一遭遇的过程中，土改的权力实践也同时塑造着普通村民的记忆过程——有关重要事件的历史解释方式在革命的场景中被不断操演从而植入普通农民的记忆之场中。

方慧容通过对自己在口述史实践过程中遭遇的现实困扰的反思，揭示了无事件境的集体记忆状态与土改中的诉苦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呈现了革命与日常生活、权力与民众记忆之间的复杂关联。

3.共产主义文明作为总体问题意识

口述史研究传统以20世纪下半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变迁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时间段从土地革命时期，延展到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运动(参见郭于华，2003；孟庆延，2012)，并涵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社会过程(参见李洁，2017)。同时采用“过程-事件”这一侧重微观机制分析的分析策略，但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因为研究案例的多样性以及分析工具的微观化而陷入碎片化的陷阱：它有着自身的总体问题意识，即对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关切。

革命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陈永发(1998)将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关键主要归因于革命政党对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贯彻以及用民族主义和阶级话语完成的社会动员。邹谠以“总体性社会”的概念来概括革命后的中国社会(1994)。与上述从宏观与中观角度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进行概括与分析不同，口述史研究选择微观机制作为切入点，将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过程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来加以理解(郭于华，2006)。刘新(2003)曾经这样概括口述史研究传统的问题意识：

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理解在不远的过去，日常生活世界有着怎样的形态，考察毛泽东时代政府的“权力实践”，探讨农村生活如何被一种新型控制所渗透，这种特定的控制形式如何在生活中被吸收等问题，以及检视建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下，如何生成了新的惯性和惯习。

无论是对权力与身体的关注(应星，2009)，抑或是对权力与社会记忆的讨论(郭于华，2003；方慧容，2003；李放春，2008)，实质上都是围绕“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从不同角度解析共产主义文明“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进而展现其强大的动员能力、改造和重建人民精神世界的能力(参见郭于华，2006)。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事件”的多重意涵

在口述史研究者看来，静态的结构分析并不能展现事物本身的某些重要特征以及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可能发生的出人意料的变化。这些静态结构分析的盲点，恰恰是社会生活奥秘的重要“解码”。因此，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以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叙述策略上，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参见孙立平，2005)。那么，如何将事件纳入学术分析之中？选取哪些事件进行分析才能使研究具有总体性意义？如果我们将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中的“事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学术史视野下就会发现，“事件”至少具有下述意涵：

其一，“事件”首先是可以引起村庄的社会成员所关注并参与的事件，是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汪洋中激起涟漪的事件。它凝聚着整个村庄社会生活的片段与复杂社会关系。口述史研究传统恰恰把握住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在土改诉苦中的遭遇时刻——无论是农民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抑或是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历史效果，都密切地和“诉苦”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因而，“苦”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性表达，既蕴含着国家-农民关系的具体意涵，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郭于华，2008)。

其二，“事件”并非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件，而是能够展示事物逻辑、运作机制以及其中复杂的“社会事实”的事件，它包含着事件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局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包括事件造成的历史效果。由此，郭于华、孙立平揭示了共产党政权通过“诉苦”这一权力技术，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中颠覆原有社会秩序、完成社会动员、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了诉苦在农民形成现代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机制作用(参见郭于华，孙立平，2005)。

其三，事件的“中观”面相——口述史研究传统选取和聚焦的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位置。土地革命毫无疑问具有社会革命与社会动员的总体意涵，而农业集体化运动则构成了我们理解革命后总体性社会形成的关键节点。这些都被口述史研究传统纳入分析领域中。实际上，对土改、集体化这样的中观层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进行社会学研究被塞威尔概括为“事件社会学”(2001:37)，也就是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提出的“结构-情势-事件”三层分析维度中的“事件”，即对短时段内的政治事件的研究(布罗代尔，2008)。口述史研究传统并非直接“进入”日常生活的历史，而是选择了构成历史演进关键节点的重要历史时期与事件发生区域，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对宏观历史的总体考虑，使得口述史研究没有陷入碎片化的陷阱。

弥散的权力：作为底色的福柯理论

口述史研究传统的特点在于从底层视角对革命的“在地”过程进行分析与呈现。乍看上去，这也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研究中的地方史转向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孟庆延，2013)。过往的研究者更多从底层视角与分析策略的角度理解口述史研究传统，没有充分注意到其理论基础——即福柯权力理论这一重要理论资源的深远影响。应星(2018)指出，在孙立平、郭于华主持口述史研究项目时，实际上中国乡村口述史读书小组与福柯读书小组一直是并行展开阅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权力理论构成了口述史研究传统的理论底色，并“应用”于口述史研究的实践③：

1.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

权力理论构成了福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权力的“配置”(Dispositif)为核心，对西方现代早期的权力运作机制做了独特的探究。其理论分析也是在对历史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马学军，应星，2016)。福柯提出了“治理术”这一重要概念，以此分析西欧国家16世纪以来从中世纪的司法国家(the state of justice)到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转变，他认为治理术以人口为目标、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形式、以安全配置(apparatus of security)为根本技术工具，并且和整个“统计学”(statistics)所涉及的问题相关。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治理术越发成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并导致了一系列特有的机器(apparatuses)的形成与一整套知识(savoirs)的发展(福柯，2008)。福柯以“关于身体的规训技术”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刑罚体系是如何采用种种权力技术，来规训、管理和控制人的身体的(参见福柯，2003)，同时，他还通过对现代医学中精神病人的分析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对灵魂进行规训并“生产”合乎“文明”的理性人的(参见福柯，1998，2003)。

李猛以“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概括福柯的权力理论并将权力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分析性概念而提炼出来。他(1996)指出，权力技术实际上是弥散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它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研究传统非常关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权力技术的运作过程。李康关于西村土改的研究，展示了普通农民从原本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转变为新制度成员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技术不仅弥散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同时更是弥散在日常生活中，作用于农民与农民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参见李康，1999)。

2.作为效果史的身体与心灵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身体构成了重要层面。它是铭记事件的层面，是自我拆解的处所，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化中的器物(福柯，2001：123)。应该说，福柯理论下的历史，乃是一部身体史(马学军，应星，2016)。或者说，福柯为我们呈现了有关权力技术作用于身体的效果史。

应星注意到了身体之于国家治理术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西南乡村1949年之后几个有关身体的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权铸造新人的努力及其复杂的权力实践过程(应星，2009)。郭于华有关集体化的研究揭示了身体在社会记忆中的理论意涵：养育孩子所形成的记忆实际上与身体的感受密切相关——因为一旦有了孩子，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所承受的身体上的劳累和痛苦往往会更为沉重，而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则是由于饥饿与食物匮乏(郭于华，2003)。

此外，口述史研究不仅关涉身体这一“及物”的层面，同时更是关涉到了心态层面。费孝通(2003)在其晚年明确提出社会学应该拓展自身的研究界限，其中就包括要有能力处理人的精神世界：郭于华直接讨论了集体化运动所形塑的普通村民的心理状态，揭示了以“妇女解放”为核心的人的集体化与心灵集体化的相互建构过程(郭于华，2003)；方慧容则揭示了随着调查研究的考证化和“诉苦”的散落民间，二者以比早期更复杂也更深化的方式发挥其权力功能。她通过“无事件境”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和记忆特点为我们重塑了调查研究与诉苦本身对农民心灵世界的影响(参见方慧容，2003)。

时间与真实：口述史研究的内在局限

口述史研究传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声势渐小。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口述史研究传统有着怎样的内在局限？这一研究传统真的消失了吗？

实际上，口述史研究的局限分别呈现在材料、问题等方面。

其一，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困境。口述史致力于探寻来自底层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以揭示更为复杂与真实的历史图景。然而，正如方慧容在其有关“无事件境”的研究中所呈现的那样，当农民的生活世界本身就具有“无事件境”的特征，同时又被权力不断形塑，这种情况下根据口述材料所“还原”的历史，究竟是真实与客观的历史，抑或已经是被权力形塑过的历史表达呢？在土改中，农民已经在用空白、沉默和笑话来抵抗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那么口述史访谈过程中本身遭遇的无事件境何尝不是另一种抵抗方式呢？(参见方慧容，2003；李猛，1999；2000)。

其二，口述史研究传统由于其特定的实践方式，受到自然时间的限制而只能将问题的论域集中在某几个时间段内。例如，如果今天要去做有关1947年左右的土改口述史研究，就已经存在着很难找到可以完整、清晰讲述当时历史处境的亲身经历者的现实困难。因而，口述史研究无力处理制度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流变问题。

其三，口述史研究传统重点在于呈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呈现了丰富的革命“在地”过程。但是这一研究传统，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地方精英”视角一样，有着陷入单一“权力-利益”解释脉络的危险(参见孟庆延，2013)。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李康关于西村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一研究涵盖了诸多土地改革时期西村复杂的派系斗争，以及普通农民之间争权夺利的故事。一旦口述史的实践者缺少更为广阔的社会史视野，那么口述史研究传统对革命的在地过程的解释逻辑，也非常容易陷入“争名逐利”的理性人解释路径之中，反而失去了口述史研究的生命力及其关于共产主义文明的总体关切。

延续与转向：从微观口述史到制度源流史

在前文中，笔者对口述史研究的局限做了简要梳理。实际上，口述史研究的这些局限并不意味着其历史使命与学术生命力的终结。近年来，应星(2016)提出将“革命”论题带回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并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多以档案文件等作为材料，似乎已经与口述史研究没有太多关联甚至是对口述史研究传统的一种“反叛”，但实质上，这一转向背后，是对口述史研究传统所提出的总体关怀在问题意识、理论视域以及研究方法层面的另一种形式的拓展。

1.问题意识的转换：制度源流与担纲者

相较于口述史研究传统而言，目前应星等研究者尝试将革命论题重新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中来的时候，已经在问题意识层面发生了两个维度的转换：

其一，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口述史研究无力处理共产主义文明的发生学问题——这也就构成了在问题意识层面从“实践形态”到“制度源流”的转换。从2010年开始，笔者围绕土地革命中的“查阶级”问题，在“制度源流”的意义上开展的一系列新的研究尝试，即重点讨论土地革命中用以重新界定个体社会身份并分配土地的“查阶级”，在思想史与社会史意义上的发生学问题：“查阶级”的组织动员技术，究竟从何而来？换言之，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何以产生出这样一种“组织动员”方式？其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理念(idea)？(参见孟庆延，2014)；而应星(2014)对万安暴动的历史考察，对东固、延福革命根据地模式的考察(应星，2015)，实质上也呈现了其对民主集中制这一独特的组织制度历史渊源的内在关切。

其二，追寻制度源流还面临着更为具体的问题。如果只是平列式地呈现档案文件中所见的“制度”更替，并不构成社会学的论题。研究者们关切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在其生发与流变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历史担纲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制度是由活生生的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因而，研究者们从如下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一项制度的创设，究竟是由具有怎样性情倾向、负载着何种思想资源的革命者所完成的？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本身，和制度本身的理念及其实践特征有何关联？具体到“查阶级”问题：在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不断演化和实践的过程中，有哪些“历史担纲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人又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都是些什么样的“革命者”，在什么样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查阶级”这样一种传统？(孟庆延，2014)。

与以往以动员论为基本视角理解革命不同，研究者们开始对在制度演进过程中重要的历史担纲者及其实践展开深入的讨论。应星对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前委组织形态变化的考察，实质上关照了作为重要历史担纲者的毛泽东对组织制度的理解(应星，2016b)，而笔者亦在详细梳理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对“查阶级”这一同时混合了“算”与“闹”两种不同逻辑的组织动员方式背后的关键制度担纲者进行了考察，即彭湃为代表的侧重宣传鼓动的“农运派”干部——他们是负载着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多种社会思潮的投身革命实践的“深耕者”与“鼓动家”(孟庆延，2017)；以及以王观澜、邓子恢为代表的强调量化阶级标准的“算账派”技术官僚(孟庆延，2016)。研究者们所关心的，并非是局限于政治运动或革命行为的发动动机或影响因素，而是整体上理解一项制度(或政治传统)的现实发生过程(孟庆延，2016)。

在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从口述转为档案文件这一表象背后，口述史研究对共产主义文明这一问题传统的关切实质上延续下来，同时进一步深化，即从过去对实践形态与运作逻辑的关切延展到了制度源流的问题意识之上，研究的焦点也从权力技术视角下注重对普通人在历史场景中的微观过程分析转换到了关键担纲者的制度实践及其背后的精神气质与历史处境之上。

2.理论视域的拓展：韦伯与陈寅恪作为理论资源

口述史研究以福柯为其理论底色，在问题意识层面对革命场景下权力技术的社会过程做了深入的挖掘，从而推进了我们对革命的深入理解。而当前问题意识层面所发生的“制度源流”与“担纲者”的转换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理论视域的拓展。

陈寅恪在其制度史研究中明确提出制度源流这一有关文明研究的问题意识：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南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问之有关隋唐两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陈寅恪，2009a)。

在陈寅恪看来，制度的渊源与流变构成了理解一种独特文明类型的核心。并以“社会阶级”这一具有社会科学色彩的概念来揭示源流背后的复杂社会历史要素。在对隋唐制度的研究中，陈寅恪尤其关注山东豪杰集团与关陇集团，并结合具体的政治情势变化，从社会阶级的角度讨论了科举制兴起与府兵制衰落的内在机理(参见陈寅恪，1980a，1980b，2009b)。这一传统提示我们，在有关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中，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乃是重要的学术议题，因为这一文明形态并非是基于纯粹的理论设计，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由那些关键的历史担纲者具体推行，并在同诸多原有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不断碰撞中产生的。

除了陈寅恪之外，韦伯也为我们拓展既往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兴起这一议题时曾经追问：一群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教徒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担纲者。韦伯尤其关注文化类型意义上某一群体所负载的性情倾向与精神气质(ethos)，并以此为理想类型，勾勒具有某种精神气质的身份群体与文明形态之间的亲和性关系(韦伯，1987)。

综上，韦伯与陈寅恪关于制度源流与身份群体的讨论，实质上构成了我们接续并拓展口述史传统视域的重要理论资源。

3.历史情境的还原：从微观史到社会史

既往的革命史研究，往往通过具体的个案来呈现革命的地方过程。但我们通常只是将“地方”作为背景加以理解，而忽视地方独特的风俗与民情(mores)的实质意涵。也正是由于缺少了对地域社会维度的关照，使得我们关于微观行动的解释容易流入“权力-利益”的抽象解释逻辑中去。实质上，年鉴学派所强调的“结构-情势-事件”的三重维度中，我们只是取了“事件”这单一维度。

对于理解一项制度与文明形态的源流而言，“事件”发生的具体社会情境往往有着关键的影响。关键的历史担纲者也是在面对不同地域所具有不同历史情境与民情基础上，推进制度的演进以应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华南学派的社会史研究对革命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们长期关注地域社会中中长时段的社会形态，揭示了宗族组织、土客关系、民间宗教以及市场墟镇等理解地域社会的重要要素(参见郑振满，2012；刘永华，2004；饶伟新，2003)。饶伟新更是揭示了“土客”“宗族”与“阶级”三种不同的社会分化机制，呈现了“土地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饶伟新，2002)。

在上述社会史研究的启发下，笔者考察了作为“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方式发端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赣南闽西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揭示了其与现实地域社会之间的诸多张力，进而呈现了革命政党为了弥合这一张力而采取的实践方式：

一方面，查田运动在瑞金地方的实践本身，和瑞金地区地方宗族势力之间的固有冲突裹挟在一起(参见孟庆延，2015)。另一方面，源于苏联革命经验的量化阶级标准在查田运动中推行的时候，又和原有地方社会结构中的宗族、土客等一系列地方性要素搅和在一起，进而出现了“算不清”“不能算”又“不能不算”的多重困境(参见孟庆延，2016)。“查阶级”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生长出来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当外来意识形态理念转变为作用于有着悠久历史并形成自身特有的社会结构的地域社会之时，阶级标准与宗族、土客之间的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缝隙中生长而成的“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方式的复杂意涵。

从学术史发展过程来看，口述史研究传统将“革命”与“共产主义文明”的议题带入到国内社会学的论题之中，它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主要底色，以“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作为分析工具，围绕历史书写与社会记忆的研究主题，呈现了权力技术与普通农民相遭遇的过程，揭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的运作逻辑和社会过程。进而，部分口述史传统的研究者在汲取其他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开始拓展这一研究传统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将整体的问题关切从“微观机制”转换到“制度源流”上来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因此，口述史研究传统并未消逝，而是构成了我们当下重新激活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起点。我们只有进一步汲取不同学术传统的理论资源和学科范式，才能真正拓展对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与文明形态的理解维度。

①无论是作为研究方法抑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运动，口述史在国内外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中所谓的“口述史研究传统”，特指孙立平、郭于华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口述资料收集计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研究。

②这些研究作品主要包括：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年；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371页。

③福柯的权力理论对生活世界中的那些无名者的关注，在口述史研究传统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福柯认为，权力一方面笼罩着无名者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当权力与无名者的生活相遭遇的时候，它便会展现那些模糊不清的乃至不可言说的无名者的生活，权力之光也会“通过照亮历史无名者的刹那捕捉到那些夹杂着美与恐怖的‘生活的诗’”(福柯，2001)。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研究传统敏锐地把握了作为无名者的普通农民与权力相遭遇的历史瞬间。

1.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常利兵：《“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7-236页。

5.陈寅恪：《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4-276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8.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9.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371页。

10.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1.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407页。

12.郭于华：《“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4.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15.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6.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

17.李放春：《黄土沟土改的历史记忆》，《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6月号。

18.李洁：《生存逻辑与治理逻辑——安徽农村改革的先期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9.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0.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21.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年。

22.李猛：《口述史的德性、诚实与生命》，未刊稿，2000年。

23.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1996年。

24.李猛：《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未刊稿，1999年。

25.刘新：《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个关键研究个案的批评性讨论》，《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6.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7.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29.马学军、应星：《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

30.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年第4期。

31.孟庆延：《“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社会》2017年第3期。

32.孟庆延：《“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3.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4.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35.孟庆延：《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社会》2013年第2期。

36.米歇尔·福柯：《19世纪法律精神病学中的“危险个人”概念》，苏力译，《社会理论论坛》，998年第4期。

37.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9.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尼采的幽灵》，苏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0.米歇尔·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

41.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冯钢编：《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8-487页。

4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3.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44.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

45.塞威尔·威廉姆：《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应星译，《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

46.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359页。

47.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48.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9.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第5期。

50.应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51.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a)年第4期。

52.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期。

53.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54.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

55.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56.郑振满：《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57.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58.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