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488)

汉初承秦末战火余烬，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统治集团遂大兴黄老无为之术，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一承秦制，无所革易。为解决现实困境，汉初统治者在边疆经略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视野和求索精神，与汉承秦制的时代背景大异其趣。

一、汉初边疆认知与夷夏观念的演进互动

先秦以降，华夏族群经漫长发展交融，族群文化与族群意识日渐趋同。秦的统一则为华夏族群进一步深度融合提供了文化、经济和政治基础，对于汉民族的最终形成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统一后的秦帝国南征百越，北驱匈奴，以强大武力推动疆土外扩，并通过修筑长城、设郡立县等方式，促进华夏文化圈的形成，为区域内多民族混合体的深度交汇融合提供了坚实保障，先秦时代关于夷夏五方格局的理论设想也在此时无限接近现实。

汉初就地理空间而言，华夏族群居中，四夷被隔绝于边境之外。四夷中以匈奴集团的实力最为强大，因此对匈问题的处理成为西汉整体边疆经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的边疆思想特征亦在对匈政策上得到了最为鲜明集中的反映和体现。

阅诸史籍，可知匈奴与中原诸国的争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与匈奴相邻，匈奴即不时骚扰边境，只不过时以中原势强而匈奴力弱，故未成大患。秦统一之后，秦始皇以“亡秦者胡”之谣传，“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