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一

自2006年方克立先生首次提出“马魂、中体、西用”学说至今，学界对该学说所进行的理解和阐述，概括说来，主要侧重于从总体思路的展现、学术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对该学说的“为我化阐释”这样三条运思路线出发，对之进行相应的界说和拓展。较具体而言，从总体思路展现的运思路线上看，当方克立先生把张申府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文化观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进一步归结和发展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即归结和发展为“马魂、中体、西用”说之际，学界普遍认为，该学说重视总结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总结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这正如谢青松研究员所归纳并指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说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因此是最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一种文化观。‘马魂、中体、西用’的概括比‘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更为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1](P371)

从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的运思路线上看，“马魂、中体、西用”说以“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之道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