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明

“游子常恋家”，每次回到父母家，一进院子大门，首先看看院子里葡萄架下面那条破旧的老长板凳，因为年老的父亲常常就坐在那条板凳上忙活着，看到板凳就如同看到父亲一样的亲切，这已经成了我多年的习惯。几十年了，历经日晒霜打、风吹雨淋，家里那条老板凳依然坚韧地保留下来。虽然已经粗糙简陋、缝隙斑驳陆离、伤痕层叠累累，但是四条腿看上去盘劲如故。看到它，我总要轻轻拂去凳子上的尘土木屑，瞅瞅，再坐坐。原因很简单，那条老板凳陪伴父亲五十年了。

父亲是个老木匠，家住新疆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芨芨窝子村，因为有一手好手艺，对人和蔼可亲，温柔厚道，全村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于师傅”。也有干脆省略简称“于师”。俗话说得好：“铁匠离不开炉子，木匠离不开凳子。”那条用老榆木做的板凳，又沉又旧又笨，却陪伴了父亲半个世纪。老板凳见证了父亲从农村人民公社、大集体到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变化。那条老板凳见证了岁月，也经历岁月的磨砺，板凳腿子坏了修，修了坏，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老陈厚重的板凳面子千疮百孔，粗糙裂缝，一头还用铁丝箍扎起来，可它依然四平八稳，立抗千斤，每个峥嵘岁月里依然陪伴着父亲，把东边的太阳挥送到西边落到山下。它是我们家一个最不显眼而又不想遗弃的家什哦。

家父今年八十六岁了，虽然体力看起来有些差，但是步履还是蛮稳健的。我虽然工作忙，但是只要有时间总要和妻子、儿子到地上（乡村）去看父母，“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儿孙辈们的心声。每次回家进院子，都看到八十多岁的父亲要么坐在板凳上，要么蹲在地上望着那条老板凳发呆。再就是一有空闲就坐在那条老板凳上忙活着，不是给他家安个铁锨把子，就是给你家修理个木器家什，要不就是给邻居家磨磨剪子、刀具之类的活计，越老越是闲不住。多少年来，我的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认真热心地给村民邻里帮忙，从来都不计较得失。好像是在尽义务似的，只要村上人上门有求于他，他就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去帮助别人。母亲经常为此叨叨，但叨叨归叨叨，木匠活忙还是要忙的，直到邻居满意归去，父亲才面带笑容地歇口气。

这条老板凳还是我小时候看着父亲亲手做的。那是1966年，生产队饲养院还在家乡二工乡芨芨窝子村石家庄子南面的旧址上，因为生产队要我父亲做木工活，大部分工作就是农业社的农器具如杈、耙、犁农具及车马辕条等等。当时生产队木料都是有指标的，集体用木材，要公社审批，然后到山上林场去按方拉回来用，一年一年紧巴紧的还是不够用。后来队上决定把饲养院涝坝边上生长了近百年的一棵老榆树给放倒了，然后组织人力截成截子，用大锯锯成厚板材（加五板约五寸厚）以备其他用材。老板凳就是由放倒的那棵老榆树的板材做的，不但结实耐用，而且扛起来也有些斤两，承重又有些笨重。此后这条老榆木板凳就一直陪伴父亲走过了风风雨雨五十年，也见证了家乡发展变化和幸福生活的历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各个生产队掀起学大寨，以粮为纲，抓农业生产的热潮。队上有明确的分工，按劳计酬，男劳力分一二三级;女劳力分一二级;劳力的等级与吃的口粮、工分挂钩，口粮二十八斤到三十八斤不等;工分是八分到十二分不等;还有赶马车的、撒种的、浇水的、放牧的、打铁的、做木活的、划墒的、犁地的、打场的等，有些是力气活，有些是技术活。力气活一个工日一般记十分，技术活一个工日一般记十二分;会计、出纳、记工员都是有文化的，工种最好、最轻闲，吃香得很，是队上的香饽饽。我父亲专做木工活属于技术工，每天早工加晌午、下午挣十二个工分。自然灾害的三年每个工（劳动日）赔钱，挣得多欠账多;到了大集体时候，清早上，饲养院房顶上用三根椽子掉个大钟，就像个大喇叭一样，队长只要敲响钟声，整个村子东西南北中，社员听见钟声就像听到命令，立马赶到饲养院里来。队长站在木头上，或者烧茶水的大锅台子上吆喝，男的这个吆牛，那个赶车，他个推马圈里的粪……这个婆姨打腰子，那个婆姨平地，她个婆姨刨草起……你看那队长列个式子哗啦哗啦可着嗓子派工，喊完了，社员们出溜各走各的去干活。队长对那些走得近、相好的社员派个近的、轻的活儿干。其他人也心里嘀咕，却不敢言传。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产队逐步好起来，每个工分一年下来刚好持平，不赔也不赚，社员也基本上不欠生产队的账。

父亲是手艺人，也自然是技术工了，干他自己的活。记得手下带着两个人给打下手（也就是徒弟吧），干木工活。一年冬天，队长给我父亲作工作，要做一辆马车，急需要。父亲精心选好了材料开始加工。他虽然一个字不识，竟然能画出个图来，领着两个帮手劈柴、推料、打眼、凿卯，边琢磨边干，边改边安装，没白天和黑夜地干，半月余终于把马车做成功了，而且在铁匠的配合下，安装的是胶皮轱辘，崭新轻巧大方的马车，一下子成了队上的宝贝疙瘩，帮助队上拉粮食、拉粪、拉煤等等，可吃香了！就连赶车的车户都鞭子一响，高人一等，耀武扬威的。上个县城、娶媳妇、粮库卖爱国粮，能坐上马车那个骄傲劲甭提了。紧接着一辆、两辆、三辆，父亲带人利用三个冬天，共做了五辆大马车。新丰三队一下子成了大队马车最多的生产队，在当时的东风公社出了名。随后，父亲被二队、五队、一队的队长都请上去做马车，少的做一二辆，多的做三辆。我们新丰各个队都成立了马车队，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当时东风公社每年冬季都要搞水利建设，修拱拜尔沟的水庫。没有马车的时候，用毛驴车、人工手推车拉土方，甚至也有的生产队用单轱辘木头手推车推土，全凭着人力夯。当队上有了马车，我们三队每个冬季队长调三辆马车上水库大坝拉土方，四匹马的大车装得多，跑得快，可是威风了。每年都第一个完成土方任务。就这样拱拜尔水库前后修了七八年才算完工，马车的功劳最大，父亲也为此很是骄傲自豪。

记得老饲养院南边就是打麦场，每年打场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忙活了。带着帮手做打场用的抬杆、木杈、拉爬、木锨、刮板等器具。队长挑人分组，社员早上摊麦子，然后马拉着几对石头磙子转圈打场，一天一场紧巴紧，天黑人们起场，晚上有专人扬场。队长特殊照顾，派个人拽个麻袋到队上种植的瓜地背一口袋西瓜来，大伙扬场困了、渴了就吃个西瓜提提神。别的人没有这个福气，这是给扬场人最高的奖赏和待遇啊！那个时候别说打场的人多少，就说父亲做的木锨、木杈、推板子等工具，一堆一堆，一愣一愣的。到了夏秋季打场交售爱国粮紧张的时候，父亲便扛上榆木板凳，带上木匠工具到场上去维修各种工具，保证打场的社员人手有一把工具使，大干快上，争取上游。父亲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维修工具离不开熬胶的罐罐子。拿三根木棍棍支个架子，把罐罐子吊起来加水，放进供销社买来的皮胶块（也有珠粒），下面生火慢慢熬制。场上到处都是麦草啥的，容易烧火，父亲把周围的柴草打扫得干干净净才架火熬胶，现场维修工具。从那个时候起，父亲每每给生产队干活，给大队干活，或者调到别的工地干活，都用肩扛着，或者手推车拉着那条老榆木板凳上阵干活，板凳成了他离不开的伙伴。

1969年，新丰大队盖办公室，把父亲抽调去做木工活。父亲带上我小叔叔于德山当帮手，两栋房子共十八间房子的门窗，房顶上的檩子、椽子木料都有父亲和叔叔制作的，椽子、檩子、担子都要上刨子刮干净，门窗一溜新的。父亲就扛着那条老板凳做基础，支撑在那里，做手中的活，整整一个夏天起早贪黑做活，直到新办公室完工，才歇口气，仍旧扛上那条老板凳回家。干木工是力气活，工分自然没有少挣。那时候队上穷，年底社员没有分红。队上每家只借给十元钱过年，我家特殊照顾给借十五元，父母亲凭棉花票、布票、糖票等置办年货，给我们兄妹缝新衣服。天天盼，那是盼过年，盼吃好吃的，盼穿新衣服啊。由于父亲做的木活技术好、质量高，那两栋办公室门窗经过三十多年还是好好的。后来大队撤销，办公室卖给了私人当库房，集体财产变成了私有！

1970年，新丰大队要建小学，共修三栋教室和一栋教师办公室。当时各个生产队抽调泥瓦工匠上阵，集体出工盖学校。父亲和五队的王孝被抽出来做木工活。父亲一听要给娃娃们盖学校，那个高兴劲别提了。第二天早早扛上那条老板凳，背上工具箱就到了工地。一干就是三个月，辛辛苦苦无怨无悔。带领木工组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建校的木工活，崭新的门窗成了新房子的门面，让娃娃们在新教室里上课。父亲一个大字不识，可思想开通。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也要供娃娃念书识字，再不能像我一样当文盲。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一心供我们姊妹上学，和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任劳任怨，毫无怨言，默默无闻付出，我们四个兄妹也都争气，前后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成了公家的人，吃上了商品粮。那个年代，一家子考出去三个娃娃，在队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是父母亲一辈子最大最辛苦最满意的资本投资啊。

1975年，大队接公社党委的指示，要抽调父亲去外地干木工活，头天队长通知，第二天就出发，有纪律不能问去处。父亲连夜收拾家什，自然少不了那条老板凳。第二天来了辆绿色大汽车把父亲接走，开车的人嫌凳子占地，说工地有凳子不需要带，但是父亲软说硬磨还是带上了“老伙计”，父亲说：板凳是笨了点，但使着顺手。当时记得我们放假给生产队拾麦穗的时候父亲走的，回来已经下了雪，音讯全无，母亲和我们天天都是牵挂和期盼。我们兄妹想父亲，父亲也想我们。大冬天的一进家门，父亲把我们一个个搂在怀里抱着亲着，一个个止不住流眼泪……那个时候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和担当，父亲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在家的重要性。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兄妹，他是去了一个叫叶家湖的地方，参加修建军区后勤部基地，也是做木工活，一干就是几个月，有纪律不能和家里人联系。父亲说由于活干得出色，军区的一个团长要求父亲留下，在后勤连队当职工干木活，最终父亲还是放不下家里人，放弃了，带上他的伙计老板凳回来了。给军区基地干活的事情，成了后来父亲一辈子回忆炫耀的话题，常常挂在嘴边，也是他值得骄傲的一段故事和经历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家乡新丰三队实行包产到组，按劳计酬。父亲的木工活自然也是大包干。他带着三个人要承包干掉三个生产组的木活，又多又累。春天犁头、耙、铁锹、车等工具在春种前都要准备好，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夏天、秋天打场的时候，工具是最重要的家什，父亲就在三个组轮流着干。做的木杈、拉爬、木掀、刮板等摞成小山一样，就那样还是不够用，常常加班加点地制作维修，热天干活汗水浸透背心，也顾不上休息。一干就是几个月，老板凳自然经受风吹日晒、斧头砍、刨子推、锯子截的苦难了。生产队包产到组后，实行工分制按劳取酬。生产队包产到组的几年，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现状，社员的日子好了起来，不但消灭了吃回销粮（国家给的救济粮），各个生产组让社员按工取酬，每个工日从大集体的几分钱到六七毛钱，最好的生产组达到每个工值二点五元的收成，社员不但还清了往来欠账，而且年终都分到了现金，少的分几十元，多的三四百元，劳力多人口少的社员家都有分得七八百元钱的。那是以前大集体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啊！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制度可是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日子好起来了。

1984年，家乡新丰三队由联产责任包产到组彻底实行了联产责任包产到户。家里分到三十亩责任田。生产队的牛羊、生产器具等全部作价分到农户家里。父母亲从不与社员乡亲争执，什么事情都是先让别人后自己。到最后只分得几根椽子，父母也没有怨言。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条老板凳扛回了家，就算是选了个不值钱，别人不要的家当吧。

包产到户这些年，父母亲一边起早贪黑勤劳种地，一边操心我们兄妹的学业，省吃俭用，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父亲不但木工做得好，而且种地也是个把式，思想开通。别人家种玉米小麦，我们家种油葵，秋天卖得快，来钱快;别人家种油葵，他就种西甜瓜，一年下来收入上万元，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家里有了存款。我们全家人在老房地址上修了新房子，地窩子换成了敞亮的大房子。家里养了牛羊。大弟弟买了拖拉机。父亲总是闲不住，三天两头有邻居亲戚拿个活计就来找父亲，自然是尽义务帮助了。父亲忙一回，老板凳就承受压力，任凭刻创摆布一次。实际上老父亲就是把集体、包产到组的木工房搬到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两样。社员还是那些社员，生产上需要的工具还是那些工具，还仍旧离不开父亲去做。但是没有了工分，多了一些人情帮忙！有些社员邻居麻烦父亲做活，过意不去，看到我家浇水、打场、割麦子收庄稼就主动前来帮忙，就算是还工吧。有时候忙了，我们做儿女的看到父亲没日没夜劳作，心疼，也有些看不惯，要求父亲不要做了，但是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默默地接受，细心做活，让邻居社员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现在我们各自有了事业、家庭。搬到了城里，都住上了楼房，应验了过去向往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日子。我们儿女让父亲进城享清福，父亲就是不肯。他离不开芨芨窝子、离不开乡亲，更离不开院子里渐渐冷落了的那条老板凳。如今他虽然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只要有邻居亲戚拿个活计来，就又高兴地在那个遮阳棚下面的老板凳上忙活去了……

五十年来老板凳没有离开过父亲，父亲也没有遗弃老板凳。干不动活了，每天也走过去瞧瞧看看，走过去在老板凳上坐坐已经是他的习惯了。陪伴他走过半个世纪的老板凳，是父亲的搭档啊，怎能一下子割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