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我原以为，把千阳之所以称为千阳，是因为县城在千河以北、六盘山余脉之南的缘故。当我在千阳的塬上走了一回之后，我才明白，那是教科书对千阳的定义，不是来自我的感觉。行走在千阳塬上，我最亲切最真实最流畅最甜蜜的感觉是，千阳之阳，是阳光、是阳明、是阳和。千阳的塬，是饱含色彩、声音、气味组合而成的文学作品，是将油画、歌舞和诗歌糅合在一起的、难以命名的艺术大全。这种美，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劳动人民的创造，更是心灵的感应。

尽管，头顶是不饶人的大太阳，从宝鸡、西安来的游客们站在崔家头塬的千亩油葵四周尽情地拍照，他们被庞大的美景抓住了、震住了，似乎要把这美俘虏了，装进镜头，带回家中，回味，咀嚼。可是，我不敢举相机，我生怕我的相机装不下这美景，生怕那黄色把相机撑破了。因为，盛开的油葵是轰轰烈烈的黄、整齐划一的黄、完完全全的黄，黄得粗犷又妩媚，黄得放纵又矜持。我仿佛听见那黄色在熊熊燃烧、在窃窃私语、在一展歌喉。我想，即使梵高在世，面对生命力如此旺盛的葵花，他的心也会发颤，画笔难以运作。人间的美，如果美到极致，只能赞叹，只能敬畏，却无可奈何。

这一边，葵花正在和我缠绵，路那边色彩斑斓的秋菊却在挤眉弄眼，使我目不暇接。塬上的道路旁、村庄里，随处可见粉色的、紫色的、火红的花朵频频向行人招手、点头。放眼望去，一片连一片的苹果园里，即将成熟的苹果挑在枝头，如同星星眨眼，仿佛火把游行，它们给塬上增添了亮丽的色调。塬上的气氛是丰腴的，塬上的气韵是饱满的。知了破碎的叫声，如同大风吹落的花瓣，铺在路上，这声音宣示着恬静的塬上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同时，也传达了看似空荡荡的村庄的躁动。

走进村庄里，只见街道上，有几个或白发苍苍或秃顶弯腰的老汉老婆坐在树荫下乘凉，他们面容平静、安详，生活仿佛在远处。脸庞上，深刻的皱纹灌满了淡然、从容。他们似乎不必再注视这平坦的大塬，目光只盯着自己的余生。和全国许多村庄一样，千阳塬上的村庄里边只留下了老人和小孩。胸襟宽广的千阳塬伸出温暖而博大的手臂，护佑着依旧守在塬上的庄稼人。

号称“七山二塬一平川”的千阳，其实塬是主演、主角、主流，是千阳的血肉和筋骨。从东向西数，有崔家头塬、南寨塬、张家塬、韩家堂塬、罗家塬、寇家河源、仰塬、邢家塬、董坊塬……站在六盘山余脉向南俯瞰，这些塬，如同一双手的手指头从山上伸出来，断然伸向山下，更像一只乖觉的猫，静静地卧着。这些塬，几乎在一个水平线上，该平坦处都平坦，该上台阶的时候一齐抬起了脚;它们如同兄弟般地相处，不论塬的大小、宽窄，从不争斗，从不嫉妒，从无恶意。善良、平和、宽厚、淡定、仁义是塬的性格和气度。连接这些塬的是，塬与塬之间的沟，这几条沟，好像塬的保姆，又像塬的仆人，它们守在塬与塬之间，如同一条脉络，把塬连接在一起，使塬和塬之间血脉相通、激情饱满、精力充沛。任凭塬上热闹也罢、喧嚣也罢，每一条沟都毫无怨言。这些沟，本身就是一座座桥，从桥上走过，每个塬上的漂亮精致，“哗”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千阳塬，展现着当代，蕴藏着历史。要想说透它、看透它，并非易事。站在塬上，举目四望，坦荡的千阳塬，如同一个人坦荡的心境，长长地呼吸着纯净而新鲜的空气，不由得使我心旷神怡，信心十足。

一个新型的“生产队”

对于生产队，我记忆犹新。我从十六七岁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一直到1981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各家种各家的庄稼，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十四年。我将我的青春，我的美好年华播撒在生产队里的土地上了。尽管，我在生产队里，一天干三晌，早晚加两班，分回家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年到了三四月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四处借粮吃。那时候的生产队是一个小集体，是一个劳动单位，是一种管理模式，吃的是大锅饭。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有了生产队，到生产队解散，农村的生产队大都存活了二十多年。当年的生产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8年的夏天，我在千阳县张家塬镇宝丰村见到了一个新型的“生产队”。说它新是因为，它既有当年生产队的集体模式，又有与当年生产队不一样的经营、管理办法。这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叫沈林杰，五十岁上下，中等个子，有点瘦，一头黑发对铺满皱纹的脸庞来说，未免年轻了些，他是一个刚毅而具有智慧的农民。他告诉我，他这个“生产队”有120亩土地。这些土地是流转而来的，就是租赁的农民的土地，每亩地每年支付六百元的租金。他说，这些土地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租到手的。为了经营方便，120亩土地要连成片。有些农民的三五亩地如同木楔一样，夹在连片租地的中间而不愿意出租，遇到这样的情况，沈林杰就和村里的干部一起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或者采取用甲地对换乙地的办法，将这块“楔子”抽掉。沈林杰他们在这120亩土地上种植早熟苹果。今年的苹果是第一年挂果。由于苹果品质好、品种新，他们的苹果不是论斤卖，而是论个卖，一个苹果就卖五六块钱。

在这个“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出租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是贫困户——大多是因病因残，或者因为能力有限等种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实际上，这个“生产队”就是把这些农民组织成为一个集体。农民像当年在生产队里劳动一样，每天来这个“生产队”干活儿。当年的生产队，按性别，按能力，每天记工分，而在这个新型生产队，按能力按工种每天付给“社员”现金。不同的是，当年的生产队里，有的社员即使出工不出力，工分少不了，每天都要记。而在这个新型生产队里，如果你出工不出力，“生产队长”就有權辞退你，或者少付你的工钱。当年的生产队，到了年终，统一结算分红，即使一个劳动日几分钱或几毛钱，也要结算。这个新型生产队，到了年终，也是要给参股的社员统一结算分红的。当年的生产队具有强制性——每个社员，每月一定要干够二十八九天，缺勤要扣口粮。而这个新型生产队是松散型的集体，你出工或不出工，完全在于个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其实，这个生产队就是把单家独户的贫困农民组织成为一个集体，看似当年生产队里吃“大锅饭”的形式，却是严格考核的管理内容。

这个新型生产队是有名称的，它叫作“千阳县盛园果业生产合作社”，沈林杰就是负责经营的社主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精心设计，又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的探索。这样，改革才能向纵深发展。四十年前，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顶着巨大的压力，从开始的包产到户，启示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为农村改革踩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如今，宝丰村农民用实践证明：并非集体就是大锅饭，把农民组织起来，由有能力的农民精心管理、经营产业，可以摆脱当年生产队吃大锅饭的弊病，创造很好的经济效益，让农民脱贫致富。这个新型生产队已成立了三年。

我问了几个“社员”，一个年过六十的“社员”说，他这年龄外出打工，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集体里，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年挣一万多块，加上流转的土地租赁费，每年收入两万多元，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见，农村改革，只要勇于探索，只要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心愿，改革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会有进一步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