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宏珏

1 唐代艺术繁荣的背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国家在经济收入上得到保证，在国土安全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们首先必须满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唐朝艺术的繁荣，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样也是建立在人民对基础物质上的满足。

唐代初期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加强皇权，对中央集权的强化，削弱了相权，让国家权力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保护发展了农业，维护了小农经济，其直接受益者是广大农民，根本收益者是封建国家，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封建国家的统治。在招贤纳士上延续了隋朝开创的诗文取士政策，并予以发扬光大。这也就成为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繁荣的重要制度原因。科举制的实施对于唐朝文化和教育的日益发展起到了长久促进的作用。

制度的实施和国家的昌盛繁荣为艺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对外的交流，使得唐代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对生活的追求。正是人们对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加，陶瓷制品不再只是满足使用，书画也不单单只是起到记录的作用，宏观上来说此时开始了对艺术效果的追求，以及不同风格流派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这个时代的人有了自己的思想，通过不同的载体表达。

2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

我国唐代的陶瓷发展的发展如火如荼，日驱成熟。此时的陶瓷天下分为三份。青色瓷类冰似玉，以南方越窑为代表；白色瓷类银似雪，以北方刑窑为代表；彩瓷、釉下多彩，则以长沙窑为代表。被称为“南青北白长沙彩”。而在长沙釉下彩瓷中首现写意水墨的装饰风格，为后世彩绘瓷的发展积累了非常宝贵的财富。

唐代诗人李群玉写下《石瀦诗》（瀦即渚）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1]。诗中描绘的正是石渚窑一派窑场红火兴旺的景象，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石渚窑的兴盛时期，诗中的“湘浦口”也正是石渚河入湘江的出口处。窑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石渚湖一带，故又俗称铜官窑，也就是长沙窑。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绘惯用褐色、绿色或二色结合色，绘画植物、动物、人物等图案[2]。在装饰内容上釉下彩以小草花卉、飞禽走兽、谚语诗文、宝塔人物为多。线条简练生动，意境清新深远，为后世的陶瓷装饰树立了先进的典范。装饰上由最早的图腾等简单的图案，到具有生殖崇拜的纹样再到植物瑞兽等都是根据当时社会背景的流行时尚而来的。

另有些器物以没骨画法施褐绿两彩，整个画面虽然草草几笔，却颇得写意画之妙。用诗文与书法作为瓷器的一种装饰，是唐代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的又一大特色[3]。由于这些文字出自工匠之手，大多豪放率意，无拘无束，无论是文字的书体或内容均是如此。它不仅是一种装饰，同时也是一些生活中的感怀或经验之谈，所以深受百姓大众的欢迎。长沙窑釉下褐绿彩大多是用褐彩勾纹饰轮廓，再填以绿彩，有的瓷壶勾了轮廓后没有填绿彩，就成了素描图，可能是工匠们的偶尔疏忽，但也成为了长沙窑的另一个装饰种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83年窑址出土的青釉褐彩狮纹壶和青釉褐彩“飞凤”壶。枕在长沙窑器物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器形较小，有方形、长圆形、腰圆形、兽形等多种。长沙窑器物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玩具，如动物形象的瓷哨等。这些器物的出现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优越，陶瓷制品不仅担任了使用功能，也开始拥有艺术欣赏价值。

3 唐代书画艺术

自唐代开始，画中人物和背景终于有了合适的比例，不再是人大景小，看上去比较后现代了，而且笔墨除了简单的勾线外，开始使用矿物颜料晕染，唐代山水大部分是青山绿水，开始用泥金这种颜料勾染线条，富丽堂皇。而这种画法最初是隋朝的展子虔开始在前人青绿山水画法的基础上加入泥金，被誉为“唐画之祖”[4]。唐代的李思训和李昭道将这一套画法完全继承下来，雍容华贵的“金碧山水”简直就是为了唐朝量身定做的。而他们作画的严谨也代表着大多数的宫廷画法。

唐代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早年师从寺庙里负责雕刻的匠人和粉饰壁画的画工等一众民间高手。之后拜书法家张旭为师。将狂草书法与绘画艺术相结合，首创了“兰叶描”的绘画技法。他的画风被称为“吴带当风”，既表现了民间绘画的风格也引领了当时民间绘画流行的风潮。

而阎立本和张萱写实画法，则属于纪实性绘画。前者阎立本的《步辇图》生动地在现了松赞干布派去的使者禄东赞觐见唐太宗的历史场景。他的作品虽然是绘画也算是对历史的记录。后者《捣练图》的构图把中国人物画提升到了立体的光影美感，阎立本记录的是具有仪式感的大事件，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而张萱的绘画更多是记录下普通人生活的片段。

唐朝的文人似乎又是十八般武艺都精通，著名的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同样也是中国文人画的创始人。把缥缈无边的意境带入到中国水墨画中，宫廷和侍女不再是画的主题，山水成为了画作的正真的主角。此后，南派画山水多用淡墨，而不用青绿了，也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了画家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5]。这也意味着书画的发展更加朝着艺术迈进了一步，画家们开始将景色与自己的心境相结合，不再是一味地关注宫廷内发生的事，把视野局限于宫墙之内，而是投入大自然中，开始赋予书画艺术品的个性。

4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与书画艺术

唐太宗李世民，派监察御史扮穷书生与萧翼交友，趁其酒酣耳热时方将《兰亭集序》取得。唐代书法家也是托唐太宗李世民的福，有幸能够临摹王羲之的原作[6]。这件事可以充分说明唐朝对于书画艺术的重视。唐朝同样是陶瓷发展辉煌的时期，既然同为艺术，那么学科间互相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长沙窑是典型的民间窑场，民间的壁画雕刻等表现手法对当时的釉下彩瓷的装饰上产生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瓷装饰的彩绘多由陶工信手而就，造型洗练、姿态典型、构图简洁、笔意纵横、隽逸潇洒，简直是一幅幅精妙的民间绘画[7]。这与吴道子将狂草书法加入绘画中的效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凌快的笔触将画面勾勒出来，用疏落的勾线以及浓淡墨的渲染，画面不加以任何其他颜色，代表了中国白描的最高水准。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同样多以线条勾勒出装饰的图案，不加以其他颜色去填充被勾勒出轮廓中的空白。这与白描的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而材质与工艺的不同而使得两者的艺术效果大不相同。但二者皆以线条的方式勾画出主体，且不填任何彩加以装饰。虽然装饰的主题有所不同，主题的不同与绘画之人与材料所承载的意义有关，但装饰手法却是可以借鉴互相影响的，故书画中的白描与长沙窑釉下彩瓷的装饰手法是相通的。

诗人王维将缥缈无边的意境带入到水墨画中，水墨画表达的是以已经为主，有着事物基础，而带着画家的想象和情感绘制出的图画。长沙窑釉下彩瓷器物中以没骨画法施褐绿两彩，整个画面虽然草草几笔，却颇得写意画之妙，这与中国的水墨画所追求的意境有不谋而合了。但民间的陶工必然不如有王维的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绘制不出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装饰。

5 结语

唐朝经济上的稳定，让唐朝的文化艺术得以蓬勃发展。民间艺术装饰技法的互相交流与渗透，让艺术在不同载体下得到不同的展现。民间文化的交流让许多来自民间书画大咖的艺术表达手法得以广泛流传并形成一股潮流，长沙窑釉下彩瓷装饰中的没骨法以及线条轻松的勾勒均受到唐代书画艺术表达手法的影响。而来自宫廷的书画一般不会流传到民间，并且宫廷书画的表达手法必然是细密精细的，画风是具有传承有底蕴的。即使有宫廷的字画流传民间，对于民间的陶工难以将这种表达手法运用于陶瓷上。首先是陶工本身在工艺上就无法做到宫中那般精细，另外如此精细的东西即使由陶工绘制出来成功烧造成功，在民间也不会有大量的需求。而同为来自民间的元素更能够被使用的平民百姓接受，陶工也能更好地理解以及绘制出具有相同技法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