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海 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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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量文献认为对地方官员实施恰当的激励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周黎安，2007；Xu，2011)。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经济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激励地方官员之间为了辖区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竞争，从而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官员治理模式势必会引发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行为(聂辉华，2013)，导致中国资源消耗急剧上升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面对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绿色增长诉求，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将环境保护等民生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并不断加强环境治理绩效与官员政治晋升的关联程度(陈钊和徐彤，2011)，以期激励地方官员之间为了辖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展开相互竞争。那么，这种“为和谐而竞争”的官员治理模式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吗？作为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理论问题，其对于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效应归根结底是由其官员治理体制决定的，因而官员治理体制的组织和变革可能是理解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以及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和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线索(陈刚和李树，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