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美学思想”一词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却早已涉及，较为著名的有儒家的“和”思想、道家的“大音希声”思想以及墨家的“非乐”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皆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如今的中国音乐正朝着多元化、个性化、嘈杂化等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置于文化学视阈中进行构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实现音乐美学思想的重构不仅能够丰富音乐的相关理论，而且可以增强自身的音乐表达以及实现如何依托于音乐来构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向标的目标。

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研究的是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与本质，以及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音乐美学思想则是音乐学的分支门类，研究的是音乐审美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音乐美学思想的三个关键词“音乐、美学、思想”皆包含在文化学之中。毋庸置疑，音乐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语言，对于音乐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独立音乐作品分析到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学科。海德格尔、德乐兹、桑塔格等文化学家，对音乐美学有过研究；而众多音乐家也纷纷涉足文化学。本文将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西方哲学以及美学等方面入手，把当代音乐美学思想放置于文化学的视阈中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提供多种渠道和多种理论支持。

一、当代音乐美学思想建构的必要性

从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在《论音乐美学的思想》（1806）一书中正式提出“音乐美学”一词始，音乐美学已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19世纪可谓是音乐美学的兴盛阶段，《论音乐的美》（1854，汉斯立克）、《音乐与诗的界限》（1856，安布罗斯）、《作为表现的音乐》（1885，豪赛格）以及《音乐美学纲要》（1900，里曼）相继问世，使“音乐美学”这一概念逐渐深入人心。［1］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建立则是在20世纪中期，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动物状态并开始懂得装饰自己，其审美意识便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2001年《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将“音乐美学”词条置换为“音乐哲学”后，音乐美学自身的合法地位遭到质疑，其发展研究也陷入分裂之中。笔者综合国内外的发展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两个流派来进行阐述：一是音乐美学派。音乐美学派主要指出音乐美学思想是研究音乐中的美学问题，可以分为音乐美的本质、音乐美的标准、音乐美的价值与功能等的研究。音乐美学将音乐美学思想当作是一般美学的一个分支，侧重于音乐内容、音乐形式、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表现方法的探讨。这种是将音乐美学放置于美学中，进而去追寻美学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在音乐美学派中，音乐审美对象被孤立起来，并要求音乐同周围的环境脱离，在一种较为严格的自我限定的状态中被审视。这种音乐美学思想对于音乐的美学思想理论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利于音乐的世界性流通发展。二是音乐审美派。音乐审美派主要是对音乐审美关系、音乐审美特征、音乐审美规律、音乐审美经验以及音乐审美标准等的研究。在李泽厚、汝信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中，提到关于音乐美学是一门通过对音乐的审美经验、研究音乐与人类感官及心智之间关系的学问。［2］这显然是音乐审美派的观点。而此派隐藏了主体判断，使审美研究的客观性存疑。

随着当前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关于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音乐哲学的研究、音乐审美的研究（心理学）、音乐社会功能的研究、音乐美学历史的研究、音乐语言的研究等部分，这些内容皆与文化学息息相关，同社会学相互交织，在研究和构建方法上也呈现相互重叠、交错的态势。

审美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获得一种存在的喜悦，并促进人性的完善，从而去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3］而音乐美学思想是由一般美学思想升华而来的，对于音乐、文化、人类社会等皆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缺失音乐美学思想的音乐注定是无法长久和走出世界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有着极大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一定的价值。音乐是一种流动性的文化语言与艺术，我国音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国独有的音乐美学思想，而这些传统的思想在当前的社会中依旧起到了关键作用。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情况进行，要考虑音乐能够为当今这个社会带来些什么，可以为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什么。在物质不断丰富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逐渐荒芜。而音乐作为一种能够洗涤人心的艺术，将其和文化学结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构建音乐美学思想有着很大的必要性。

“和”是孔子最重要的音乐审美思想，同时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思想。在这种文化学基础上进行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音乐美学思想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和”不再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工具，而是一种美学思想，与人们多样化的追求相结合，让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和谐，同时也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在当前时代中，音乐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音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绪。因此，针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就需要构建音乐美学艺术来安慰心理。在文化学视域下构建音乐美学思想，能够让人们处于一种和谐的良性状态，通过中国音乐艺术中具备的美学，对人们的情操进行陶冶，对心灵进行净化，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因此，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很有必要。

二是传承传统文化。构建当代音乐美学的思想，能够以思想理念的形式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音乐美学思想中所包含的精神与理念是属于中国哲学范畴，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美学思想传承到现在，有很多精华都被人们所忽视，认为是一种用处不大的文化形式，而中国年轻一代也需要重新树立文化方面的自信。在中国美学思想中，和艺术教育与艺术修养相关联的内容要在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美学思想作为一种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理念，也需要在新时代进行重新构建，并且将音乐相关的文化内容继续传承下去。因此，通过对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可以实现传统文化自信的树立，让更多的人理解音乐美学思想，认同音乐美学思想，使其符合现代人对音乐的审美需求。通过这种方式，让音乐美学思想成为一种固有的理念，进而传承与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二、借助传统美学思想建构当代音乐美学

第一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中国后世的音乐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如重视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国家社会的政治管理也同样可以通过音乐来达到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目的。如强调音乐的审美评价标准，“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论语》中孔子明确提出“诗三百”属于音乐审美的最高标准，主要是因为《诗经》中的音乐以祭祀、民间为主，不属于靡靡之音，能够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4］因而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美学思想。另外亚圣孟子主张“与民同乐”以使得天下得治，反对君主的“独乐”。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并且著有《乐记》，《乐记》为我国古代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论著，对儒家思想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学思想中充满着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基础、建构的方向和建构的意义。借助儒家思想展开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儒学院风靡一时，各地都陆续展开儒家成年礼等遵循儒家旧礼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可以有效导入传统优秀的音乐文化，并且推动音乐表演者和音乐接收者的文化互动。如可以通过在儒学活动中，采用流觞曲水的方式，让各位参与者能够根据儒学思想发表自己对于音乐的看法，只有形成沟通联系，才能推动其美学思想的构建。二是利用高等院校在展开思想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学文化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展开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如对于一些流行音乐的重新编曲、写词，赋予流行音乐新的美学思想。

第二是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不提倡音乐甚至否定音乐。老子思想可以归为原始唯物主义，他的思想主要载于《道德经》。他主张“大音希声”，反对一切原始欲望，因此他对科学文化艺术都抱着一种排斥的态度。也就是说，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他自身的美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最美的音乐应当是符合道这一基本理念和特征的，应当是无形无声却又是最美妙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子所推崇的音乐是精神上的追求，是自然蕴含的运行规律，而不是人为的、刻意制造的声音。实际上，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其“无为”精神理念在音乐上的延伸，代表了老子对“道”的根本追求，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无为式”音乐美学思想；不仅如此，老子还反对人为刻意制造音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5］这是因为老子推崇无为、反对享乐，而当时的音乐大多是以享乐为基本目的，与老子的理念大相径庭。庄子没有完全否认音乐，只是把音乐分为“天籁、地籁、人籁”，反对人的主观态度。从本质上来说，庄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与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以推崇自然为根本基调。只不过老子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人为的、可以制造的、享乐的音乐，而庄子则是崇尚表现人自然性情的音乐美学，认为音乐的美应当是自然而然，朴素无华的。因此在庄子对音乐的认知中，“人籁”这种人为制造的音乐实际上是最不具备审美内涵的音乐形式，而风吹草动等天地万物发出的“地籁”可以被视为具备更高审美情趣的音乐，至于完全合乎自然运作规律的声响则是“天籁”，代表着庄子的最高音乐诉求。老子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对音乐采取排斥态度，而庄子则对老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实现了一定层次的升华，使其内涵由否定一切人为的、可以制造的、享乐的音乐变为否定礼乐。正因如此，道家和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呈现出两极化的状态，后者将音乐作为礼的一部分，而前者则推崇合乎人类本性的音乐，反对礼乐对人的限制。正是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这种本质上的区别，让二者音乐美学思想存在难以调和的差异，而这对现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有着不同的借鉴意义。虽然道家不推崇甚至轻视、嘲笑人为的、可以制造的礼乐，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其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及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意义。例如名传千古的《高山流水》，其中的《流水》就是由青城山道士整理而来。因此在当代音乐借鉴传统音乐文化时，难免会受到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当代的轻音乐、纯音乐极为匹配。虽然当前的社会生活节奏很快，要想做到道家所推崇的“大音希声”十分困难，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依旧有着强烈的现代意义。多听一些轻音乐、纯音乐和民乐，能够令人在浮躁的社会中感受到一丝恬淡、空灵和幽静。而对当代音乐人而言，他们也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创作出更多旋律淡雅却令人难忘的优秀音乐作品，为当代人构建一个心灵港湾。如通过对纯自然音乐的构建，让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融入其中，还能够在此宣传道家的豁达的思想。

第三是墨家音乐美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墨家音乐美学思想是对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传承。不过，墨家音乐美学思想也有着其独特之处，故而其同样是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和庄子一样，墨子在音乐方面极力反对儒家“礼乐治天下”的主张。而与道家存在一定差异的是，墨子是直接对儒家“开战”，其提出的诸多理念都是针对儒家思想而来的，例如“非命”是反对儒家提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节用节葬”则是提倡节俭，反对儒家的“礼”所带来的奢侈浪费。而在音乐方面，墨子则明确提出“非乐”思想。墨子认为音乐艺术不但不可能治理天下，而且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这就与儒家提倡的礼乐背道而驰。［6］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而言，墨家音乐美学思想同样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内核与道家音乐美学思想大同小异，都是反对人为的、刻意制造的礼乐。只不过道家更加重视对人类本性的追求，认为礼乐限制了人的本性，希望以“天籁”音乐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墨家更加重视对铺张浪费的谴责，认为礼乐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对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益处，反而会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因此在现代音乐中借鉴墨家音乐美学思想时，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其局限性，在当时生产力低下、人民物质财富匮乏的情况下，墨子提出“非乐”理念无可厚非。而在当代音乐发展中，应当以音乐创作内涵为核心，以提高音乐意境为目标，而不应过于重视音乐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得音乐形式大于内核，最终导致音乐创作的“铺张浪费”。

三、从文化的基本特性入手建构音乐美学

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文化概念边缘的广泛性、文化审美对象的多样性和文化感知的个性化以及文化的趣味性。音乐美学同样具有以上所提到的特点。

第一是利用音乐美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展开音乐美学思想构建。尊重艺术的不确定性，要求将音乐美学和文学美学、哲学美学思想等相互融合发展，要求在文学作品中感知到其中的音乐美学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在《诗经》中感知到音乐美学思想等。当今众多文学大家在文学创作中离不开对音乐的描述，村上春树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都提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并非单纯的闲暇消遣，而是在音乐作品和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一种关联性，两者共同推动村上春树美学思想的构建。［7］而对于读者而言，通过音乐以及文学作品的阅读和了解，能够展开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培养。因此在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中，能够充分利用音乐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反而彰显着音乐美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利用音乐形式的不确定性来宣传不同形式的音乐文学内容，音乐同文学相结合，利用经典文学内容发展音乐美学思想。如我国经典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就在于利用对唐诗宋词的编曲改造，实现音乐和文学相结合，并且在音乐中纳入时代的内涵。如王菲的《水调歌头》，利用苏轼的水调歌头的精神内涵，赋予其时代特色，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可创作性。

第二是尊重音乐美学的审美对象，采取宽容的态度促进音乐美学发展。正如我们所知，现代谈及审美，对象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艺术，音乐则是艺术的一个主要内容。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诺篇》中赞扬的美是自然生灵的特征，人工制品与其相比苍白无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者如马尔西利诺·菲奇诺将柏拉图对生灵美的热情转移到艺术作品中，艺术因此被提升，成为具有形而上学尊严的世俗品种。而音乐无疑是运动着的具有真善美和灵动气质的固态，能够使人沉浸于音乐中。音乐也可以被放置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当中进行整体性的审美，利用聚心凝神的方式进行音乐审美，掌握到音乐的内在形式。

第三，利用人的情感来感知音乐美学。鲍姆加登在1750年建立的美学本意是一种感知的理论，关于“获取知识的较低能力”的理论，是逻辑的补充，主要是指导音乐美学思想在展开构建的过程中能够利用音乐的旋律美、语言美或者是内在美来实现对音乐的审美。在感知审美中，当代音乐美学思想要求能够利用音乐的整体性来表现出音乐的美学所在。尊重音乐美学的审美对象，要求能够利用音乐的整体性来表达音乐的美。［8］基于此理论，实现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主要可以从加强对音乐的解读入手。如凤凰传奇的音乐歌曲，仅仅算是大众流行音乐，在最初被许多人所不接受，认为其没有审美性。但是在经过宣传和解读之后，可以发现凤凰传奇的歌曲，在歌词的选择上都是将《诗经》内的篇章利用现代化语言所表述起来。其音乐旋律具有单一却不单调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在大众之间传播，实现音乐美学思想的流传。因而要加强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宣传和解读，对一些不了解的大众进行音乐美学思想的初步教育，使其能够全面地掌握音乐美学思想。

文化特性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有着对应性的借鉴意义。从文化层次特性上来看，文化可以被广泛地分为三大层次，也就是物质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和观念文化层次。实质上，文化层次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其代表着后者的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境界。

第一是物质文化层次所对应的音乐美学功用思想，也就是将音乐的艺术美与实用美相结合的阶段。自古以来，对音乐本质的探讨就不曾间断，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知意见。但所有人都普遍赞同的是，音乐具有强烈而明显的功用性。不管是祭祀时演奏的音乐，还是婚礼生日上用的音乐，都有着独特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音乐的功用性是难以替代的，但凡缺失了音乐的点衬，很多人类活动都会因此而失色。如有学者就认为：“民族音乐在承载和传递乡愁,抒发与寄托人们内心在时空上远离故土与家乡的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就当代音乐来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电影配乐。虽然配乐往往是电影中很容易被忽视的部分，演员表情、台词、动词甚至布景道具等通常都能够更加直接地吸引观众，但这绝不意味着配乐本身不重要。恰恰相反，配乐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功用在于点缀背景、衬托情绪，是充分展现电影魅力的重要元素。第二是制度文化层次所对应的音乐美学体系思想。自古以来，礼乐就是我国音乐的核心，虽然也有道家和墨家提出反对礼乐的理念，但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其关键就在于礼乐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音乐体系。当代音乐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已经形成了无数个不同的音乐体系，而不同音乐体系往往代表着大相径庭的文化制度。以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和中国传统民俗音乐体系为例，二者在表现形式、创作目的等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当代音乐应当是一个大融合的整体，其中包含有各种形态各异的音乐体系，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因此在构建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时候，应当充分意识到不同音乐体系在表现形式、审美意趣等方面的不同，进而形成以共同欣赏、互相借鉴、融合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音乐发展理念和全面、科学的当代音乐审美思想。

第三是观念文化层次所对应的音乐美学人文思想。不管中外、无论古今，音乐的文化、体系等虽然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所有音乐都具有一个共性，即音乐是人的情感表达，所有音乐都是以真实展现人的情感为基础及核心。这是因为音乐本身是给人听的，因此在创作时是以听觉为途径，达到引起人内心共鸣的目的，只有真正能牵引人情绪的音乐才能被大众所认可。因此在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中，必须要对人文关怀加以高度重视，以抒发创作者情感体验、调动听者情绪作为重要的音乐美学参考。

文化的统一性对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强烈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则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个体性与超个体性、普遍性与民族性、阶级性与时代性、积累性与变异性等方面，文化都能实现高度统一。文化的这些统一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文化的辩证思考，譬如所谓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统一，实质上就是指文化是由人类改造自然所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作为基础而形成的，但同时也是人类实践创造所得，并且不具有生物遗传性。［10］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统一性，如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统一、西方音乐与东方音乐的统一、功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都能在不同层面上展现当代音乐的部分特征。因此在建构当代音乐美学思想时，一定要以辩证感知为原则，尽量注重对音乐美学进行辩证统一的认知。不管是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欣赏音乐作品，都要以一种辩证的眼光加以看待，不能只注重于音乐本身某一方面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充分感受当代音乐的不同审美意趣，不会被音乐自身的功用、体系、情感等所限制。而且，这种统一本身就具有多面性，绝不是某一层面的统一，需要从各个方面构建对音乐本质和意义的有效认知。

音乐美学从感知理论到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过程中，整体性是少数完整留下的概念。整体性是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心理条件，不同的音乐感知到的东西不是无形的而是具有结构的。艺术作品总是借由感知生效，但美学总是要求离开外部感知把握本质。于是美的形而上学作为艺术哲学总处于超越艺术、与艺术背离的危险之中。此外，还要重视音乐的趣味性对于美学思想的作用。趣味这一词在最初是用以区别好坏的隐蔽感觉，不用依赖规则和理性。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趣味类似味觉嗜好，在智力、学历等面前毫无区别，主要是根据趣味作出的第一判断。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构建而言，趣味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只有趣味性能够造成对同一个音乐之间相同的美学感觉。依据趣味作出的第一判断，是音乐美学在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参照物。给予音乐趣味性是构建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当今社会，实现音乐趣味性的构建要求能够对大众展开精神思想的普遍掌握，如为何民谣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众多人群的音乐选择，主要是因为民谣所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其他音乐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基于音乐趣味性展开音乐美学思想构建一是要求能够明确当今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通过对社会的解读来掌握音乐美学思想构建的方向；二是要依托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实现新音乐形式的创作和发展，构建符合人们需求的音乐美学思想。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模糊的界限，音乐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因而在文化学视阈下展开的文化活动，要求明确文化学的重要性，明确音乐美学思想的特征。通过分析可知，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中的地位不高，没有专门用来研究音乐美学思想的专业，但是站在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美学思想同文化美学思想具有共同之处，因而可以交互研究，进而实现对音乐美学思想的深度研究。本文所提到的传统百家思想中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还可以通过魏晋玄学、明清理学等角度实现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