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山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虽然没有对公共性问题做过集中的论述，但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公共性向度，秉承着热忱而执著的公共性信念和理想。

一、公共性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向度

所谓“公共性”，是指人们之间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的一种社会特性。在当代，公共性已成为一个使用广泛、内容丰富的现代性语词，它既是一种扬弃个体利益而考虑他人利益的公共理念，也是交往实践中人们互相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生活状态。对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不同的界定：就活动主体而言，公共性是对个体主体性的超越，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在场，即“共在”；就活动空间与活动属性而言，公共性是对私人性的扬弃和超越，强调的是人的共享性、公开性、公平性；就其特征而言，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部分，它产生于人的个体存在的非自足性，体现了人的“能群”的特性或人的类本质。

公共性之所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向度，既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公共性之间的本质关联，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理论论述，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与公共性具有本质的关联。一方面，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属性。国家治理体系在本质上要体现公共性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规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和特征，也是执政党取得执政合法性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公共性作为一种抽象的属性，需要通过国家治理方式或制度安排来得到具体的实现和落实，国家治理方式是公共性现实化的制度保障。在西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罗尔斯、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思想看成是公共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大致上形成了三种层面或样式的公共性：一是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互动层面上的公共性；二是以卢曼为代表的制度层面上的公共性；三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原理性价值观层面上的公共性。无论是哪种层面上的公共性，追寻和趋赴于以公平公正、人权法治、公共利益、民主为特征的“公共性”原则和理念，一直是蕴含在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导引和校准路标，并在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的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显然，公共性成为反映公众意志、回应公众欲求，并以社会大众普遍利益为目标取向的原则与理念。

其次，公共性、公共治理也是马克思国家观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认为：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或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独立化，是国家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必然承载着公共性的职责，其中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作为国家双重属性的公共性和阶级性，其未来发展趋势必然是公共性的不断扩大与阶级性的不断缩小。

从国家的起源、功能及其趋势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国家的产生既是私有制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社会公共职能独立化的产物，它往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而诞生。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公共职能和政治统治职能是国家的双重职能，其中社会公共职能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政治统治职能则是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523“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2]换言之，统治阶级要取得对全社会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对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承担起基本的管理职能，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等。不仅如此，国家的双重属性即公共性和阶级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是静态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其总体发展趋势是政治统治职能逐渐萎缩，社会公共职能逐步扩大。其嬗变的历史逻辑大致是：由古代人类童年时期自然的真正公共性，到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社会由于阶级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矛盾斗争不可调和而导致公共性的部分丧失，再到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失而复得，最后完全复归到“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更高水平的公共性。显然，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公共职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

从国家的权力运作看，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国家既然是一种公共权力，那就必然具有公共性。国家的公共性表明，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它缘起和存续的目的，就在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和公共利益，保障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造福全体社会成员。国家和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全体社会成员在数量和质量上提供大体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3]“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1]631可以说，公共性是国家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向度。

最后，彰显公共性向度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和本质任务。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等级秩序的国家统治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职能定位上，先后出现过改革开放前的“全能型政府”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两种形态或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即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引入竞争机制，凸显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创造了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的“中国奇迹”。但是，由于这种模式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之间不相协调，出现社会建设水平明显滞后的状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4]具体表现在：(1)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尤其是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公共需求；(2)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利益固化、生态环境退化，使得改革进程、改革成果出现了“零和博弈”的情势。

显然，这是一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下“发展型国家”的治理模式。①这种治理模式虽然把中国带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并开始迈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征程，但中国仍未从传统国家真正转型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主义”导致的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多元化价值冲突对于国家公共性立场的忽视或消解。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必须以社会公共(公众长远)利益为价值中轴或总体价值的公共性对于众多特殊利益的统一引领和规约，并通过这一核心价值去统摄多元价值矛盾，以此来化解利益冲突，形成价值共识。因此，从公共性视角去考察中国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时代深刻的变化给执政党提出的新课题。面对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格局，民众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和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之间的阶段性矛盾，探寻多元化制衡、差异性共在、共享型和谐，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已成为党和政府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共性论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虽然没有对公共性思想进行过集中而系统的论述，但它却广泛地渗透于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述之中，就是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和渗透着深刻的公共性向度。在这里，我们将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共性理念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共性理念的根本指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社会分化导致的利益多元和利益冲突这一现象，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必须要有一个能统摄和化解多元价值和利益冲突的总体价值或价值中轴，这一总体价值或价值中轴需要最大程度地体现、维护和校准社会公共利益，并以此彰显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品格，体现其对公共资源的权威分配和调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坚持和维护了最大的公共利益取向，真正体现和彰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4]

2.共同富裕、共建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共性理念的具体方略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也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理念；“共建共享”既体现了发展的方法论，也蕴涵着发展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征。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性品质在认识上的深化。它要求不断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建立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4]

3.塑造、培育人的公共性和公共性的人，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共性理念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享发展，归根到底是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公共性是一个社会公共性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它不仅体现为每一位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心等，更体现为社会成员普遍拥有相应的公共精神，让大家关注公共生活、保护公共环境、创造公共财富、提供公共服务。生成和践履这种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也只有每个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成员多元参与、和衷共济，才能真正做到社会权力共有、共享，确保“最大公约数”。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公共性维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4]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长期以来政府偏重于抓经济建设而相对忽视公共服务的供给，加上区域之间、群体之间、领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战略，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私人产品供给相对充足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历史阶段，与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民生领域的基本服务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明显。环境恶化、教育和住房成本过高、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收入差距拉大等，呈现出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两极分化、效率偏低”的现状。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性支出及其结构转型的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公共性意蕴

公共性是“四个全面”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5]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在“四个全面”中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它绘就了一幅经济富裕、精神富有、政治民主、社会祥和、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愿景。“全面深化改革”是战略举措，它通过调整、重构利益格局和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使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积极成果，充分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或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最终价值追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它从国家与政党两个维度上，即从平等公民的法律关系和党员干部的权力运用两个方面，对群众个体和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公共性的规范和约束，以期切实达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维护和落实。

“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共享、绿色、开放发展，其中每一个发展理念都包含着公共性意蕴。这是由五大发展理念与公共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所决定的：公共性内在地包含开放性、整体性、互动性、均衡性、公平性等属性，而这正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发展不只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追求社会内部各类主体和谐共生、互促共进的过程。真正的发展是一种以公共性为基础的进步，否则就会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因此，将公共性作为内在属性和根本前提的社会发展，必然是一种注重各阶层之间、城乡区域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民族与地区之间整体协调、交往互动、成果共享、环境友好和包容开放的新型发展模式。

(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品格

社会建设的中心是以公共性为基础的民生建设，重点是保护公共环境、关注公共生活、创造公共财富、增加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达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1.生态环境是特殊的公共民生产品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习近平这一论断，既阐明了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也深刻揭示了生态产品的公平性质及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前提，它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安全的食品、丰富的物产、优美的景观等。优美的生态环境之所以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体，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效益具有扩散性、外部性的特征，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共享着同一片蓝天白云，公平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提升人们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生活品质、提高人们幸福感、满足人们生态需求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是一项覆盖面最广、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公共文化服务面向基层贴近群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公共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早在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就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提出了“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使全社会共享文明成果”[6]的建设目标。公共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公共性，表现在消费主体上的公众性、人民性，提供方式上的公正性、均等性，价值目标上的公益性、共享性。因此，“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6]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符合的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和供给机制。

3.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努力建设平安中国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放在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来思考，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7]公共安全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最基本的民生事业，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公共产品。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度、参与度日益提高，公共安全关系到政府公信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彰显着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存之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几年中国大力倡导的外交新理念、新构想。它运用马克思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等理论和方法，立足全球化时代潮流和我国的根本利益，融合中华传统“天下主义”“和合主义”文化而形成的一种以互利共赢、亲诚惠容为核心的新兴大国外交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作出深刻阐述，并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8]“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显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性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精神：“共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前提，“共建”是其行动逻辑，“共享”是其价值目标。秉持这一价值原则，习近平先后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亚投行”等战略。这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旨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这里，公正平等、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都是公共性思想的应有之义。

三、阐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公共性向度的重要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公共性向度，仍在生成和完善之中，不能对之作预成式或封闭式研究，这恰恰为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共性特征及其意义的概括，提供了更为广阔与合理推演的空间。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公共性向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所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涉及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其中培育和塑造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根基。从治理主体而言，它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和衷共济，以期确保“最小公倍数”。为此，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公共精神，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多元主体的整合、统摄力量。就治理方式而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现法治化建设。通过法治规约权力的运行，确保权力为公；通过立法使公众广泛参与，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真正体现共同意志；通过法治维护和保障社会公正，作为国之“公器”的法治，不仅是保护公平正义的“利器”，更是公共利益的“容器”。就治理目标而言，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和愿景，体现了治理目标的公共追求和“最大认同量”。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共性向度，旨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国家的公共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高度统一的。从理论上讲，要达到国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就必须认识和处理好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始终具有公共性与阶级性、社会公共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的双重特征和职能。当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普遍利益时，就具有为全社会谋福祉、履行公共管理的公共权力和职能；一旦这种公共权力与人民大众分离时，则就背离了代表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宗旨。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上看，国家公共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关系是目的性与手段性的辩证统一，其中公共性是目的或目标，阶级性是手段或途径；阶级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公共性则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看，它是一个公共性不断扩大乃至完全实现，阶级性不断缩小直至最终消亡的过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最后，阐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共性向度，对于公共政治及其合法性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政治也即政治的公共性，政府是公共政治的责任主体，公共政治建设实质上是政府的公共性建设。公共政治建设的内涵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但加强和巩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则是其永恒的主题。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包括对执政党的制度、价值、政绩等方面的信任或认同的程度。根据社会历史的演变，政治合法性认同可分为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等多种方式。而当代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越来越倾向于政绩合法性，它既可以是通过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获得的政绩合法性，也可以是通过强调社会公平而获得的政绩合法性。在当今中国，我们的国家经济实力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情势下，彰显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显得尤为迫切重要。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公共性向度，旨在通过保障和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通过当代政治合法化来源的民生化转向，来进一步巩固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注释：

①“发展主义”是一种二战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它预设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先后发展顺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巩固，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将迎刃而解。然而，发展主义不但没有缓解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扩大的贫穷与不平等，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主义与发展型国家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参见郁建兴：《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第61-67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2.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光明日报，2017-10-28(1-5).

[5]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5-02-13(1).

[6]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N].浙江日报，2005-08-02(1).

[7]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5-06-15(1).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