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现代的儒学，虽然在学术研究上颇为蓬勃发展，但大多数儒学研究者的统类，是以欧西东传的着重“见闻之知”之治学标准为其典范。因此，现代的儒学研究者，只是“儒学学者”，而与“传统儒家”之性质不同。今之儒学者，只是学院里面撰写研究论文的一曲之士，他们将儒学窄化为一曲的“见闻之知”，但是从孔孟荀开始，而直至北宋四子、南宋之朱子象山、明朝之阳明、晚明之三大儒，甚至当代新儒家，却非如此。他们之学统，合道统、政统、社统而为一，以内圣外王为志，并融合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为一体，是“体用一”“道气一”的思想与实践。

广义的当代(现代)新儒家，从民国开始，他们为中国儒学的复振和弘扬，提供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宋明大儒以儒为宗而全力辟佛老，而当代大儒却综合中国三教并给予转化提升的新创，譬如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以及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皆是具有返本开新的综合新诠中国三教之现代哲学型大儒。与传统大儒另外一种不同之处，则是他们几乎都有融合西方哲理以入中国之学的文化和思想会通新创之功，譬如熊十力先生透过译作而能充分理解西方机体生命哲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其心灵生命哲学中显现；冯友兰先生则是依新实在论来讲中国儒学；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精通黑格尔、康德，对于希腊以降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脉络，均甚熟悉，尤其牟先生除了德国观念主义之外，更精通西方逻辑哲学。这些当代新儒家，在现代性的角度言之，是哲学家形态的儒家，他们给儒学的形上论、本体宇宙论、心性哲学、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理论，提出了非常高度、精辟的论述。

就上述的学术境界和层次而言，当代新儒家面对他们之前的传统大儒，从王船山上溯而推及于宋明大儒，的确开出以儒家为中心而旁及于诸子百家的新论。换言之，儒家之道与学的发展史，传统的宋明儒学典范至清朝就告一段落。民国以后，当代新儒家兴起，他们的学术之贡献，则是援引西学并有效返古且响应现代而开出了当代新形态的儒家。

当代新儒家多数大儒，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是为中国的文化大传统而进行了新创和提升的文本著作性的诠释，他们的著作，具有思想智慧性的体系之建构，在哲学思想上以及也包括了思想史大家的钱穆先生、徐复观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之巨著在内。后世之人回顾现代中国大儒，会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典范的开创，既有传统光辉又有现代伟业。换言之，若依历史之大河，则可以如此划分：宋理学、明心学、晚明儒学以及清朝的朱子学、朴学、公羊学和晚清自强运动之新学，再来就是当代儒学，而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建构，实际上超越清朝和宋明，直接传承孔孟荀及晚周两汉的诸子百家的弘富博厚思想智慧而臻乎新而高的层次。

然而由于国家时代和个人生命的局限性，当代新儒家的精彩与创造，是在文化思想的大传统，他们大体忽略或无法再涉及和关心中国儒学儒教在广土众民层次的文化小传统，也即儒家是怎样将儒家常道慧命加以下降落实到中国庶民社会，而就社会层的教化和制度，给予儒家的人文道德之理想的施作。当代新儒家，在其学问研究上以及亲身体验并且加以实践此种儒学儒教于庶民社会化，大概只有梁漱溟先生于抗战前，在山东邹平推行的乡治形式之乡村儒教，惜乎被日寇侵华而中断。其实，这层次的讲明和施作，即是中国久远的儒家重要的一个传统，是除了道统、政统、学统等三统之外的另一统类，称为“社统”。现在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在鲁地推广农村儒学儒教，其实就是梁先生理想的重振之路，而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将大传统下降落实到广土众民之社会中的重要工作。

宋明儒家有一重要精神，他们的儒学，不止于形上论、本体宇宙论、心性论。许多现代学者十分关心并且深入探讨，譬如朱子主张的心统性情、心具众理而不即理、性即理的观点，陆象山主张的心即理、性即理的心性不二的观点，然而大体上未能充分探索研究朱子象山的社会实践。再举例而言，现代儒学学者关心明之心学时，大体上多倾向精研深入阳明的《传习录》，或阳明的四句教的致良知哲理，但对于阳明在赣南、黔中、闽西等地着重关心而实践的建社学、书院，订乡约以及牌法等关系庶民社会的管理与教化之地方小传统的施作，相对而言，则不太注意。可是，无论宋儒或明儒，他们除了儒家之道的高层思想观念之阐述发扬，他们也是社统中教化以及制度建立的实施者。如北宋一些贤士大儒，他们很注重修族谱建宗祠，也有修纂乡约，据之而教化小区中之庶众，且教化子弟。张横渠甚重礼规，亦重视小区中的庶民之教。蓝田吕氏兄弟，是横渠弟子，受横渠启发而修《吕氏乡约》以管理并教化乡人族亲。南宋朱子承继北宋儒风，也非常重视地方子弟和民众的教化以及地方社会制度和调控的规划与推行，如建立书院、设计人们适用的祠堂，创设义仓、正田地经界等，同时，他尽心在地方讲学，发展印书事业以推广儒学文本之普及。至明之阳明后学，勤于广建书院，并修族谱建宗祠，推行书院讲会并扩充之，在社会小区中为四民而开的致良知教的会讲。宋明儒家，在民间社会，更与乡人一起，参与广大城乡的庶民社会的礼乐文化之生活，他们在小传统中，扮演了承上而传下的重要媒介、沟通者、指导者的角色，他们将大传统的儒学下传到民间，使民间乡人的生活世界的小传统得到源泉活水，因此，传统儒家也参与民间社会中的各种节庆、婚丧之礼以及各种祭典，在其中起了思想、道德和智慧的启蒙、教育等重要作用。此种既刚健且又是敦笃之教化，从宋明以降，历清之两百多年，是中国的庶民社会的基本礼乐文统，包括台湾四百年历史，都是以朱子儒学为主而揉合释道所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文化。

近年学界就宋明儒学的小传统或地域的制度教化儒学，开始有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显示学者对于儒学儒教的下降落实于庶民社会，已经有所关心。阳明后学如泰州学派、江右学派的地区性教学以及乡人家族的礼乐、祭祀、教育，已有学者研究创述。而就朱子后学的地方性政教以及社会文化调控之内容，亦渐有研究和诠释，特别对于福建的朱子儒学(闽学)之发展传衍以及作为，从宋迄清，已有相关研讨和著作。如对陈北溪、真西山、黄勉斋等朱子弟子的地方治理及其教化之功业和意义，对于清朝闽学，皆有专书深入诠释，对于李光地、蓝鼎元、蔡世远等清朝闽籍理学家的思想、政教，亦有所探索。

再者，儒家特别是明以后以至清朝，朱子儒学的后学者，他们甚重视地方志的修纂。若就台湾而言，清至今日，学者和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当地的县志、乡镇志的采风、整理和纂述。地方志，虽然不是国史，可是对于地方的史地、人情风俗、文化、教化、社会、政制、礼乐等重大自然人文内容，均甚重要。而修纂地方史者，也会将自己的史识、史观、史德、史学灌注表现其中，如清康熙年间，漳浦儒士陈梦林，应台湾省诸罗县知县周钟瑄之礼聘，来台主修《诸罗县志》，而另一位福建省朱子理学家蔡世远虽未亲至台湾，但其文章亦收入该志。此志在清修台湾的方志中被公认为是最具思想性高度的地方志书，其中的经史观点，正是陈梦林所拥有的朱子儒学之思想，而身为闽地儒士，他的教化渊源与清朝福建理学的重镇鳌峰书院密切相关。由此可证，传统朱子学的儒士，除了对于儒学的上层理论须有基本认知之外，他们同时亦关切并投入于理学之理想于地方小传统的文化保存、道德伦理的弘扬以及政制礼教的维护。

本专栏三篇文章就是关注朱子儒学从理论层菁英大传统落实为实践层庶民小传统：王强教授和王汐牟教授撰述的《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一文，其中诠释有明的三部福建省方志，两部属于官修、一部私家修纂。作者指出《八闽通志》的主修者黄仲昭具有明显的理学家心灵和见解，故特别针对《宋史·道学传》的人物收录标准之缺失而在《八闽通志》中给予闽地重要的儒家胡安国、真德秀、蔡元定蔡沈父子以道学传的应有地位。黄氏修《八闽通志》，虽是地方志书，但依然根据道统的观念来彰着闽地理学家，其中表显了修史者由儒家理学的信念而来的史德和史识。再者，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已逐渐进入三教共存并立或夸张地说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和宗教状态，因此，在儒家的上层，譬如王阳明深悉佛教思想，其杰出弟子王龙溪就有深厚的佛学修为；而佛门大德如祩宏、紫柏、憨山、蕅益都主张佛儒会通。又如莆田林兆恩创立“三一教”，主张三教本一体的观点，吸收数十万信众，此教亦能延续发展。在此背景之下，王应山坚守朱子儒学的精神，而在其所修的《闽大记》中斥拒三教合一观，甚至也批评阳明心学。由于是私家修史，故王应山在其史著中表现了他自己强烈的理学信念，在他言，他修史是有种“以史为经”的史识和史观在焉，似乎以为修史的立场和观点，应如朱子之修《通鉴纲目》，而以孔子的《春秋》为标杆。此例可证，传统儒士，亦十分重视在地方上的撰述工作，纂修《闽大记》，固然是在明朝，然而其时福建这个省区，正是闽学中心，是朱子精神凝聚处，故王氏是以护教卫道的原则和信仰修纂地方史的，此种精神可显示史家的史德。譬如，乙未年(1895)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夺，连横时为青年儒士，惨遭亡台之痛，故发愤修史，此即台湾最伟大的史家巨构《台湾通史》，它在中国史册规范中，属于地方志书，可是它却富含孔子《春秋》的“正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的史家正气，故虽然是中国的一方小传统的志书，它是史，却具有大传统的经的内容。两位作者最后讨论晚明何乔远修纂的《闽书》，晚明的学风，已经显现阳明后学特别是“见(现)成良知派”的空疏和狂诞，刘宗周严厉地指责王龙溪学派乃“虚玄而荡”，而泰州学派则“情识而肆”，心学家只抓取本心的虚灵明觉的空灵境界却忘却了严肃庄敬的道德义及其彻底之实践义；再者，或误以为见(现)成心识即是良知，把良知当作一个光景玩弄，却养出狂诞之情识以待人接物。同时，因为八股科考之弊，也呈现了朱子学末流的琐碎和卑猥。心学理学之末法均显出不能承担世运、道统、学统以及政统的巨责重任。在此种典范崩解的大时代中，晚明内忧外患，促使中国儒者在其生命之时代应变中，被迫须从传统儒家之中重新找寻足以运世和自处的典范。如东林诸君子的议论时学和时政，又如船山、亭林、梨洲从心学和理学走出来而新建晚明的经史合一而注重“气”以及丢弃纯理或纯心之形上论儒学而改为经世实用的儒学之学风。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中，《闽书》体例和规范自然会有所变易，心学理学的典范渐渐失落其规约性，但却又还未能于儒学传统中重新寻得安身立命的新路线，故有其奇特怪异的篇名，且在该志书中，既然菁英人物的人格生命之形态失去标杆性作用，自然在四民社会已经日渐发展的晚明，修史者会以更多篇幅记载社会工商分工之群体，此处反映一位修纂地方史的儒者，其注意力向小传统的庶民社会及其多元性转向。向庶民社会的百工关注，菁英儒家退潮或退居多元平等的位置，同时其他重要伦理系统，甚至于欧西传来的基督教，也进入地方志书之中，与儒者平行，这是现代地方志，特别是台湾的现代方志的特色。

李毅婷博士撰述的《礼制下移：陈淳礼学思想与实践》一文，就是上述的儒学儒教背景和结构下的佳作。陈北溪是朱子晚年高弟，坚执朱子的理念，不仅是对朱子的形上论、本体宇宙论、心性论，奉之而不易，且对朱子的另一层的道德与知识，也就是朱子在小传统中的社会层实践，如朱子的礼学、祭典、族学、社学以及地方政教等领域的观念，也尽其机缘和能力而彻底遵行实践之。李文指点出陈淳在漳州及于其他闽地的朱子礼乐文制的实施，并非清水挟杂泥沙污物的行事，依朱子家礼的规制，就是古典儒家的礼学之实践，严正地区分什么是正礼而什么是淫乱败德之事物。传统时代的贤明儒吏在治理地区，除了兴学校、建渠圳、办抚恤、筑义冢等亲民爱民的治道之外，他们也会除邪说毁淫祀，这就是教民之治道。地方小传统中的庶民百姓如水中的鱼，政教就是水，若政教清明正直，水就清净，鱼即健康自在，庶民才能身心有德而安宁。陈北溪的行事，其实是依据朱子儒学，特别是礼乐文制来亲民爱民教民，而这是中国传统贤儒良吏必然会实践的治理之事功。此是十分重要的。以台湾当代社会为例，由于现代化的流弊，城乡大小庙宇，早无三教的正直教化，只剩巫觋鬼神迷信，而台湾千万信众其实多有沈溺其中，与德性之提升无关系，甚至多有败德之沈溺，反而在这些发达繁荣的民俗宗教中，充斥政客、地方豪族、黑道、辍学而斗勇之青年无赖。在台湾，有道德水平的三教是在人间佛教、儒宗神教和一贯道以及如瑶池金母信仰等新兴宗教崇拜，在其中仍有传统忠孝廉节的德教。而民俗宗教的主事和参与者，却多掺入世俗政治及迷信鬼神的巫术，何以如此？此即台湾的政治号称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而社会调控的功能失序脱轨已有一段漫长时期，故有为有守的为政者以及现代儒家多不关心或不敢关心此种领域，因此形成现代的台湾淫祀现象，当正人君子避之，转往人间佛教或一贯道等仍有正信正念的宗教中，则广大的直接与台湾庶民有关的民俗宗教之本质，就如水中渗入许多污染物，而形成混浊的人文之水流，庶民在其中就如鱼在此污水中受到污染而中毒。当代，惜无“陈北溪们”，可据朱子之礼学而厘清庶民社会的信仰和文化，而且若更进一步言之，纵许陈淳再生，活在当代台湾，恐怕也无可能在庶民社会中推行儒家的道德教化。

上述提及儒家大传统在传统儒者而言，必须下降落实到社会民间，通过教化，而在小传统文化中形成庶民的道德伦理之基本素养。朱子本人以及其后学，都是这样实践。甚至朱子之后的800多年之中国的民间社会，不论是理学家或心学家，都是不遗余力将儒家的常道慧命从菁英层往下传播扩散到庶民层。庶民不是菁英，他们不必非明白儒学的形上论、本体宇宙论、心性论不可，但他们却可以明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道德天伦，以及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的推恩之仁道，并及身而实践之。此在现代中国的道德伦理教育上，其原理和精神亦是一样，与朱子及其后800年来的中国教育，并无不同。这是要靠庶民之教来达至的，而在今日而言，更是指向大众化教育，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或通识教育中，特显其重要意义。陈永宝和曾令超两位教授撰述的《朱子理学的大众化教育及若干启示——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一文，其主旨强调当前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宜跳脱西方资本主义观念下的人文观点，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太注重从功利或利益出发。在当代中国，应注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养成，而这样的人文精神之建设的路线，是应归返到中国儒家思想和智慧中寻求现代之会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意涵，即是“马克思主义入中国而中国之”，中国是创造的主体，她的能动之创造性，如同在历史里面，她主动而有效地吸收佛教且包容蒙古文明、西藏文明、女真文明以及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吸纳融合“五胡文明”。同样地，当代中国亦可以其博大敦厚之性质而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优秀内容，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成分。中国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其共性而可会通，即两者同样关心广大众民，注重总体社会的生产力源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之人民主体性。以儒家的古典用语言之，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易经·坤大象》的精神和原则，惟有完成坤道，才能成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道，而此亦是孟子弘扬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谨庠序之教，鸡豚狗彘之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古代儒家主张生产力源和结构由庶民拥有，并先行解决而满足其经济和财富之后，再推展道德和知识的教养，促进社会制度之完善以及精神心灵之充实，这个大方向，亦即孔子明白说出的“先富后教”的道理。朱子承继孔孟之道，他最重视庶民百姓的基本生存，要求为政者必须做好农业生产的政道，人民在温饱的治理之下，才能谈到人文道德之涵养。所以朱子一辈子最留心“施善与教化”的治道，他正经界立义仓，并且修书院办教育，此即“既经济建设且教化传道”的儒家基本主张，是从孔孟一脉相传而由朱子承继实践的。在当代中国，强调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要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通识和专业课程之外，积极展开朱子儒学的通识和专业之教学，是正确且刚健的宽庄正道。

三篇儒学论文注重朱子理学落实于庶民社会，充实小传统以朱子的儒学儒教之观念和理想，而实亦点明了中国传统儒学是上下层次统贯为一的体系，传统儒家不是纯粹哲学家、学院学者，他们是内圣外王之儒道的实践者，在朝在野，都以个人道德言行为表率而在学统和政统上，尽心尽力推展教化和治理。故大传统和小传统在传统儒家的生命中，是必须统一而充分实现的儒家天责。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受西化影响，故研究儒学之士大多成为学院中的纯学人，在学统中以文字而表现了高度的儒家思维，但在社统的行事层，却多缴交白卷。当代儒者应从学院高墙走出来，须返回庶民社会，在社统中，将道统和礼乐仁义传播给中国人民，使当代中国人成为知书达礼的有人文道德教养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