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宝，曾令超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一、问题的缘起

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良好的大众教育[1]47，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大众教育本身又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较多。改革开放40年，由于长期受到“通过借鉴西方文明来发展中国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国内的大众教育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态。诸如以教育辅导班为主的考试培训教育和以读经班等为主的国学教育，虽然在大众教育的推行中尽其全力，但这两种“大众教育”由于各自的特点，并不能满足大众教育的需求。按照大众教育的提出者马丁·特罗的概念界定，大众教育应该将面向集中于“高等教育”，即是一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1]47的过程。因此，探索一条适合的大众教育途径，应该是当前从事高校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伴随中国转型时期存在的多元复杂的社会矛盾，隐藏在高等教育背后的种种教育问题便逐渐显现出来。如缺乏学习内驱力的“学习无目的主义”*部分当代大学生把大学当成了“游乐园”，信奉着“只要胆子大，一周七天假”“上课不过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没有逃课挂科过的大学生活不完整”等学习无目的主义，放任自我，让大学成为堕落的开始。参见：《“上大学就轻松了”，到底淘汰了多少人》。http://news.163.com/17/1128/19/D4BROFU30001982T.html.；如“大学科系细化”和“全民学习碎片化”引发的就业危机等。这实际上是追求高校精英教育所引发的现实后果。这种后果，主要表现为“国际认同感增强、西方化的思潮蔓延、民族精神的逐步退化、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等情况，表现为更加追求个性化、团队意识淡漠、功利意识明显、爱国主义激情减退、价值取向带有世俗、功利的色彩等现象”。[2]3对于这些出现的新难题，部分学者将大学教育的问题的破题点，定位为西学教育*本文中的西学教育，等同西方教育。这里用西学这个概念，意为突出传入中学的西方教育理念，其范围主要指欧美，不包括印度思想和非洲思想。在中国的完善化，期求通过“完善中国大学内的西学教育体系”来化解这一问题。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十年来高校教师在这一方向努力的收效甚微，问题非但未得到解决，且在某些高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态。

因此，针对以上种种情况，本文试图避开以西方思想为主的研究路径，试图从朱子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朱子理学与当代大学生问题的结合分析，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之所以选择朱子理学，其原因有二：一是朱子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座高峰，它即是对南宋以前儒释道等传统思想的归纳总结，又是在其基础上进行重新诠释，建构一套庞大的知识系统；二是朱子理学自南宋以后，成为官方钦定教材，特别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官方进行科举考试的通用教材，其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大众教育读物。除此之外，由朱子理学衍化出的《朱子家训》《蒙童须知》《小学》《近思录》等，为朱子理学的大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基础，成为中国古代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到修身，最后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好的“内圣外王”的培养。。可以说，朱子理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官学的科举考试中，还是在民间蒙昧的大众教化中，均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如何达到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平稳过渡、如何化解民众无理性的思想波动，及如何增强民众的向心力，树立民众的自信力，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朱子理学大众化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推行

朱子理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从其留存世的皇皇巨著，并非本文寥寥千言可以道尽。因此，本文将关注的视角集中于朱子理学的核心教材即《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四书》)，及其在理学推广传播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四书》为朱子理学的核心著作，涵盖其所有思想的雏形和关键点。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只有理解了《四书章句集注》，方能理解朱子的《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和《朱子语类》。正因为如此，朱子一生不断的对《四书》进行修改，直至仙逝前夕依旧为此忧心*朱熹曾说他一生心血，凝聚在《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参见赵顺孙：《大学纂疏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可见《四书》对朱子理学的重要程度。

(一)修《四书》，朱子理学的理论建构

朱子于淳熙九年(1182)，倾其全力将“圣人”的经典教化，翻译成能为民众所能掌握的语言方式，撰写成《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中《大学》、《中庸》两书，出自汉代戴圣所传《礼记》四十九篇，又称小戴礼记。其中，《大学》位于四书之首，《中庸》为曾子的学生子思(孔子的孙)所作。朱子将其两者取出，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和记载孟子言行的《孟子》合在一起，统称为四书。四书与五经(一说为六经)合并，构成自宋以来官方取士的考核标准。。为了使《四书》更易为民众为接受，朱子于淳熙十六年(1189，60岁)“序大学章句、中庸章句”[3]309。《四书》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它涉及到中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众多的方面，形成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完备的思想体系。绍熙元年(1190)，朱子受命漳州任期间，“修书经界，刊四经四子书”[3]309，促使了《四书》思想的大众传播。因其广泛的影响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自此以后，《四书》训说立于学官，与五经*这里的五经是指：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并列，成为民众自南宋晚期以来一千多年以来大众思想教育的钦定教材。可以说，《四书》的完成，标志着朱子理学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形成。钱穆认为：“语、孟、学、庸四书并重，事始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为朱子。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于《四书》，而《五经》转非所急……其为《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乃竭毕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4]189再次证明《四书》的重要性。

(二)言身教，朱子理学与实践结合

朱子理学并非只如颜元*颜元(1635—1704)，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保定市博野县)人。评判的“袖手谈心性”的学问。它主张身言力行，不能局限于理论本身，要深入社会实践，解决民间疾苦，通过人格化力量将朱子理学内化于民众内心。因此，朱子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不断地兴建学堂来普及大众教育。比如，他在出任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史的时候，虽年过六旬，仍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为当地的大众教育提供硬件设施。除此之外，他每与众弟子讲述学术，面无倦色，为其大众教育注入软件因素。朱熹的讲学不只是讲述圣人的遗言，还有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他主张讲学要贴己务实、切中时弊和亲切诚恳。在这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岳麓书院成为当时三湘士子问道求学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5]885。除重建岳麓书院外，“朱子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每到一处，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必整顿县学。大量人才由此培奍出来”。[6]2-3

朱子将理学与实践相结合，不只表现在授课内容中，更多表现为社会生活的践履中。1178年，朱子受命知南康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7]9966这说明，朱子不只是一个简单宣传理论的道德家，而是寻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干家。同时，他在“任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的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灭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方兼并土地之弊”。[6]2

(三)致中和，朱子理学与现实相结合

致中和*中和问题，源自《中庸》首章。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致中和在朱子理学中理解，后世学者将其定位于心性学方面，这本是朱子的原意。但余英时认为，朱子的“外王思想”才是他理论形成的真正意图。于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只从“心性论”角度来理解朱子的“致中和”，这样的诠释未免有些狭窄。笔者认为，应加上“工夫论”的角度。也就是说，朱子的“致中和”也可放置于外王领域。我们纵观朱子的一生的“外王治世”举措，如主张辟佛，但不像韩愈主张灭佛；主张退隐，却仍为帝师等，可见其证。是朱子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学者在对朱子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一般将朱子的中和问题区分为“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对于两者的讨论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将其悬置。但可见中和思想在朱子理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基于此，后世学者对中和问题十分重视*中和问题见于《文集》卷三十、卷三十二……卷六七七、卷七十五等，后世学者如牟宗三的的《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蔡仁厚和《中国哲学史》下册、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第二册等对此均有详细的研究，可见中和问题在朱子理学中的地位之重。。但是，后世学者将朱子理学的中和问题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新说”与“旧说”的区隔，及心性的已发未发的问题上。当然，这种以求内圣的视角来解读朱子理学中的“致中和”理念，有其独特的历史贡献与学术贡献，但关于朱子对中和问题的“外王”实践却因为对“心性的问题过度关注”而被隐而不见，这确实是一种损失。实际上，朱子的外王实践中，大学的“八纲目”虽为主要的、并显而易见的治世理念，但其中庸中的“致中和”也是其治世理念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驳斥颜元的“临危一死抱君王”、以悲观式的态度观照朱子理学的态度。

我们知道，在以帝制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他不但是各种权力的凝聚点，还具有精神偶像的意义”。[8]73因此，对于朱子理学大众教育的传播，不能脱离皇权的支持。虽然“朱子志不在为官，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故朝廷屡次徵召，他屡次辞命”[6]2，然而现实的残酷*朱熹面临的现实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1.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比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参见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第三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版；2.豪民猾吏皆才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群听，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参见脱脱：《宋史·宋光宗》第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3.两宋理学家当时思想大敌，厥为释氏之禅宗。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页；4.笔者认为，强敌在境，兵弱将少，无张设形势，无分敌之备，无积极主动，也是一个方面。不得不让朱子屡次出世为官，依托行政保障。于是，当宋宁宗赵扩任命朱子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入朝为官。希望通过为“王者师”的机会，向皇帝宣讲“帝王之术”，劝其“正心诚意”“动心忍性”。[6]4同时希望通过对皇帝施加影响，以达到化民众、化万物的理想。因此，他虽明知此举不得圣心，却执意为之。可以说这是朱子为其理学进行大众教育的一次行政努力。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年，内忧外患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然而金国内部动荡和时局紊乱，致使金国对南宋的军事以攻转守。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绍兴合议》。合约的签订缓和了南宋王朝“外患”压力，“内忧”问题却在王朝短暂的繁荣期间异常凸显，国内矛盾激化。“豪民猾吏”和“困苦单弱无能之人”之间的矛盾成为南宋的主要矛盾，如何化解南宋王朝的问题，也成为修齐治平的朱熹不可回避的责任。他利用短暂的为官，试行了其“中和”的治世思想，表现“辟佛”而不“灭佛”，限制“地主”而不反对“地主”(如设社仓)，企盼“收复河山”而不“盲目北伐”，这都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中在处理理想与现实问题的具体体现。就如其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灭人欲”，非完全消除人的所有欲望，而是消除人的过分的“贪欲”，也体现了朱熹的致中和的入世观。

(四)朱子理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相结合

朱子深知帝制社会大众教育的主力军为士大夫阶层。因此，如何实现士大夫阶层对儒家思想“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接纳，摆脱佛老思想对南宋治世的弊病，成为朱子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利用儒家思想(兼法家思想)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赏罚考核制度，是儒家思想得以有效传承的根本保证，继而实现朱子理学大众教育的现实目的。事实上，“朱熹博大宏伟思想体系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法律思想, 与法家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30于是，构建士大夫的政绩考核制度*士大夫官员阶层的赏罚主要通过官员的考核制度实现。多数朝代都重视对官吏的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政绩、道德品质、治事才能、社会评价等方面，考核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核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进退， 还与俸禄加夺、官位的升迁、解职相关。[8]74，加强士大夫的内心涵养，是朱熹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所谓的政绩考核，主要指为官一方时，官员对地方财政军的管理能力，也就是他的治世才能。对于这种治世才能，一是通过官员在任的政绩，如百姓生活的富庶或凋敝；二是官员在任时的民生评价，是怨声载道还是官场清明。这两个层次无疑构成了士大夫阶层在为官一任时的考核标准。这些标准的达到与否，决定了官员的俸禄、升迁、解职等相关事宜。

同时，面对佛老思想对南宋的士大夫阶层的冲击，如何化解佛老的空洞无为，加强士大夫的内心涵养，这是朱子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当时

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朱子将治世的侧重点，放在了加强士大夫阶层的内心伦理道德考核。在这种重内心、轻外在的官员考核机制中，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士大夫成为“以气节相标榜、以节操相砥砺”[8]74的经世致用式的人才。而对士大夫治世行为的规范，同时也为民众的道德践履树立了良好榜样。

朱子同时意识到，在以土地为中心的集权社会中，家庭教育对士大夫的观念形成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中， “修身”是儒家内圣外王环节的核心环节。而“修身”目的的达到，朱子认为家庭教育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因此，朱子通过设立家训，让其子嗣在一个良好的伦理环境中成长，完成其正心诚意的儒家思想普及，达到修身齐家的外王目的。无疑，朱子家训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保证了朱子后学的良性发展，为朱子理学成为宋元明清的官方显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士大夫的这种重视家庭伦理教育的方式，在民间形成积极示范的作用，普通民众对士大夫的仿效，无形中达成了对大众教育的目的。

三、朱子理学大众化教育的启示

大众教育的方法有很多，诸如确立行政保障，构建儒学教育体系，对民众实行价值教育；利用民间文艺形式，鼓励儒学发展，倡导自我教育，促进民众的价值内化等[10]73-80。这些大众教育的经验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大众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推行方法须具有一定的实操性。因此，为了使讨论不过于宽泛，同时结合马丁·特罗界定的大众教育应该将面向集中于“高等教育”这个特征，笔者在这里将问题的视角定位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具体工作上。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

等教育”中典型的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普及性”教育，不同于“专业性”教育，符合“大众教育”这个基本特征。同时，笔者认为，学者研究朱子理学，并非只有理论研究这一个视角，实学*这里的实学是指王夫之等的实学感念，即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参见章启辉：《王夫之哲学的实学精神》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4页。的研究也需得到重视。从前面的朱熹治世方法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借鉴经验。基于这个思路，笔者认为，朱子理学的大众教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求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的解决方案。

(一)朱子理学的言身教与大学生实践教育

朱子理学在大众教育方面*这里主要指德性教育。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大学和小学*小学亦称蒙学。。在朱子看来，“洒扫应对”的小学思想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思想，是民众“修身齐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朱子认为：“圣人教人，都是教人实做，将实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洒扫应对，无非就实地上拈出教人。”参见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一百三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77页。。在这种情况，朱熹尤为注重 “道问学”的践行方式。因此，朱子亲身制定朱子家训，并身体力行，为其后世学者树立道德标杆。通过言传身教而践行“道问学”的方法，使其理学思想内化于民众之中，达到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大众教育的目的。当代大学生群体所缺乏的，正是蒙童时“洒扫应对”的实践训练，及大学时“格物至知，正心诚意”的修身训练。于是，围绕大学生群体凸显的社会问题，多因于理论与实践教育的脱节。当然，对于其蒙学时出现的教育问题，非本文讨论的主旨，在此将其悬置。对大学教育部分，亟需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育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中增加了学生实践教育的模块，但由于现实实用性的缺乏和“心不正则意不诚”的应付性的心理，造成实践教学流于形式，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朱子常劝解后世学人不要空谈形式，而要切实的实践行为。因此，朱子在教育过程中，尤为注重教育的实操部分。我们从朱子的教学细节中便可探知一二。例如朱子谈读书，他常劝解弟子忌贪多无消化，如其说：“向来之病非书累人，乃贪躁内发而然。”[11]1459如朱子谈做学问，虽心不在校勘考据训诂之上，却从无盲信书本知识，必要的考据及试验也是朱子的日常工作*钱穆认为：“清人治经，非薄宋儒，自号曰汉学，以与宋学画疆界，树门户。然余观朱子治经，其识解之明通，意趣之宏深，即已远超于清儒之上。清儒自负以校勘、训诂、考据为能事，然朱子于此诸项，并多精诣，论其成绩，亦决不出清儒下。”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 201页。。因此，借鉴朱子理学大众教育中的“正其心、诚其意”，帮助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求放心”；主张补足“洒扫应对”的基本入世的生存技能，帮助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教育的现实内涵；重视朱子理学中修身教育的“格物致知”，使当代大学生通过朱子理学中“做工夫”来现身体验人之为人的道德道理，帮助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教育达到身心一致。

(二)朱子理学的致中和与大学生的世界观

朱子理学的“致中和”思想促使了南宋时期儒释道的融合，为大众教育的实施减轻了推广的压力。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学派争端分歧的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体现着朱子理学在大众教育中的“中庸”思想。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就出现在西方思想的教育背景与中华文化的生活背景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教师所讲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法被当代大学生真正理解，造成了理想教育与实践教育的脱节。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朱子理学的“中和”思想，探索出化解上述矛盾的新路径。

通过朱子“致中和”思想的爬梳，可以发现，朱子理学的“发而中节”等思想，可能是解决当代大学生在构建世界观过程中出现短板的良药。不过，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模式下，试图使当代的大学生回归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境界已无可能性，但如何驱使其形成“发而中节”的现实努力，不应该为当代大学教育工作者所忽视。在西学的竞争思想影响下，当代大学生偏喜以“极端”和“比较”的思维方式处理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西学真理观的作用下，绝对的对错观念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主要方式。拥有这种思路的大学生将“不偏不依”的“致中和”思想视为“和稀泥”而加以排斥。事实上，这种“对错的真理观”导致的日常生活缺乏弹性，生活轨道趋于单一，社会矛盾易于聚焦，这最终都以思想的混乱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过程之中。

(三)朱子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

当代大学生是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框架之内*自20世纪20年代李达与瞿秋白通过《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到《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就逐渐替代三民主义和传统儒学而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我国的立国立党之本，抛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谈论对大学生影响的其他思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以日丹诺夫*原名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上将政委，从1934年苏联共产党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理论为主导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明显不再适合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同时，以部分学者主张以结合西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单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受到理论本身的限制，忽视大学生群体的国家历史背景，常常无法触及当代中国大学生生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导致对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束手无策。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漠视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忽视。正是基于此，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精华，构建与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对话的平台，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融合，应成为当今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基点，应成为时代赋予中华文明传承创新中不能绕过的一环。

作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大学生，应跳出思维牢笼中的两个极端：即由盲目崇信中国传统文化和盲目崇信西方科技文化。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被排斥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体系之外，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应该融合进中国本有的思想教育元素。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2]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中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亦是大势所趋。两种思想的结合即是民众对现代性问题的破题之解，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思想保证。基于此，探索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朱子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总结与反思

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导向的金钱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甚为巨大，然而，当今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多是置身于以西方思想为绝对真理的体系中。虽然这种以西方思想构筑的中国当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大学生认知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伴随社会的多元发展，暴露出诸多难以化解的难题。在这个背景下，思政工作者们被迫走上一条寻找有别于西学式的新型教育之道，以化解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众多新型难题。国学的兴起，为部分思政工作者带来了一定的曙光。尤其以王财贵等为主要代表的国学运动，通过干预蒙学(小学)教育进而达到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法，引发了部分思政工作者的思考。对于生长于中华大地的当代大学生，这种国学引入的尝试也未免不是一条新路径。

由此，将国学思想特别是朱子理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试图挖掘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弊端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之所以选择朱子理学，源于两种理论的时代背景相似，任务相同。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整合，消减西学思想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副作用，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建立民族自信心。朱子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次高峰，对民众的思想的熏陶达千年之久，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转型时期的今天，重访朱子理学大众教育的起点，遵循朱子理学大众教育的工夫次第，探索朱子理学大众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定能为我们寻找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大众教育良性发展的现实路径。

[1]朱瑞刚，闫广芬.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对马丁·特罗的重新解读[J].教育评论，2014 (10) :47-49.

[2]刘江宁.当代中国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3]陈荣捷.朱熹[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

[4]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6]朱熹.朱子全书：第1册[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8]潘玉腾，庄晓芸：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72-81.

[9]徐公喜.朱熹与法家之学 [J]. 安徽史学,2006(5):30-34.

[10]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1]朱熹.朱子全书:第21册[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