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03）

女真人前往朝鲜京城进行贸易始于明初。《李朝实录》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兀良哈女真往朝鲜，献其土物；洪武二十九年，斡朵里部女真向李朝贡献方物，获赐苎麻棉布二十匹……。由此观之，女真人与朝鲜的贸易，到皇太极时期已有上百年历史。

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女真人以渔猎经济为主，虽有农业生产，但因生产力分散及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的落后，故而不占统治地位；女真人不擅长制造手工业产品，使得族民不可能靠自给自足拥有足够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此情况下，唯有通过与农耕民族进行的交换，才能获取生产生活用品与一定的奢侈品，满足群体的生产生活之需。由此就决定了女真（满洲）人对外贸易能力的出众，也彰显了外贸经济在后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一、对朝征战，转嫁危机

皇太极即位之初后金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史载早在天命十年（1625）后金就因“银子丰富，不再使用钱，故已停止铸钱。”①而这种情况势必会在皇太极即位之初造成社会不稳定；停止铸钱，专用银两，说明银源充足，社会上白银大量流通，势必造成大宗商品交易成本上涨，而铜钱停铸，使得购买力巨大的白银不便于诸申购买价值低廉的日用商品，最终造成贸易不畅，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及人民日常生活秩序。而天聪元年（1627）“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②为稳定国内失衡的粮价，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皇太极当机立断，对毗邻的朝鲜发动了战争，以期以邻为壑，转嫁危机。

掠夺经济是获取财富的捷径，自古有之。皇太极为缓解国内危急情况，从朝鲜掠夺大量财物，使朝鲜（西境）人员、财物被掳掠一空，就连皇太极自己都承认八旗兵“甚无纪律，见利当前，竟忘国献”，使朝鲜经济遭受重创。皇太极急需物资积累，使国内物价平缓，且有积蓄以备与明朝作战。蒙古诸部作为其拉拢对象，自不会惨遭剥削，而朝鲜作为为数不多可选为剥削的对象，自然不会仁慈，这就充分显示出皇太极构建的地缘战略格局（既联蒙削朝以抗明）。对没有退路、位于自己大后方且与明朝交好的朝鲜，予以打击，使得朝鲜国力保持在低水平线上，保证了己方在军事上不致受到两面夹击的不利局面。将其作为自己缓和国内矛盾，积累物质财富，巩固己方地缘政治地位的一个跳板。皇太极与朝鲜议和不久，就不顾朝鲜满目疮痍，以求开市贸易，正如之前所述，这并非临时起意，因为此时的蒙古已经是后金的亲密盟友。随着蒙古诸部的归附，人口急剧增加，单靠己方供养已然是心有余力不足，遂只有将朝鲜打造成后金的“羊圈”，予取予夺，以缓解供需矛盾。

二、对朝鲜战争的巨大收获

皇太极用兵朝鲜，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为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马百、虎豹皮百、锦绸葛布四百、布一万五千。”③而此时后金国内一匹良马银价三百两，仅此一项就可窥见后金通过此役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也对后金的对外贸易之开展，起了输血作用。于是，刚刚取得军事胜利的皇太极就迫不及待的希望与朝鲜开通贸易。是年“十二月初九日，遣参将英古勒岱，游击巴奇尔为使，同朝鲜使臣朴兰英往朝鲜。书曰：‘两国既和好，若不互相贸易，似乎疏远，我等遂有开市之议也’。”④由此可见皇太极与朝鲜开战非为夺城取地，而是专为开展贸易一事。皇太极急于开展贸易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获得朝鲜的粮食，以缓解国内饥荒灾情，稳定自己的统治。其次是要在与朝鲜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向朝鲜“出口”一定量的白银。皇太极通过军事胜利取得与朝鲜贸易的机会，定不是正常贸易模式或目的下的对外贸易；是为向朝鲜转嫁危机。而当时造成国内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除了饥年民生无以为继外，究其始端，就是国内市场流通白银数量大大超过市场需求数量，使得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白银价值下跌，钱与白银相关性价值量遭受破坏，使得钱币停铸，导致国内经济秩序混乱。而缓解此种情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社会上白银的流通量，从而使白银价格与铜价恢复正常价格比率。而后金与明朝的边贸此时已经不通了，周边地区唯有农耕为本的朝鲜国才有消费大量白银的能力与可行性。

后金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的。“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军事上的优劣关系，直接影响经贸活动，使之带有不平等性。”⑤皇太极通过一场战争，可说收获斐然。与朝鲜结成“兄弟之国”，使朝鲜在政治方面上与其绑在一架战车上，将朝鲜控制在自己手中。焚书盟誓曰：“誓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汗礼物，若违背不进，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仍与我满洲构怨坚固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雉发之人等，逃至朝鲜，容留不给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则告诸天地知征伐朝鲜国，天地谴责朝鲜王，殃及其身，无克永寿。”⑥皇太极依靠军事上的的优势，最终取得了在后金与朝鲜贸易中的主动权。

三、战后与朝鲜的经贸

后金与朝鲜贸易，主要输出人参、貂皮、狐皮等物，购买朝鲜的牛、马、农具等物用以弥补本国畜牧业、农业之不足和战马军需。貂皮等皮草商品为朝鲜上层社会所需，用以彰显身份；人参却是朝鲜能够自给自足之物，但在双方贸易中却处于大宗商品地位，这并非遵循正常贸易规律，显示了贸易地位的不平等。自12世纪始，朝鲜就有与女真部落贸易的先例，长久以来不曾废弛，朝鲜上流社会过分的追求貂皮，以满足其虚荣的社会价值观，导致了朝民被迫以自己手中的农具和耕牛与驽马，换取充当征收赋税的貂皮。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的流失，使得作为朝鲜根基的农业的生产力下降至低谷，这就动摇了农业社会的根本，人民的生计问题将会变得无比艰难，国家的发展也必定会停滞，所以，朝鲜在与女真社会的贸易中，是逐渐丧失了平等贸易的权利，非能一蹴而就。貂皮的贸易价格随着朝鲜国内需求的如饥似渴，增长极是骇人，高时达到一皮换一牛的程度。这使朝鲜的国力被逐渐掏空，从而变得孱弱无比。而边地人民在无法承担昂贵的貂皮贸易价格时，势必会选择逃离居住地，前往更加适合生存的、距离较近的女真地区，导致了朝鲜劳动力的流失，而女真却随着朝鲜铁器牛耕，以及人口的输入，生产力得到提高。经年累月，此消彼长之下，强弱高下立判。

后金时期，蒙古来归，使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但生产力却维持在原先的水平线上，这就导致生产力的增速不能满足于人口增速相伴生的社会需求；而“生产力的革新最终不能领先于由繁荣促进的人口增长时自行消亡。”⑦可见蒙古的投靠，是皇太极统治初期物质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使其拥有了更加强烈的贸易渴求与欲望。如此重压下，朝鲜迫于压力与后金先后在中江、会宁、义州互市。天聪二年，出粮开市，书曰：“今仅得米三千石，以附贵国之意。”⑧开市贸易，互通有无，对于刚经历战乱的朝鲜而言，无利可图；战后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国库空虚，三千石粮难以满足皇太极的期许。贸易的粮食数量少或因朝鲜抗拒、虚以赴会，另一方面看，或可说是朝鲜实无过多积粮，与其说不愿贸易，不如说无法贸易。

四、贸易中朝鲜的不利

朝鲜一方，对于后金这“强买”行径自是无法否决。同意了互市贸易是必然，但对贸易价格的公平与否却是心有忧虑。因此在其给后金的书信中明确指出：“贵国若欲多致米货，须平其利，非可抑勒也。”⑨朝鲜对于贸易价格可能遭受后金操控的忧虑跃然纸上。在商言利，朝鲜战后经济体制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与后金贸易，本就是动摇国本的行为，只是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下无从选择。无力抵抗的朝鲜只能在贸易条款中寻找平衡，但这种行为是不合时宜的。此时后金与朝鲜的贸易关系是建立在后金军事胜利的前提之下，贸易可以说是后金战胜后的既得利益，双方贸易价格自然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价，而是人为界定的。在这方面，朝鲜和后金可以说是根本利益存在着矛盾，这使得在今后的贸易过程中，双方经常为此而唇枪舌剑，互不让步，根源就在涉及到彼此的根本利益，无从退却。

朝鲜在与后金的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后金是利益既得者，而朝鲜作为后金的“产品倾销地”，处于贸易逆差地位。朝鲜输出耕牛、农具、驽马等从事生产的大宗商品，获得后金的貂皮、狐皮、人参等高档奢侈品，可见后金是通过贸易手段榨取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来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而这种与朝鲜的“不对等贸易”在后金社会从渔猎经济转型成农耕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

影响

皇太极即位于内忧外患之时，经济崩坏，民生凋敝。通过与朝鲜的战争为后金争取了贸易主动权，为削弱朝鲜国力，壮大自身，社会经济转型作出重大贡献。这一贸易形式已不仅限于经贸这一概念，其中还包含着稳定后方，削弱潜在敌人的政治、军事意图，可说是皇太极地缘战略结构的重要一环。经济因素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可想而知，皇太极天聪年间对朝鲜的第一次战争就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经济渗透到社会中，影响人们的生活，最终形成了国家意志，而天聪初年的这次战役充分体现了经济在当时后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注 释：

①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630.

②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57.

③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34.

④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72.

⑤[美]彭慕兰，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

⑥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39.

⑦[美]彭慕兰，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

⑧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76-877.

⑨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