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东 鞠俊峰 蒋继春

（1.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2.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吉林 通化 134000）

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政治术语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外国读者的关注,因为他们急切想了解中国的政治策略及经济策略。以钱钟书为主编的《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开创了有“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翻译的先河，这部著作的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和异译。直译和异译过多地强调了内容和意义，却忽略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归化和异化之争,作为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现象一直受到国内外翻译界关注。Venuti,Tymoczko,Schleimacher及我国的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都研究过归化和异化，但归化和异化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包含着文学和政治的内涵。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表层的讨论,而归化和异化则上升到文化和政治层面的讨论。究竟是保持其异国风味,将原著的位置放在首位?还是力求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些是翻译者应该考虑的问题。翻译是文化的翻译,而在跨文化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原文—信息来源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文化鸿沟,以及由历史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人文价值观迥异。

一、归化与异化理论

归化和异化理论是基于德国哲学家、翻译家施莱尔马赫的理论研究，由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具体提出了的翻译理论。所谓异化翻译，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二、政治术语的归化翻译

归化翻译结构简单自然,读者付出的认知努力相对较少就可以实现最佳关联,这也解释说明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都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原因。大多数译文中,异化只占少数。归化以类似的书名地名人名和似乎可找到原型的故事情节来满足部分读者的审美需求，使原文读起来优美流畅，以求尽量减少读者对原语文化的距离感,但却以牺牲“洋风”“洋气”和“洋味”为代价，使原著失真失味失本。过度归化使读者很难感受外来文化的熏陶和冲击,淡化了翻译在文化传递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些新内容,有的译者往往拘泥于传统,不大愿意创新,于是变异国情调为本国情调。

归化是以目的语为基础的翻译，而归化可细分为相对归化和绝对归化。以“台湾分裂势力”得的翻译为例，“分裂”在以前的翻译中分别译为“separation”，“split”“secession”，在这个政治术语的翻译中，我们既要体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有要争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而“secession”是最佳选择。在美国内战中，美国总统为防止南方分裂出美国而用了“secession”。这种译法使美国读者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同时在政治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在另一些翻译中，他们以目的语为基础，但同时有带有源语的风格。读者能够体味到翻译的存在。在翻译“我们要在全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解放”，译者面临“boost”“improve”“liberate”“emancipate”的选择。“liberate”“emancipate”在西方读者看来，他们可以把句子理解为“Chinese people suffers a lot in political，legal，or social area”.因此,“解放”只能译成“boost”或“improve”。这种译法顺应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却在译入语中“失味”“失真”。

鲁迅创造性地提出保持“异国情调”的异化翻译观，表达了以原文为审美选择的审美观点,达到移情和益智的翻译目的，同时又拓展了目的语词汇。异国情调给本土文学提供了新异感和异质美。这种美激起了读者的猎奇欲和求知欲，扩大了读者的审美范围，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读者阅读而得到延伸。原语的丰富语料在目的语中找不到相应词语，或找到词语逊于原语词语时，应积极地移植，为读者服务。异化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其处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其翻译的结果必然带来一些不同于目的语的新的表现形式,蕴涵着该民族的文化内涵。有的异化语在目的语已经得到认可，变成了归化语料。归化和异化的界限变得不那么清晰,政治术语的翻译需要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中灵活地选择归化和异化程度。

三、政治术语的异化翻译

异化不象归化那样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出现主要是源语文化中的一些事物在目的语中没有对等的词语而产生的不可译现象。它是以源语为基础而又违背了读者阅读习惯的翻译策略，它最大的保留了源语风格和特色。但是异化从文化传递的缺损程度上又可分为相对异化与绝对异化。

“打破铁饭碗”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比较流行的短语，它本身是一个比喻-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它在其他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语。因为铁饭碗是在公有制制度下稳定工作的代名词。他的翻译体现了文化，体制的不对等。因此，“to break the iron bowl”这样的翻译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它的出现在开始的时候会使外国读者困惑。但伴随时间的流逝，它会逐渐被外国读者所接受，而且有可能成为目的语文化的一部分。为了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绝对异化不但存在可能，而且存在很大政治和经济价值。“lose one’s job”的译法会导致源语文化信息的扭曲和缺省。绝对归化是从原文的角度出发按照原文的思路给出译文，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原文作者的思维和情感，再现了原文政治角度和经济文化变迁。

在对外记者招待会和关于中国政治制度报道中，译者即要传达原著的一切有要为读者着想，同时又离不开政治宣传这一核心。相对异化既能让外国读者接受译文，又能较好的体现中国政治体系的特色，尽管译文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与原文内容不能完全对等。在“民主党派”的翻译中，“民主党派”不能直译成“democratic party”因为这样一来外国读着会误以为“Communist party”并非是民主党派。中文本身的含义是其他党派—非共产党党派，而“Non—Communist party”，“the other political parties”这样的意译又失去了“民主”这一中国制度蕴涵。因而，译者可以将其译成“the fellow democratic parties”。这样通过“民主”来让读者感受来自中国的“民主”（尽管中国读者与西方读者对民主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同时通过“fellow”拉近外国读者与原文距离。更重要的是译文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党，其他党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民主党派。这样一来，翻译工作者便在外国读者心中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丰满的民主形象。

四、归化与异化的连续体

译者主要是根据翻译的目的，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来选择绝对归化，绝对异化和相对归化，相对异化的。他们的选择是在一定的语境中相互转化的，同时他们有形成了绝对异化，绝对归化在两个极端，相对归化，相对异化在中间的一个连续体。

朱熔基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豆腐渣工程”，这个短语可以分别翻译成：

1“bean curd residual project”

2“bean dregs project

3“bean curd project”

4“beancurdproject”,sonamedbecausetheyfallaparteasily

5“jelly built project”

在这个连续体中，越往上端越靠近原文，越往下端越靠近目的语。译者即没有强力宣传的目的，又没有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可译现象，因而选择了“bean curd project”,so named because they fall apart easily”这样介于归化和异化之间的译法。

综上所述,归化和异化现象一直是翻译界有争议的两个概念。多数学者对归化和异化的理解过于绝对化。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完全揭示对原语中文化成分处理的内在规律。归化和异化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工作者应从两个极端中摆脱出来,对归化和异化进行次范畴的划分。在绝对归化与绝对异化之间是一个连续体，二者之间的变化呈现出一个程度的递进的趋势,它们的中间端—相对归化相对异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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