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少华

（广西科技大学，广西 柳州 545006）

一、《文化概念化与语言》基本内容

1、第一部分“理论框架”

该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是对CCM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的阐述和说明，总体来说是围绕CCM下的文化概念化、文化认知等所具有的涌现性、动态性、复杂适应性等及其语言在文化概念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展开的。

第一章阐述了概念化、文化概念化、图式化、范畴化等基本概念，分析了概念化是如何分布于构成文化群体的心智之中，为建构CCM提供了理论基础。作者指出，文化概念化是一个包含文化图式与文化范畴的分布式模型，是表征群体的认知系统，是在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中涌现的。

第二章以复杂适应系统与文化语境为视角，探讨文化概念化与文化认知的本质特征。文化认知不仅是一个涌现系统，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其特征涌现于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文化概念化，作为文化认知的范畴，是异质性地分布于文化群体之中的心智，包含文化模型、文化图式与文化范畴。作者指出，语言不仅是文化概念化的容器，也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人类语言编码了概念化，概念化反映了说话者的文化体验。

第三章论述了语言在文化认知中的作用。作者认为，文化认知的内在范畴是文化概念化与语言，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具有涌现性、动态性、自组织性与开放性。语言作为文化认知的核心范畴，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概念化来说，它具有集体记忆容器的功能。

2、第二部分“案例分析：土著语言的文化概念化”

该部分包括第四、五章，以文化概念化为理论框架探讨土著语言与土著英语中所蕴含的土著文化概念化或文化传承性（cultural continuity），如土著英语中同源关系（kinship）的概念化与范畴化、土著精神层面的概念化、图式与隐喻。土著人的文化概念化不仅反映了英语中同源关系的运用，也反映土著人世界观所隐涵的精神体验。可见，语言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自己语言来表达文化概念化。

3、第三部分“跨文化交际”

该部分包括三章，是以CCM为理论框架，解释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概念化、文化图式、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IL）的文化概念化等语言现象。

第六章以土著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为研究对象阐述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概念化，表明土著人的概念化栖居于土著人的文化信念与世界观之中。可见，语言体现了文化图式与范畴，在特定的语言社区具有文化认知的特征，是文化概念化的传播者与容器。相同的或不相同的概念化对交际会产会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七章运用文化概念化的理论框架分析说话者如何在EIL的交际过程中利用本族语的文化概念化进行交流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EIL可以用来传递文化概念化的不同系统，它将能转换成一种核心语言，或正试图把整个世界转变成一个“异质性”的语言社区。作者认为，EIL语境下有必要建构一个修正的交际模型，那么说话者不仅需要具有语言能力，而且必须具有EIF能力，即元文化能力（metacultural?competence）。

第八章以波斯语harmandegi（惭愧）为例，探讨harmandegi的文化图式，揭示跨文化交际所隐含的特定文化准则与价值观。harmandegi文化图式是通过表达谢意、提供服务、要求服务、道歉等方式来实施其言语行为的图式。它生成于认知的文化层面而非心理层面，能激活特定文化群体的人的思维与行为。

4、第四部分“跨文化语用学”

该部分包含第九、十章，是从CCM的角度来探讨波斯语、波斯英语的文化图式、语义/语用概念化，考察语用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是如何传递与交流。作者首先考察波斯语人与澳大利亚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shekasteh-nafsi（谦虚）文化图式。研究表明，语用策略本质上是语言的，它是由言语社区所提炼的文化图式生成的。即，语言策略与礼貌扎根于文化概念化之中。其次，作者讨论英语语言变体（波斯英语）aberu、tarof与Shakhsiat文化图式，分析波斯英语中的问候（如 salam?va?ahvalporsi、salam?o?tarof）及其感情（如 delbakhtan、deldar）的概念化、诠释它们在跨文化语境中所体现出来的语义-语用的概念化。可以说，英语变体表明了说话者的文化概念化，也体现说话者选择文化概念化的方式方法。可以说，文化概念化不仅主导了语用意义，也支配了感知的言语行为的方式。

5、第五部分“文化、身体、自我与语言”

该部分包括第十一、十二章，主要论述波斯语“自我”（self）、del“心/胃”(heart/stomach)、cheshm（眼睛）、知觉（perception）的文化概念化。在波斯语中，“自我”是通过波斯语本族词khod与阿拉伯语借来词nafs表现出来的。在苏菲传统文化中，“nafs”具有骄傲、嫉妒、贪婪等利己倾向的特性，被视为罪恶的根源。在波斯语里，Del是“精神之心”（spiritual heart），del的语义概念化为感情与欲望的发源地、同情的根源、心智的发源地等。del的文化概念化表明了语言可以为贯穿特定言语社区历史的文化概念化提供“记忆容器”的功能。同时，cheshm是情感的概念化，表现为它是爱的发源地、羡慕的根源，并与人物特征（如固执、天真、粗鲁、贪婪）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可见，身体、文化与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性与关联性，而且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建构，扎根于特定的信念传统中。

6、第六部分“政治话语”

该部分包括第十三、十四章，是以波斯语的政治话语为例，讨论国际政治话语的修辞性语言及其政治话语的翻译问题。作者分析了伊朗政治话语中的修辞性语言所隐含的文化图式，旨在表明这些话语所运用的修辞性语言是在波斯语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下建构起来的文化概念化。因此，政治话语的翻译必须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概念化，不然会导致严重的误解。最后作者重点考察与分析出现于政治话语中频率较高的概念concession、compromise与jihad如何翻译成波斯语，强调政治话语翻译的复杂性，旨在表明语境化于特定文化、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文化、社会、政治的内涵，其翻译不仅涉及到社会政治的理解，而且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理解。

二、对《文化概念化与语言》简要评论

Sharifian的《文化概念化与语言》是一部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语料全面、论证充分、研究方法多样化、实证研究可行性、理论框架跨学科性，具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好书。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文化概念化的多学科性

Sharifian试图改变目前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人类学、分布式认知、复杂科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界面的脱节现象，希望走出这种界面脱节困境，将语言置于文化认知的理论背景下，将前沿学科的理念与研究整合起来，建构CCM。CCM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人类学、复杂科学等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基础之上，体现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思想，遵循着认知语言学所追求的“统一解释”模式，尝试用CCM框架来解释语言变体、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语用学、EIL、政治话语等应用语言学范畴，对语言的各个层面包括语义、语用、句法、词汇、隐喻、时体等现象作出统一解释。这本身是一种创新，为研究与探索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内在关系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可见，CCM不是单向的理论框架，与多学科之间存在互补与渗透关系。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语用学、EIL、政治话语分析等学科为CCM的研究中提供了研究议题、方法、概念等方面的支持，使文化概念化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研究方法日渐系统化；CCM也为这些应用学科探索语言、文化与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文化概念化与相关学科之间已形成相互交叉与影响的多维关系，存在着难以切割的界面。

2、理论框架的文化认知性

贯穿本书的主线就是建构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与描写力的CCM，试图把语言根植于文化概念化与文化认知之中进行研究，视语言为一个重要文化基础的概念化系统，从而使CCM理论框架具有文化认知性，也有助于解决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界面关系与接口问题。CCM理论框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1）从跨学科的角度，将文化概念化系统化与整合化，升华为一种具有多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理论框架；（2）并以文化概念化为理论框架对语言变体、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语用学、EIL、政治话语等语言现象做出统一解释；（3）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引入到概念化的研究范围，把文化认知与文化概念化看作是一种具有涌现性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理论创新意义；（4）将“作为文化系统下的语言是如何与认知互动的？文化层面上的认知是如何在语言中显现的？”这两个问题作为“文化语境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具有本体论意义。

3、研究方法交叉性

Sharifian文化概念化的建构实质上是回归到Talmy（2000:1-5）提出研究语言的概念化方法，即不同文化的语言以概念化方式反映现实世界，这也是萨丕尔-沃尔夫一派所坚持的传统研究方法。当然Sharifian是把语言置于文化认知的语境下进行的，融合了诸如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语言、分布式认知与多主体系统理论等多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性、交叉性与整合性，是对萨丕尔-沃尔夫一派的研究方法与Talmy语言概念化方法的一次拓展与超越。从相对性的不同层面来看，萨丕尔-沃尔夫一派所强调的是语言的相对性，Talmy等认知语言学派看重的是认知的相对性，而Sharifian所侧重的是文化的相对性。从本书14章内容来看，Sharifian虽没有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论），但他的理论框架仍然遵循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观。Sharifian从多个角度与多语料所展开的最新实证研究表明，语言作为文化认知的核心范畴，它体现了特定言语社区的文化图式与范畴，内置于语言中的文化概念化会影响说话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思维与认知。Sharifian认为，语言与文化概念化是文化认知的内在范畴；语言既是文化概念化的记忆容器，又内嵌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化传播的动态载体。基于此，Sharifian认为，语言与文化概念化既相互交织的，又是复杂适应系统，其特征表现为聚集性、开放性、动态性与自组织性。从这个意义上说，Sharifian的文化概念化与语言相对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可以被视为语言相对论的现代研究方法。

4、概念内涵的拓展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梳理与修正前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如概念化、图式化、范畴化、文化图式、文化范畴、认知、文化认知、复杂适应系统、集体认知等等，并对它们进行相应的界定，旨在拓展与加深文化概念化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例如，Sharifian指出，概念化是人类集体认知的产物，包括图式、范畴、隐喻、概念空间等等；文化认知是由文化图式与文化范畴构成的，而文化图式与文化范畴统称为文化概念化，它们在文化层面上具有认知的涌现特征。对于“认知”这个概念，Sharifian指出，认知不仅仅具有个人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群体的特征；文化层面的认知是一个涌现系统，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这些关键概念的讨论与界定，让我们对文化概念化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1]Sharifan,F.2013.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and Languag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Talmy,L.2000.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