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强，邢锐锐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对毛泽东读书史进行系统研究既有利于了解毛泽东毕生的知识构成及思想年轮，亦能为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启迪。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读书史的研究多聚焦于其读书生活，但系统梳理毛泽东毕生读书情况的专论尚付阙如。本文主要依据毛泽东年谱及其他资料的相互印证对其读书史进行梳理、考证与分析。

一、1918年前毛泽东读书广涉中西之学

毛泽东在8岁以前，寄居在湘乡外祖父家，9岁回到韶山读书，开启了6年的私塾生涯。从1902年到1906年之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附近的四个私塾读过书。1902年“在韶山南岸，启蒙教师为邹春培，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毛泽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 ”［1］（P2）1904 年，在韶山关公桥读书，塾师为毛咏熏；1905年春到1906年夏，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读书，塾师为周少希；1906年秋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为毛宇居，继续读四书五经。毛泽东“不是很喜欢经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如 《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等。 ”［1］（P2）1906 年末到1909年夏，“毛泽东在家务农，虽白天干活、晚间记账，仍挤出时间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及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的 《校邠庐抗议》。 ”［1］（P6）1909 年秋至1910年夏，“说服父亲同意后，毛泽东在韶山乌龟颈、东茅塘复学，塾师为毛简臣、毛麓钟，在毛麓钟家里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1］（P8）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东山小学读书。东山小学除教经书外，还教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留日体育教员讲日本明治维新和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形，并教音乐和英语。毛泽东的“心思不在读经书上，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读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书，从一本世界英杰传读到拿破仑、叶卡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这一时期毛泽东读到梁启超《新民丛报》，崇拜康梁。”［1］（P9）1911 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毛泽东 “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 《民立报》。 ”［1］（P10）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22日长沙起义，月底毛泽东成为一名列兵，他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名词。 ”［1］（P11）1912 年 6 月毛泽东“阅读《于批历代通鉴辑览》。”［1］（P12）1912 年秋，毛泽东“制定自修计划，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如严复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还包括一些俄、美、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等。 ”［1］（P13）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在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建议下，买了《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1］（P14）1914 年 2 月，“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教授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努力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公正的、有道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徐特立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治学严谨，对学生影响很大。学校的课程很多，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等，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修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力求深入，融会贯通 。 ”［1］（P15）毛泽东的“读书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四十七页（九十四面），洋洋万言。这本笔记前半部分抄写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后半部分冠名《讲堂录》，内容广泛涉及《楚辞》、《史记》、《汉书》和一些先秦文学、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外，还记录了一些自然科学常识，以及一些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间或夹叙夹议。 ”［2］（P363）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总结治学问题，对过去强调自修，不重视课堂学习有新的认识，认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1］（P18）同年 7 月，“毛泽东多次聆听黎锦熙讲读史方法、研究方法、读书自习之法。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群学肆言》的‘缮性篇’。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性。 ”［1］（P19）同年 9 月 6 日，毛泽东“写长信给萧子升介绍自己的读书之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心中’；亦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1］（P20）1916年暑假，毛泽东“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很大的兴趣浏览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 ”［1］（P23）开学后，国文课讲授文字源流。毛泽东“对《文字源流》一书读的十分精心，写批注、作注音、还改正一些错字。 ”［1］（P24）

1917年夏，“毛泽东为萧子升的札记《一切如一》作序。序言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毛泽东认为‘做学问如筑象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 ’”［1］（P26）1917 年秋，毛泽东“听杨昌济讲授修身课，教材为《伦理学原理》。毛泽东精心研读此书，写下一万两千字批注，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 ”［1］（P28）

二、1918年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五年时间专攻社会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思想处在新旧的剧烈变化之中，其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各种研讨新思潮的活动。”［1］（P38）同年 11 月15日，毛泽东“读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P38）1920 年，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3］（P20）

1926年5月到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过程中“向学员介绍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 ”［4］（P27）1929 年 11 月 28日，致信中共中央，“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用于党员理论常识教育。”［1］（P288）1932 年 4 月下旬，“漳州战役后，获得了一大批书籍。这批书包括军事、政治、科学等方面，其中一部分为马列著作，大概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4］（P28）1933 年 11 月前后，毛泽东“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错误策略》一书给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P417）1934 年 10月，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毛泽东在随军转移时，他认为书是不能不带的。其中有两本书从长征开始一直带到延安，并且经常介绍给别人看。一本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2］（P42）1934 年到1935年长征时，毛泽东病倒了，“在遵义会议之前，他一直躺在担架上，据护理他的医生回忆，他在担架上手不释卷地读一本书，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4］（P29）

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毛泽东“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两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1］（P615）1937 年 7 月以前，毛泽东“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二千六百字，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准备。 ”［1］（P686）

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毛泽东“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5］（P48）1940 年，毛泽东“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了约一千两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5］（P349）。1942年8月3日，毛泽东“提议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 《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5］（P397）11 月，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3］（P43）

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下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人怎样变成巨人》伊林·谢加尔夫妇）。我曾看过赖也夫的社会学 《唯物的社会学》（赖也夫斯基著、陆远译）、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要》、诸如此类，均请收集。”［5］（P486）12 月 24 日，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及编入的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一文。 ”［5］（P488）1945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读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6］（P51）1946 年 4月 22 日起，“重读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 ”［6］（P73）1948年4月21日，“在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6］（P304）

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 ”［3］（P25）1956 年 7 月16日，毛泽东“读到英文本《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的一段话：‘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3］（P229）1957 年 8 月， 毛泽东“读列宁《做什么？ 》、《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7］（P196）1958 年，毛泽东“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写若干批注。 ”［7］（P566）

1959年10月23日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 ”［3］（P19）1959 年 12 月 10 日起，“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研究所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在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很多评论， 写了一些批注。 ”［8］（P248）1960 年 2月9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劲坑一起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的结束语，并做了一些评价。 ”［8］（P326）

三、研读马列著作的同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1935年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刘鼎，提出在购买军事教材时除了“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如《孙子》也要买一点。 ”［1］（P588）1937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致信李克农，要求购买整个中国历史演绎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P651）1939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读“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5］（P110），2月20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 ”［4］（P59）1939 年 5 月 5 日傍晚，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重点提到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5］（P125）1941 年 1 月，毛泽东“在给岸英、岸青的一封信中提到：‘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书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在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并附上了一张书单，有《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三国志》、《水浒传》等21种约60余本。 ”［2］（P429）1944 年 1 月， 毛泽东 “读郭沫若的《虎符》”［5］（P490）；3 月，“读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 ”［4］（P490）1948 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读完历史学家吴晗送阅的《朱元璋传》。”［6］（P402）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老友周世钊时，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认为“《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 ”［4］（P109）1952年，毛泽东 “读郭沫若的 《奴隶制时代》。 ”［4］（P94）1954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 ”［8］（P305）1954 年冬，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P172-173）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对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作评注。 ”［7］（P195）12 月， 毛泽东“要身边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以备深入研读。 ”［3］（P182）

1958年2月，毛泽东“偶翻《全唐诗话》，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7］（P297）， 并 “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 ”［3］（P171）3 月 4 日，毛泽东“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来看，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 ”［3］（P6）3 月 24 日，毛泽东“读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 ”［7］（P324）5 月 23 日，毛泽东“看宋玉《风赋》、《昭明文选》。”［7］（P358）1958 年 12 月 7 日，毛泽东“给《三国志·张鲁传》写长篇批语。”［7］（P547）1959 年 4 月24日，毛泽东“为查找吴组缃的一篇文章，批示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 ”［9］（P27）5 月 28 日，毛泽东“送一本范晔《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重点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董卓传”。［9］（P57）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同林克读英语，期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9］（P82）7 月 2 日，毛泽东批示林克：“《草字汇》，清人石梁编，集汉章帝以下八十七家草法，请林克嘱北京搜购一本。”［9］（P87）7 月 8 日，毛泽东批示林克：“请找一本袁枚的《子不语》及《两般秋雨庵随笔》交我为盼。”［9］（P94）

1961年3月21日，毛泽东“嘱身边工作人员向有关图书馆借以下书籍：南史列传、张元干《归来集》、张孝祥的《于湖居士散文集》、洪皓的诗文集。 ”［4］（P133-134）3 月 22 日，“嘱身边工作人员向有关图书馆借唐代文学家罗隐的《江东集》、宋代诗人林和靖的诗文集。 ”［9］（P565）4 月，毛泽东“对中国散文作家杨烁写的旅日游记 《樱花雨》一文批示。”［9］（P582）6 月 16 日，毛泽东“读朱熹的宋版《楚辞集注》及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4］（P109）7 月，毛泽东又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 ”［3］（P171）

1962年6月15日，毛泽东“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10］（P106）9 月 20 日，毛泽东“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0］（P148）11 月“23 日，读《宋史纪事本末》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24日，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10］（P170）

1963年1月3日，毛泽东写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195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标点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10］（P180）3月，毛泽东“再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 ”［3］（P171）1964 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3］（P194）12月29日，毛泽东“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写信给田家英：“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10］（P459）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阅”，并“在封面上写明要陈毅看以下列传：陈实传、黄琼传、李固传”。在封面上还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10］（P484）9 月，“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 《诗经》、《荀子》、《韩非子》，都要大字的。 ”［10］（P484）

1967年9月23日，“读宋洪迈的 《容斋随笔》。 ”［4］（P87）1969 年 6 月 3 日，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 批注：“再读此传， 为之神往。”［11］（P254）1975年4月13日，“为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这期间，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十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11］（P578-579）5 月 29 日到 9 月中旬，毛泽东“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听芦荻读书期间，毛泽东不时点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及历史著作。”［11］（P586-588）5 月 30 日，毛泽东“请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并评论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11］（P588）6 月 18日，毛泽东“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提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嵇康的《与山臣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1］（P591-592）7 月 14 日晚上，毛泽东“听芦荻连续读两遍王粲的《登楼赋》，读《楚辞》，背李商隐《安定城楼》。 ”［11］（P598-599）7 月 28 日，毛泽东“白内障手术后开始看书，读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11］（P601）8 月 12 日，毛泽东“读庾信《枯树赋》并就注释问题批示。 ”［11］（P602）8 月到 9 月，毛泽东读《晋书》，在封面上批写：“一九七五年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 《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11］（P605）1976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11］（P651）

四、结语

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学问家。［12］读书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13］根据毛泽东读书史来看，毛泽东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甚广，涉及马列著作，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中国文学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哲学著作，宗教，逻辑学及各类工具书等。通过对毛泽东读书史的梳理可以约略看出毛泽东的知识构成和思想年轮。从1902年至1917年，毛泽东读书广涉中学与西学，为其日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1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时一直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恰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连续不辍的深入研读与思考，才使其可以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进而最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作家。